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个棍子使劲搅。做好了，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吃到最后，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起“蛋糕”这个词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他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叫了6道菜来庆祝蛋糕发霉。
有一次，我们实在太饿了，半夜两点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国菜馆，要了7盘不同的饭和面，通通吃光。结账的时候，看到光光的盘子，服务员不敢相信。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桌面和桌腿，但是什么也找不到。“难道你们真的把这些都吃光啦?”服务员问。我们点点头。“天啊，你们要不要叫救护车?”服务员惊呼。
“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俩才能听懂的暗语，就是指做同一样东西做得太烦了，直到让我们恶心。
我和拉斯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我们一直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拉斯毕业多年之后，做出了非常美国化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家美国证券所IT工程师的丰厚薪水，到德国开了一家画廊，娶了比他小10多岁的妻子。2005年，我在和微软打官司的时候，他还专门打电话跟我说：“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帮你做人格担保?”我虽然很感谢他，但我跟他说自己的人格没有问题，不用他担保。他又说：“其实我也知道这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永远站在你身边。”
有意思的是，拉斯喜欢做蛋糕的习惯保留了下来。每年圣诞节，他都要寄给我一个他亲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糖和朗姆。但是，圣诞节时他从德国寄出，等我收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到春节了，我们全家谁都不敢吃这个蛋糕。因此，我发邮件给拉斯，感谢他从德国传来的祝福，但是让他不要再寄蛋糕给我了。可拉斯回信说，“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一定要寄。”
2000年，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调回微软在西雅图的总部工作。那一年，由于搬家的工作十分繁重，我忘记了告诉拉斯。结果，拉斯又寄了个蛋糕到我原来的地址，结果，邮政系统查无此人，又把蛋糕退回到拉斯的家里。拉斯接到蛋糕十分惊讶，他发了封邮件给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在蛋糕里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种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当我今年5月份接到我去年圣诞节寄给你的蛋糕时，我在想，我终于有机会试试这种防腐的方法是不是管用啦。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开复，我把那个蛋糕吃啦!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哈哈大笑起来。另外，我告诉拉斯，“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做蛋糕的博客，不过是中文的。你可以用谷歌翻译工具翻译一下看看。”而拉斯马上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说，“我很喜欢你写的我们做蛋糕的冒险经历，不过比起谷歌翻译版，我还是宁愿读你的中文原版。”
我对着电脑，又是一阵狂笑。年轻时一起经历的青春岁月，是那样的快乐和美好。人们离开大学，有着各自的生活轨迹，但是回首很多事情时，现今一切的快乐似乎都无法取代当时那种单纯的快乐。因为，我们当时是那么的年轻、无畏、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