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的大门既不森严也不庄重，只是普通的木门，与普通住宅无异。门前没有任何饰物，门内没有警察，法庭上没有国徽和国旗，法官、检察官、律师也没穿制服，一切归于自然，典型的“宜家风格”。如果不是佩尔森明确告知，我还以为进入了一家公司的会议室。
把随身物品寄存在一个专用的柜子里，又经过几道安全门，我们进入了犯人的宿舍区。据狱警介绍，以前进入监狱不需要安检。后来有人竟然将枪支带入监狱，帮助犯人成功越狱，才有了现在的安检。接待人员首先将我们带入一间会议室，监狱长向我们介绍了瑞典的监狱制度和马尔默监狱的状况，工作人员向我们发放免费的资料。开放性是瑞典政府部门的基本要求，向官员提任何问题，他们都会平和而认真地回答，这里没有“国家秘密”。
瑞典总人口900多万，和武汉市人口数量相当，常年在押犯人有4000多，其中约80%的囚犯是吸毒或其他与毒品有关的罪犯。他们被视为病人，有医生、心理专家和专职指导人员进行综合治疗。在押犯人中，外国人占了约三分之一，主要是前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的人，也包括少量亚洲人。瑞典本国人因抢劫、盗窃坐牢的，极为罕见。马尔墨监狱算是瑞典的大型监狱，关有140名犯人，但却有约120名工作人员为犯人服务！这代价也太大了吧？但大部分瑞典人觉得值！国家每天要支出约1600克朗(约合1600元人民币)的费用。他们认为监狱是一个教育场所，责任在于让犯了错误的人回归正轨，而不是用惩罚让他们更加仇恨社会。
刚进去的时候，我们很难区分犯人和狱警，大家都穿着便服，犯人也不剃光头。我指着一个彪形大汉问接待员：“这个是犯人吗？”她笑着说：“不，他是工作人员。”我又指着另一个清瘦的老者问：“他是工作人员吗？”她又笑了：“不，他是犯人。”她告诉我识别的办法：胸前有一个小牌牌的就是工作人员。瑞典监狱的人性化管理于此可见一斑。难怪萨达姆想选择在瑞典服刑。
犯人每人有一间小屋，约十平米。我探头进去，房内很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台电视，一张桌子，外加杂志、书以及日用品。监狱里也有一间用来关禁闭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床的四周有几根捆绑带。犯人如果实施暴力就可能被关禁闭，绑上几天。这算是我在监狱里看到的最吓人的设施了。随后，工作人员又将我们引进一间装饰得更温情的房子里，说这是给犯人会见朋友用的。房间里另有一张儿童床，是为来看犯人的孩子准备的。无论是否是配偶，只要是异性朋友来访，都可以申请用这种房间。我禁不住问了一个很唐突的问题：“假如妓女冒充犯人的女朋友，进来卖淫怎么办？”女接待愣了一愣，她显然没有遇到过这种“高难度”问题，很严肃地想了想说：“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法律只让我们限制犯人的人身自由，没授权让我们审查他的朋友！”
瑞典的监狱没有未成年人，也没有为未成年人专设的监狱。典狱长告诉我们，未满十八岁的人，法律上不允许关进监狱。我问他，假如这个未成年人杀人、放火加强奸呢？他干脆而明确地回答：“我们永不关押！”他解释说，未成年人是应当受到社会教育和保护的人。未成年人如果犯罪，那说明社会未尽到义务，责任不在他们。他补充说，虽然不关押，但会有一套制度来保障社会上普通人的安全。
在监狱里聊“越狱”是顺理成章的事。我问典狱长：“监狱这么宽松，如果有人越狱怎么办啊？”他说：“我们有警棍和盾牌啊。”说完又幽了一默：“实在不行，我们可以从地下捡砖头砸啊。”我疑惑地问：“为什么不用枪？”他说出了让我震惊无比的答案：“我们没枪。”天下竟然有没有枪的监狱！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一个犯人越狱，也罪不至死，怎么能用枪呢？”对啊，瑞典是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
试做当事人
佩尔森又带我参观了一个专门关押18到24岁重刑犯的监狱。我们作为“编外当事人”在监狱里度过了特殊的一天。
在典狱长的陪同下，我们走马观花一番。牢房基本全是单人间，有电视、报纸，墙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和图片。监狱里有卖日用品的小卖部，里面有一个出售冰激凌的冷柜，打听了一下价格，与外面完全相同。还有小会客室，犯人们可以在那单独见亲戚朋友。犯人们可以自由地往外寄信和打电话。但出于安全考虑，信件一般都要经过审核。不过，犯人寄给其律师、国家部门以及瑞典认可的国际组织的信件除外。同样是出于安全原因，监狱也可以在事先通知犯人的前提下监听犯人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