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陆也听其他老师讲过《红楼梦》，两者相较，我觉得白先勇更耐心也更细致，他就像一个老头子——他也的确是个老人，随手招呼路人过来，在暖融融的太阳底下，用波澜不惊的口吻，给你讲一个大家族的荣辱，讲小儿女的心事。虽然由这么一个大师级人物来开一个通识性课程，有点大材小用的意思，却也想不出有谁比他更适合讲这个课题。繁华与破败，家规和溺爱，这些于我们而言遥不可及的话题，对于他都是真真切切的遭际。所以，他能用温和的口气讲那些细节，用谦逊的姿态表达自己的观点。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随处可以撞见的大师，还有台大学生的礼貌和尊重，不管是什么“大咖级”的人物——包括为选举前来拉票的柯文哲，大家求合影时也仍然是按序排队，没有拥挤。学生们这种“宠辱不惊”的态度，和大师们谦逊的态度相呼应，构成了台大校园里独特的人文景致。
诗酒趁年华
台大课程很少，于是我忽然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拿来读书、闲逛以及自娱。
早晨睡到自然醒，起床去楼下厨房煎一个荷包蛋，边煮软糯的粥边做听力训练，然后在台北没完没了的晴好天气里，伸一个懒腰，跟素不相识的、来自另一个大洲的交换生打个招呼。
一边跟室友分享或中式或西式的早饭，一边看电视里鸡毛蒜皮的新闻，然后在刷碗时交流一下各自最近看的书。十点的光景，我会穿过长长的宽阔的椰林大道，去图书馆里享受毫无目的的阅读时光。图书馆大概是台大最高的建筑，在一群低矮的日式建筑群里，显得格外气派——鹅黄色的砖墙上，有岁月留下的轻盈痕迹;古希腊式的廊柱，让人想起肆意争辩的哲人们;而对称的结构，则让它具备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严谨。一钻进图书馆，所有的时光就都属于我自己了——有时我拿一本《纽约客》或者《新新闻》，去musicbay窝在沙发里，放着轻音乐看书，消磨散漫的时光;有时我选择挑战难度，故意挑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艰难又愉快地啃——台大图书馆很安静，没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噼里啪啦”地打扰别人。
台大图书馆的藏书量非常丰富——有偏僻的地方志，也有宏观的世界史;有小语种的原版书籍，也有简体字版本的小说;连清朝的不知名原本，都能在台大图书馆找到。应有尽有的藏书以及俯拾皆是的闲暇时光，给了我随心读书的底气——从前我读书讲成效、讲目的，现在好了，我就是为了看书而看书。
在台北最愉快的，就是在读到台湾史的同时——不管想象力多么丰富，不管书里的细节多么详尽，真正到了那个地方，身临其境地走一走，还是能让我拥有全新的体会。我读台湾当代作家写眷村、写20世纪80年代的滚石唱片，写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腾飞……读完后，我立刻就能跑到他们写作的地点去，跑到事发的现场去，跑到叙述中光芒四射的世界里去。
回寝室的路上，阳光依然晃眼，小松鼠从树上爬到草地上，很快又爬回去。哎，光风霁月，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啊。有一次和一位在台湾做记者的上海交大学长逛台大，我给他介绍椰林大道、校史馆、图书馆、文学院、农场，俨然成了台大的主人。那一刻我由衷地感觉到，短短的半年交换学习，不一定能在学术上带给我特别大的收获，但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历练，会让人收获更多课本以外的东西。
也有很多时候，我什么也不想，手捧一杯热咖啡，漫步在醉月湖边，或者徜徉在草坪上。台湾大学有一座著名的傅钟——以傅斯年先生的姓氏命名，每天只敲23下，这是为了提醒学生们，要留一个钟头的时间，用来思考和追问。所以，我原谅了自己的走神，原谅了自己飘忽的思路，原谅了自己时常对着美轮美奂的台大发怔。
毕竟，这年我二十岁，这是我最好的时光，遇见了最美的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