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肥缺”（或称“优缺”“美缺”），是指能够得到较多收入的官职。因为收入的来路并不光明、肥缺不可能见于选官制度的规章。肥缺的存在体现了官场的腐朽性。
哪些职位属肥缺
肥缺一般都与财物有关。专职性的肥缺，最出名的是征收商品过关之税的税务官。由于商品过关数量及其所抽税额不易确定，政府很难精确规定其上缴税额，从而使征税官有了从中侵占的机会。此外，商人为少纳税而进行的贿赂，也成为征税官的灰色收入。
征税官中最优的肥缺，是任职于北京崇文门、广州粤海关等税关者，此外还有管税的道员，如天津海关道，上海、登莱、汉口、九江等关道，都是当时的肥缺。
再有是盐务官。盐因为产销由官方垄断、盐商承包，管盐务的官员得以从中加征办公费，并获取其他灰色收入，这类盐务官有盐政、盐运使、运同、运副、运判、提举、盐法道道员、盐引批验官等等。
还有中央掌管土木、水利工程的工部，因为负责工料预算、办料、交办工程等，该部官员便可从中“分润”。工部与掌管全国财政的户部，并称“金工部”“银户部”，以金、银来譬喻其任官者收入之丰厚，以及两个部门这种收入的差别。
由于各地贫富不同，所收税额也不同同治年间曾任粮道，盐运使等官的金安清在其《水窗春呓》一书中记载，督抚中两江总督最“优”，一年可达30万两白银，其次为两广、四川总督。专管漕粮、田赋事务的粮道道员，最“优”者一年也可得30万两。知府中的优缺，年人也有20万两。州县官，以有漕粮的州县为最优缺，江苏省的上海、南汇、嘉定、宝山等县知县最“优”，每年有十几万两。浙江省则有“金平湖、银嘉善”之称，这两县冠以金、银之号。
皇帝如何利用肥缺
肥缺有利可图，庸贪之辈自然免不了对其追逐与钻营。奉天的东边道道员，掌握税务，时称“东三省第一优缺”，因而“谋此缺之人不知多少”。有个名叫宜麟的司官，本已经谋得个管盐务的山西省河东道道员，但贪心不足，又通过关系，钻营到东边道这个肥缺。
在清代，不仅官员钻营肥缺，皇帝对肥缺也加以利用，在选官制度中本已偏重满人任职的同时，收入丰腴的肥缺职位更成为其加惠私近之人的恩赐。粤海关、盐政以及江浙三织造官，或者定为内务府专缺，专门授予皇帝的私人奴仆；或者在确定人选时对他们有所偏向。崇文门监督、委员、帮办委员等等，主要任用旗人。户部三库的司官、库使，则全部只选用满洲旗人。工部四司的司官，满缺是汉缺的四五倍。税务官中的关监督，官缺数较多，在选任制度上特别规定任职一年就更换，还让京官中的所有司级官员都作为候选人。乾隆帝曾经讲：“税关关差之选，在京满汉司员人数本多，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说白了，就是这种肥缺应该让大家利益均沾。另外，在所有候选司官的划分比例上，也是满人占优，是汉官的4倍。
某些职位为什么会成为肥缺
某些职位为什么会成为肥缺？并非仅仅因为其经管钱粮，而是有着制度性根源。清代地方官，在赋税征收与用项上，普遍存在私用与公用区分不清的弊端。其起因是官员的低薪制以及公用经费存留过少的问题。
清代官员的俸禄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低的。以知县为例，其年俸银45两，米23石。作为一般百姓，这等收入足可维持一家生计。但清代知县、知州等，因为属下杂职设置较少，多需要雇请幕宾及定额之外的胥吏。一个幕宾，每月就得付给十几两至几十两银子。更何况需要雇用的胥吏较多，因为额定的衙役等三班、六房人员根本不够用。办公费用不够，于是便用各种名目私派加征额外赋税。
最初主要以“耗羡”（以征收的碎银上缴时需熔化铸成大锭元宝而有火耗，或征漕粮有鼠吃等损耗为由）名义征收，这种加征也为皇帝所默许。加征的普遍存在，模糊了清代官员清、贪的界限。私自加征有了正当“为公”的理由和借口，加征多少，全在当官的自己。前任官加征的数额，又成为以后的惯例，而且有增无减。即使清廉者接任，为顾及后任者，免遭非议，也不轻易裁革。于是，这种加征成为延续性的潜行惯例。
“耗羡”还用于贿赂上司，上司由此也就默认乃至纵容下属的加征，这在清代同样形成惯例。布政使、按察使虽设首领官（总管杂务）、杂职官，而额缺很少，督抚、道员则无首领官、杂职官。这些长官多不直接经征税收，其自雇幕宾之费用及其他办公经费，则来自下属征税官或有关官员的馈送。前述江浙等省州县官、道员及督抚等，所以成为优缺、肥缺，不过是这些地方经济发达，可征收及用于上下馈送的陋规较其他地方丰腴。
选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