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处在“牢不可破”时期,为了便于两国领导人随时通话,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热线电话。后来两国关系疏远,这条热线变成了死线,再无人使用。
1969年3月21日晚8时,这条电话线上的指示灯突然亮了。年轻的中国女话务员惊诧地插上了机塞。
“喂,是北京吗?”柯西金问道。“是啊!请问您找谁?”话务员反问道。
柯西金说:“请接毛泽东主席的电话,我要同他通话。”
话务员感到奇怪,竟然要找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遂问道:“您是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对方答道。
当时我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每天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响彻中国大地,女话务员一听是“苏修头子”柯西金,当即以严厉的言词斥责道:“你是修正主义者,没有资格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讲话,我不给你接电话。”
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毛泽东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恩来总理吧!”
话务员一听这话火气更大,大声向柯西金说:“苏修头子,你听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们的总理很忙,没有时间听你的胡言乱语,就是有时间,也不会听你嗦的!”说完,“啪”一声,挂断了电话。
康生当时还表扬话务员,说是政治觉悟高。周恩来后来知道此事,批评话务员无组织纪律,不报告中央擅自拒绝通话是错误的。
此时的苏联领导人,在对与中国交战的问题上分成“鹰派”和“鸽派”。以军方为代表的“鹰派”主张同中国立即开战,为此不惜发动核战争;以柯西金为首的“鸽派”,主张慎重行事。他说,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重要敌人是美国,苏联国内经济状况又不好,军费缺乏,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向中国开战,势必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柯西金的要求下,经勃列日涅夫同意,才出现了刚开始的那段电话对话内容。
正是由于这个电话,柯西金转变成了主战派。苏联领导层一致意见,决心发动一场毁灭中国核基地的大规模的核战争。
无巧不成书。3月22日零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叶里扎维金紧急约见外交部有关人员,而此时叶还不知道柯西金电话已经遭到拒绝。叶说:“我受柯西金同志的委托,紧急拜会外交部,并转告他的建议。我想知道,柯西金同志想用电话同毛泽东进行联系,是否可能。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同毛泽东谈话,柯西金同志能否用电话同周恩来同志谈话。”
外交部人员当即表示,将立即报告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我们两党是没有关系了,但我们两国还有外交关系,不能拒绝联系。”接着,他说,“我们本不愿意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我们主张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随后,由乔冠华和李连庆当场起草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总理在报告和备忘录上批准:“即准备谈判”几个字,并让秘书通知当时在礼宾室工作的王海容,马上送给毛主席审阅。
一会儿,毛主席批示同意。
乔、李二人回到外交部已经天亮。李连庆立即通知苏联代办叶里扎维金来外交部,当面向他宣读了备忘录,“从目前的中苏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就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这样,尽管当时珍宝岛的武装冲突没有立即停止,但是部分外交人员的挽救工作和周总理的英明决策,促成了以后两国总理的北京机场会谈,从而避免了中苏的一场战争。
选自《党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