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蛤喇剖心露胆的一番话，说得大伙都动了心。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最后，大伙决定跟刘大财主索要十万块大洋的“赎票费”。
当时，好地二十块大洋一亩，这十万块大洋，可是个吓死人的数目，不是闹着玩的。
一个月过后，孙大蛤喇掐着指头算了算。刘大财主的嫂子已过了“五七”，就打发“说票儿的”去跟刘大财主接头。
当时在海匪内部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和分工：大掌柜、二掌柜负责全面事宜。以下有专门从事侦探活动的，叫“踩盘子”，也叫“扒勾儿”的；有专门从事“绑票儿，看票儿”和“说票儿”的，他们虽有明确分工，但彼此配合。
过了几天，“说票儿的”回来了，告诉“大掌柜”孙大蛤喇对方的回话：
刘大财主说了，他这个财主是个空架子，徒有虚名，他打扫打扫家底子，只能拿出三万块大洋来，求好汉们高抬贵手……
孙大蛤喇和手下弟兄们听了哪里肯依？商量了一下，减了两万，板儿上钉钉，再少了一分也不行！这八万大洋限期三个月，过期不缴，就休怪弟兄们不客气了。
孙大蛤喇把信写好后，打发“说票儿的”再去厦门与刘大财主交涉。他特别嘱咐“说票儿的”，告诉刘大财主，这一下子减了两万，是因为听说刘爷人缘儿不错，掌柜的才做主减了数目，若是那黑心的老财恶霸，一个铜子儿也不能少！不过刘爷也别得寸进尺，拿弟兄们的善意当球踢。
转眼七八天，“说票儿的”又回来了。说刘大财主东挪西借，只能凑上五万块，再多一分也拿不出了。求好汉们高抬贵手，一手交钱，一手领人。
“说票儿的”大概是受了刘大财主的好处，也劝大掌柜的“见好就收”，免得闹个鸡飞蛋打。孙大蛤喇想了想，觉得也差不多了，他一贯主张，为人做事别做绝了，要留条后路。再说，刘大财主也不是好惹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刘大财主有钱有势，手眼通天，真逼急了他，恐怕也没自己的好香烧。
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弟兄们一说，谁知大伙都不干。一来上回吃了刘大财主的亏，死了人，丢了枪，结下了仇恨；二来这是临末了的“一锤子买卖”了，说下大天也不能少了八万块！
孙大蛤喇一看弟兄们都咬得挺死不松口，他也不好硬性做主。可是，刘大财主硬跟你哭穷，再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这时有个弟兄说话了：“我说大掌柜的，咱别老跟他挤羊奶似的泡着玩了。我看咱给他‘送送礼’吧，让姓刘的也知道知道锅是铁打的！”
众人齐声赞同，孙大蛤喇也觉得可行。于是，拿了个“礼物”盒，让“说票儿的”三下厦门岛。
再说刘大财主家，自从少爷被绑后，这些日子家里可就乱了套。
刘家就这么一根独苗苗，儿女连肠，十指连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要断了香火！八万大洋，对刘家来说，并不是拿不出。如果拿出，就得倾家荡产，一贫如洗。面对着财产和儿子的选择，刘大财主可犯了大难。
偌大个家业，是祖上传下来的，是他们弟兄三个含辛茹苦，几十年挣下来的，他怎么舍得一朝倾家荡产，全给了匪徒，供他们吃喝玩乐呢！
话再说回来，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如果拿不出这些钱，儿子就得丧身贼手。这一两个月来，刘大财主简直度日如年，人瘦了一圈又一圈儿。至于刘夫人那更不用说了，整日如猫抓心，似坐针毡。这种事，当娘的更比当爹的揪心一百倍！她思儿心切，整天哭哭啼啼，以泪洗面，茶饭不思，每天靠着几勺参汤维持生命。她的观点非常明确：舍财保人。
刘大财主尽管也是心急如焚，但他毕竟是威震一方的大户主头。他知道，匪徒们是贪得无厌的。他采用了“拖一拖、看一看”的策略，不到万不得已，他是决不会拿出这些钱的。
刘大财主遭匪劫的消息早就传到了在督军手下当副官的老三耳朵里。老三在督军手下谋事，深得督军的赏识。刘家出了这种事，督军能不出手相帮吗？他想了主意：让老三告诉二哥，派人跟踪“说票儿的”，摸准了他们的巢穴后，发兵进剿，来个一勺烩。刘大财主觉得此计可行，就应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