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威廉姆斯[英] 王文亚（译）
近来的寒潮让我不禁开始幻想自己像个典型的美国“候鸟客”一样南下越冬，在最爱的咖啡馆里读着英文报纸，上面或许正教人“怎样把文章写得更长一点”。1963年1月，正值自1740年以来最严酷的寒冬,二十岁的我被告知得离开英国一年，来实现父母精心策划的避税方案——他们打破信托基金，把钱转移到了澳大利亚的一个银行。其实仔细想来，那更像是一场设计将我撵出家门的阴谋。
今天的我对随后那场漫长的环球旅行充满了质疑，但彼时我被好奇冲昏了头，居然就这么孤身一人在外流浪了两年，只在其间遭了两次劫。旅行的费用本应由避税所得的钱来支付，但1964年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的崩盘让我父母损失惨重，只能将那些钱留着防老。他们一直想要离开英国，1963年的冬天让他们最终下了决心。他们得成天靠着锅炉过活，那台贝灵斯牌双室取暖机根本不足以御寒，就算在室内，他们写剧本的时候也不得不双双裹上羊皮大衣。（译注：作者的父亲是英国演员和剧作家休•威廉姆斯，母亲玛格丽特•维纳是模特兼演员。）
那个时候我在以色列一个集体农场打工，在内盖夫沙漠的高温下不停用软管往身上浇着水，给要出口的胡萝卜分类。苏伊士运河被封锁了，所以我要前往澳大利亚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绕道好望角，要么就沿着看似正确的方向横穿大陆。一辆穿过沙特阿拉伯的水果运货车把我带到了科威特，接下来我只能搭着大巴四处辗转，在伊斯法罕、设拉子、德黑兰和喀布尔这些地方一逗留就是几个星期，到达德里的时候，正赶上克里斯汀•基勒的丑闻在印度的八卦小报上闹得沸沸扬扬。我渡海到了马来半岛，一路途经泰国、台湾、香港、日本，最终到了澳大利亚，然后我坐上一艘法国轮船，穿越太平洋和大西洋回了国。我只往家里打过一次电话，那是新年的第一天，我在东京从新年里向还处于旧年的他们问好。“恭喜你们有了孙子，”我说道，我指的是我的小侄子，但他们却以为我是在向他们报喜。我还没来得及解释，电话就断了。
我回到英国未满一年，我父母就去了阿尔加维。他们把家里一切要带走的东西先行海运，然后开着他们的福特•科蒂纳轿车奔向了阳光充沛的新生活，那一年，他六十二，她五十一。他们的离别带着散场的意味，气氛倒是一派和乐（喜剧里常透着凝重，反之亦然）。他们可以在一起从事剧本写作，或许还可以开个精致小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