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年近60岁的老教师很无奈：“好好的《红楼梦》变成了‘红楼梦复习资料大全’。”但他也能理解，在应试教育的浓郁氛围下，“不少老师变得短视和急功近利。”
“想要毁掉哪一本书，就把它放进高考必考书目里。”他开玩笑地说。
“温情的教育改良者”
并不能完全跳出应试的话语体系
回到校园，每周五晚上的那束灯光，有时在曹勇军心里“显得有些孤独”。
他翻出一本厚厚的黑皮笔记本，里面是学生们轮流写的一页页阅读记录。笔记本中间夹着几张请假条，大多数请假的原因是“补课”或“家里有事”。
这些夜读的高中生，平日里要忙着上课和补习，有很多的考试要应付。为了挪出读书时间，他们有的攥住课间和午休时间，有的抓紧晚上睡前的20分钟。
“经典夜读小组”成立后，有新成员加入，也有不少人“艰难”地退出。一个学生在给曹勇军的《退出经典夜读小组申请书》里写道：“这些天我经历着复杂的思想斗争。斗争围绕‘我是否学有余力’展开。虽不愿意承认，但我确实不是学习轻松的学生，如果我继续维持这种状态，很可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退出的学生大部分是因为课业负担太重。曹勇军解释：“有的学生考试成绩有了波动，心理压力就会很大，家长就会担忧，甚至有的老师也会有意见。”
在召集“经典夜读小组”成员时，曹勇军也设立了门槛，其中包括“学习成绩排名”。他承认，这种特殊的阅读课是对优秀学生的“私人订制”，面对的是“考有余力”的学生。他将自己的阅读课视作对应试化阅读教育的“一种突围”。
有人问曹勇军：“经典夜读究竟对学生的考试成绩有没有影响？”尽管创办初衷不是为了应试，但这位自称“温情的教育改良者”的教师，并不能完全跳出应试的话语体系。
他可以给出满足功利主义者期待的答案。他介绍，在一次模拟考试中，南京市语文考试作文得分65分以上的考生中，有4人是“经典夜读小组”的成员。
另一个例子听上去也很符合现实主义者“有用”的价值观。“经典夜读小组”的一位学生，在申请一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时，高校老师听说他跟着老师一年读了17本经典著作后，对这个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几天前，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面对着坐满一间小报告厅的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曹勇军分享着他的语文教育故事，其中包括“经典夜读小组”。在场的一位高中语文女教师私下说：“他做的事情，普通老师做起来是很难的，毕竟他有特级教师的能力和威望。”
而曹勇军周五晚上从阅读教室的窗户向外望去，有时一片寂静，有时夜雨敲窗。抬头看看头顶上的亮灯，他有时会感觉到“孤独”，甚至是“悲壮”。
不过他说，这里的“悲壮”不是一个贬义词。
（岸芷汀兰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4月1日，康永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