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我对一些经典作品中的男配角很感兴趣。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跑到别人的生命里做配角？
这种倒霉的配角包括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罗丝未婚夫卡尔，《安娜·卡列尼娜》的丈夫卡列宁，《
这些乖孩子老老实实地过着日子，守着心爱的姑娘，忽然有一天，身边的姑娘醍醐灌顶，翻脸不认人了，要么要出去追求真爱，要么要追求真我和自由，不仅把他们彻底打懵了，而且，还让他们千秋万代地担着一个“迫害者”的恶名，冤死人也么哥！
你说，招谁了惹谁了？
比如卡尔。罗丝花着卡尔的钱，戴着卡尔的珠宝，却和刚认识的穷小子杰克媾合，转身又对钟情于她的卡尔极尽嘲讽。为什么占尽便宜的罗丝和杰克就是真爱，一腔热血的卡尔却成了庸俗小人？
比如卡列宁。知道妻子安娜·卡列尼娜偷情后，很痛苦，还想挽回妻子的心；知道安娜对自己没有感情之后，又在她病危时同意了离婚。但安娜等不及离婚，就偷偷离家出走；等卡列宁不得不适应这种生活后，安娜又偷偷溜回来看儿子。简直是被安娜像猴一样地耍，受尽了安娜的羞辱。这样一个受害者，为何大家一想到他，就是一个虚伪无情的伪君子、造成安娜不幸的假道学？
比如包法利医生。他不过是想娶个平凡的小女人，谁料这位乡下小女子却一心想享受贵族生活，他为她搬家，倾家荡产地偿还她的债务，居然只是为了她四处偷情、攀附权贵寻方便。他的夫人，却把“包法利”的名头永远地镌刻上了“虚荣”的红字。
比如海尔茂。把妻子当宠物来爱，不懂得与妻子沟通，就算在今天也是平常不过的，何况一百多年前？君不见，娜拉说要离开时，他的百般讨好百般挽留？在男性的神经通常比较粗大的情况下，这也就是爱了。奈何，娜拉一出走，海尔茂就被绑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耻辱柱上，时不时被拎出来抽打一番。
诸如此类的悲情男配，在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他们何错之有？他们不过犯了“道德平庸罪”。十多年后重新阅读或观看这些经典，我对此有了更多的认识。
当初阅读和观看时，判断力会被作者带着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好的文艺作品，总是能让人不由自由地代入第一主角，仿佛她就是“圣母玛丽苏”，地球就围着她转，主角光环之下，对她不利的人自然就是差评了。
另一方面，这些经典作品的诞生，与它们所在的时代密切相关。像上面提及的几部小说，都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出现的，社会正发生深刻的裂变，新旧交替时期的不同价值观冲突强烈，仿佛银瓶乍裂，烟花迸发，煞是精彩。
当然，历史的评价总是站在代表“新”的一面的，哪怕是从旧人身上碾过也毫不在意。而那些男配们，正好维护的是旧式价值观，注定了要成为女人们追求自由的拦路石，注定了要被碾压。
这些本是有着鲜明时代局限性的作品，到了今天还是经典还是杰作，原因就是，那个时代没有真正过去，历史一直在重演。
破与立是永恒对立的。高中时我读《安娜·卡列尼娜》，虽然俄罗斯文学语言的隔膜和托尔斯泰的罗嗦让人抓狂，但一看到爱情的段落，我很容易能感受到她的悲伤和纠结；而现在呢，只愿跳着读，一读到安娜，就有点不耐烦。她不就是现在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么？
娜拉嘛，鲁迅很早很早以前就替我们出气了，写了篇《伤逝》，告诉她，你有本事就走啊，让你走你也走不远。
如果泛泛而论，连贾宝玉、林黛玉我们现在都嫌矫情了，贾母多爱你们啊，贾政夫妇也没怎么着你呀，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看出来了吧？我们都悲摧地从贾宝玉的立场转到了
遗憾的是，这种陈腐的东西不仅是顽固的，甚至往往是对的。一个人，越接近正常人，越懂得衡量得失，就越发觉得爱情这种东西虚妄，不过是一阵接一阵的抽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可持续的。无他，价值观越正确，行事越规范，便离自我越远，就越没有个性。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所以这是安娜的魅力、娜拉的魅力、甚至
按理说，既然青春期已过的我们已转换门庭，站到了卡列宁们的立场上了，甘当传统的守墓人和现实逻辑的忠实执行者了，为何还是难以喜欢上卡列宁？
很好理解，正因为从他们身上映照出我们自身：不过不失，谨遵正确原则，干枯、无趣；谁愿意看到一个像自己一样平庸而乏味的人呢？讨厌他们，就如讨厌我们自己。
事实上，一个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然后得到理想的结果——这样是完美的人生，却是糟糕烂俗的文学。文艺作品，就应该是失败之书。
文学的维度与现实的维度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只需要在文学里体会别人的悲惨就够了。哪怕我们现实中就是卡列宁这样的人，潜意识里，我们怀的还是一颗像安娜那样的春心，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