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是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的故事传说,从中我们可读到中国古代流传于民间那些人和事,趣话古代性伴侣就是一个经典的民间故事
但是，大家也不能忽视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理论上的东西总会存在折扣，实际显示的数据也未必没有水分。譬如在今天的一夫一妻婚姻中，哪个丈夫敢拍胸脯说自己没有除妻子之外的性伴侣？而相对处于弱势的妻子一方，红杏出墙的几率未必就少于丈夫。
同样的道理放在古代也是成立的，起码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人群里，女人的性伴侣数量高于男人，这不是没有可能。就说古代青楼里的妓女吧，她们一生中的性伴侣数量，就显然会让男人产生“高山仰止”之叹；南北朝时期的那个山阴公主，一次曾将三十多个年青少年收入囊中；你让北魏着名的胡太后跟她老公宣武帝较量谁的性伴侣多，想必也是滑稽的。
也就是说，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男女之间各自的性伴侣数量，从来就没有对上号过，也无法断定谁多谁少，如果再算上同性恋啥的，就更是一笔糊涂账了。可为什么历史常识总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们，古代女人小日子不好过，男权社会如何对女人不公平，男人把女人当商品和生育机器，男人的性伴侣在绝对数上远超女人，等等。这是为什么呢？下面的几个原因，或许能为我们找到答案。
人口比例失调时，性伴侣数量也会失调。
这是一个常态化的社会命题，研究者甚多，比如今天的剩男剩女问题，婚外性问题，年轻人早恋问题，等等，大致都是男女比例失调造成的，固然不排除社会的开放程度、传统文化伦理禁锢力量的趋弱等因素，但前者的巨大冲击致使红尘男女产生亟待释放的焦虑感，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
古代战乱时期，男少女多的现象常常出现，男人成为宝贝疙瘩，即便没有一个萝卜多个坑的操蛋婚姻制度，不采取强势掠夺的霸王手段，性伴侣数量也会高于女人，这似乎是常识。
相反，由于战乱不休，贵族女性沦为战俘者并不罕见，中低阶层家庭不堪统治者的盘剥而纷纷破产，妇孺得不到起码的社会安全保障，沦为女奴、贱妾、娼妓者不计其数，这些女人在被动情况下无奈接受的性伴侣，恐怕也不会少于男人。
举两个例子说明。西汉末年，混入农民起义军的刘玄，刚进入长安称帝，就把王莽的一百二十名侍妾和众多宫女全部据为己有。三年后，刘玄垮台，他的女人们又被刘秀重新分配给了赤眉军将士。春秋时候的夏姬，史料记载的性伴侣不下十个，有没有被史料遗漏的呢？说不准。
大家不妨简略做个猜想，夏姬也好，刘玄、王莽也罢，看似性伴侣很多，但谁能说他（她）们的性伴侣在战乱状态下出现的次生性伴侣会少于他（她）们？乱世中的男人和女人，命运是一样的，一如浮萍，今天是颐指气使的王侯贵妇，明儿个说不定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撇开主观上的拥有和客观上的被拥有不谈，单从性伴侣的绝对数来说，男人女人难分高下，所谓的常识亦失调了。
男女比例相对均衡时，性伴侣数量会模糊化。
古代社会一旦进入正常发展轨道，政治强势、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纲常的力量就会得到增强，这种现象，大家可以从儒学的两次复兴过程中找到答案。男人在社会纲常的支持下，性伴侣数量高于女人的证据很多，如社会中坚力量的自豪感、家庭顶梁柱的荣耀感导致下的强烈占有欲，等等，都决定了他们必须对性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他们必须“拿大头”。
但是，女人是好欺负的吗？汉唐北宋都曾出现过相对和平发展的强盛时期，这三个朝代的女人可不是一般的牛。汉代前期，女权足以抗衡男权，唐代武周至玄宗即位前的数十年间，女强人还少吗？宋代着名的河东狮子吼，市井女性的跋扈与张扬，史书上都是有记载的。
毋庸置疑的是，和平时期的男人存在性伴侣数量的夸大，以显示自己占有绝对的领袖地位。譬如唐宋男人喜欢逛窑子，恐怕在心理上不仅仅是泄欲吧，也有增大性伴侣数量的动因。
相反，女人在害羞心理和纲常的支配下，对性伴侣数量加以隐瞒，也不是没有可能。首先，她们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社会活动；其次，文化的昌明，唐诗宋词的流播，也对女性性心理产生足够大的诱因；第三，男女比例均衡下的男人，不再是宝贝疙瘩了，女人的选择面更广更宽。
女人征服男人的惟一地点是在床上，古今同理。两性角力的历史，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从容得多，再牛逼的男人，到了女人的床上也会心肝宝贝的乱叫，再柔弱的女人，到了床上也会过一把女王的瘾。
均衡的比例，心理的差异，不变的床上状态，使得男女性伴侣数量发生模糊，大概就有了从理论到证据上的支撑了。这跟暴力的制度、冷暴力的家族宗法无关。
娼妓业扰乱了性伴侣数量的数据研究。
所谓性伴侣，定义上即是指发生了性生活的实质，妻妾是男人显性的性伴侣，这个好统计，但隐性的性伴侣呢？难以统计。
从春秋齐国设置官办妓院至今，娼妓业始终在坚挺着，每个妓女的性伴侣个数比普通女性要高很多很多，男人在逛窑子增加性伴侣数量的同时，也无意中为妓女们增加了性伴侣数量，这恐怕是不可一世的男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中国古代之所以出现男人的性伴侣数量平均值高于女人的常识，可能是历史记录者在有意忽略妓女的巨额性伴侣数量，从而拉低了女性性伴侣的平均值。历史大多是男人写的，忽略在所难免，就好比如今的扫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方面，有意抑制妓女接客数量，以提高男人性伴侣数量的绝对值，大概也是不可为外人道的另一个方面。
有一个显着的例子，就是朱元璋对待娼妓业的前后判若两人似的政策。大明王朝开国之初，说是为了增加赋税收入，鼓励民间资金流入妓院，几年后，又说伤风化了，严令取缔妓院。
如何理解朱元璋的出尔反尔呢？另类的解释是，以刘伯温为代表的理学信徒们意识到了男人在性伴侣绝对值上的大量流失，并及时反馈给了朱元璋，促使他做出政策的修正。当然，这是我的猜想，亦并非毫无依据。
早在北宋哲宗时期，就有儒家学者炮轰欧阳修的洁身自好是伪善，为何呢？因为欧阳修没有纳妾，也无逛窑子记录，性伴侣数量少得可怜，给男人丢面子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宋代以前人们并不以逛窑子为耻的原因了吧？然明清虽然纳妾现象照样流行，但与妓女勾勾搭搭总被人们私下里作为窃窃私语的谈资，秦淮河畔、八大胡同，诸多风流韵事的背后，未必都是佳话。
古代男人一旦有所觉悟，妓女的嚣张日子也就到头了，性伴侣平均值，男人又占了上风，尽管它是模糊不清的，但男人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并形成了常识。
西门庆的失忆症和潘金莲的沦陷
地球人都知道西门庆老婆多，牌子杂，良家妇女、荡妇、妓女、寡妇、女佣等性伴侣，他都有；地球人所不知道是，西门庆患了严重的失忆症，忘记了自己在追求性伴侣数量的同时，他的性伴侣们也在孜孜不倦的追求着性伴侣，失忆症的后果是惨烈的，西门庆丢了命。
我在《潘金莲的复仇棋局》一文里说过，潘金莲只是对婚姻的不满意而产生春闺寂寞罢了，她对性伴侣的要求，可能并非再婚或再嫁，偷个情足矣。西门庆则不同，他要求绝对占有，而不是与人分享。潘金莲在身份上的沦陷，源自于西门庆的失忆症，他错误的把性伴侣定义为妻妾了，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跨越了道德人伦之底线，这是潘金莲复仇行动的动因。
这种情形在今天也时常出现。譬如贪官在追求性伴侣数量绝对值的时候，包养，成为常识，但绝对占有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需要大量金钱，需要房产来安置，需要防范窝里反等等，传说中的二奶反腐就是这样发酵出的。如果官员去洗浴中心、去歌舞娱乐场所，跟小姐们做个露水夫妻，则是小节或私德问题了，风险不会像绝对占有那么大。
古代男女性伴侣数量的悬殊常识，需要得到纠正，因为这些常识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各个朝代历史的再认识。
男人读历史，犯不着夸耀自己曾在性伴侣数量上领先了整个世界；妓女读历史，也无需自责自己曾拉低了“尊客”的平均值；而良家妇女呢，更不必为一次或多次的红杏出墙而感觉对不起人。这里面水深了去了，萝卜与坑的较量，一千年后也不会停止。
男人先守住自己的坑，再去挖坑，女人先守住自己的萝卜，再去找野萝卜，别沉迷于性伴侣数量上的多寡，或者才是社会和谐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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