茅台酒的神秘,正在于它的限量生产。然而,半个世纪前,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年代,茅台酒却发了疯一般,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产量大跃进。
“搞它一万吨”
新中国成立前,茅台镇有“成义烧房”、“荣和烧房”、“恒兴烧房”3家私人酒坊。3家酒坊经过多年苦心经营,让茅台酒名声远扬。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成为世界名酒。如今,3家酒坊创始人的塑像,矗立在茅台酒文化馆的显要位置。
今天的茅台酒厂,就是在这3家酒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国后,“成义烧房”被中共仁怀县委以1.3万元人民币买下。“荣和烧房”的老板因犯有“通匪罪”被处以死刑,酒坊被政府没收,并入酒厂。“恒兴烧房”的老板解放前担任过贵州省银行总经理,1952年“五反”期间,被查出“侵吞资产”,判处有期徒刑10年,酒坊由政府接管,转归茅台酒厂。
酒厂合并之初,年产仅仅几十吨,此后规模逐步扩大,年产最基本维持在二三百吨左右。但到了1958年,茅台酒产量从1957年的283吨却突然激增至627吨。1959年,产量又达到820吨,1960年升至912吨,用当地人的话说,茅台也“放了卫星”。
茅台大跃进,发端于毛泽东无意中的一句话。
当时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记得在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我陪同毛主席去杜甫草堂。主席问我:‘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我说:‘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主席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
周林所说的成都会议,是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林参加了这次会议。成都会议是一次批判“反冒进”、为大跃进鼓劲加油的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要求跃进。他直接提出,要搞几十个、百把个“大丰收”的例子,这成了各地“放卫星”的第一推动力。
周林回到省里,全力贯彻毛泽东对茅台酒的指示。时任仁怀县县委书记庞耀增回忆道,那时茅台酒厂属于县管企业,由他直接抓。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万吨茅酒香”,斗大的标语写在茅台酒厂的河对岸。
1959年,周林对茅台酒厂领导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周林作出这番指示的照片,现在挂在茅台酒文化馆里。当时县里倾全力支持茅台扩建厂房。修厂房时,正好县委备好木料准备建办公楼,得知茅台酒厂建厂房缺木料,立即把县委办公楼项目停了下来,将所有木料拨给茅台酒厂。
各地调粮,支援茅台
每生产1吨茅台酒,要消耗5吨粮食。问题是,大跃进后面紧跟着是3年大饥荒,这么多粮食从哪里来?
1960年2月20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给贵州各地区一封加急密电。密电说:“为支持茅台酒生产,确保出口任务完成,根据各地元月底高粱库存,确定调安顺5(单位万斤,下同),毕节25,铜仁16,黔东南5,贵阳市5,给仁怀茅台酒厂。由于急需,希接电话后立即安排,组织发运。”这是不由分说的死命令。
这样的紧急调粮显然不止这一次。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必须卖给国家,自己留多少也得经国家批准。城镇家庭凭粮本和粮票供应粮食,这叫统购统销。
那时贵州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浮夸风,大肆虚报粮食产量,直接后果就是把农民手里的粮食都征了过来。1958年贵州省上报产粮180亿斤,但实际只有104亿斤。为了达到虚高的统购指标,就强迫农民多卖粮。结果是,1958年比1957年粮食减产2%,征购数量却反而增加了23.8%,达到33亿斤,导致农民被迫把口粮都给卖掉了。
1959年,粮食产量继续大幅减产到84亿斤,征购原粮却上升到40亿斤,占产量的47%。
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亿斤,征购数量却升到产量的52%。征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4两。
就是这4两,农民也不能全部吃到嘴里。统购统销分两种,一种是计划内的平价粮,这是主体;此外,还有一种是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国家临时要多购粮食,再要求农民多卖。茅台酒紧急调集的粮食都属于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从农民手里二次征购的粮食。茅台酒越多,农民负担就越重。
有一次,茅台急需高粱,省里就从四川协商筹集400万斤高粱,四川的条件是贵州用400万斤大豆换。“这对贵州来说很不划算,因为大豆的营养价值和紧俏程度都比高粱高很多。”他说,没办法,这400万斤大豆也是从贵州农民手里再度征购的议价粮。
茅台镇的饥民
1961年,贵州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斤降到25斤,接着又降到23斤,油水少,“瓜菜代”跟不上,很多干部患上了浮肿病。据说是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贵阳饭店办了厅局长浮肿病医院。连厅局长都因缺粮进了浮肿病医院,老百姓就更别提了。
为度饥荒,茅台酒厂用4份酒糟配上一份面粉,蒸成糟子粑,给职工充饥。赵明军清楚地记得,工人每顿两个糟子粑、2两高粱饭。当时酒厂工人的工作属高强度,每天工作16小时,其中12小时酿酒,2个小时搞基建,2个小时政治学习。糟子粑热量低,个个饿得无力干活。有时工人从高粱里拣出几个玉米粒,也不放过,当宝贝一样烤着吃掉。
那时,酿酒用的粮食都是酒厂工人到各地去背。每到休息日,赵明军就带着工人去各地背粮。“每次背粮都有民兵押送,而且荷枪实弹,怕土匪抢粮。”赵明军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土匪啊,都是饥民。”
已经退休多年的赵明军,有一件事至今仍让他内疚不已。当时,有一个工人从厂里偷了一袋高粱,作为车间主任的赵明军亲手把他开除了。
其实,困难时期酒厂工人生活算是好的。已经退休多年的酒厂老工人杨玉龙回忆,困难时期酒厂没有一个人饿死,而且还发肥皂、洗衣粉、工作服等劳保用品。但杨玉龙的家,离酒厂不远的茅台镇上坪村就饿死了不少人。饥荒年代有个说法叫“颗粒归仓”,这4个字绝不是说说而已。1961年秋天,粮食已经收完了,杨玉龙的老婆又回到地里拾掉在地上的麦穗,捡回来后没有上交,结果被斗了个半死。
为了家里人能有口吃的,杨玉龙当时做了一件铤而走险的事。他听说,翻过山的四川省有些地方,一座山只有一户人家,山高皇帝远,有人就偷着种了些粮食。于是,他揣上酒厂发的劳保用品,趁天黑翻山越岭到四川,想用劳保用品换点粮食回来。谁知,在路上被人发现,扣在当地劳动了两个星期。
当时生产茅台酒的粮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迫征购的。可赵明军和杨玉龙说,由于盲目扩大产量,完全不顾酿造规律,生产出来的茅台质量低劣,造成国内外消费者反响强烈。
迫于各方压力,1959年4月,轻工业部派了一个“贵州茅台酒总结工作组”进厂,进行全面整顿。整顿到1962年,茅台产量从1960年的912吨降回363吨,酒厂很多职工也相继调离,被安置到其他行业。
此后十几年,茅台酒产量都在二三百吨左右徘徊,直到1978年,产量才超过1000吨。
大跃进时期的“陈酿”后来一直无人问津,反倒是早先私人酒坊的酒成了茅台中的“珍品”。
2003年,茅台酒年产量终于达万吨。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