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走到那样的地步，即在生产关系领域彻底完成资本主义改造，让资本成为主导一切的逻辑。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特殊之处，换句话说，中国国家仍然保有高度的自主性，它自主地设定所要追求的目标，把资本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它还不是资本的工具。
现实中地方政府的“亲商行为”，乃至对资本卑躬屈膝的举动大量存在，但这不足以改变上述判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地方官员出于政绩的考量需要资本的配合；其次，大资本可以和高级政府机构，比如省一级政府，达成合作关系，那么到了县市一级，资本自然就具有相对于官员的优势；再次，官员因为腐败而被资本绑架；等等。
有了这样的视角，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也是地产商的“首富”王健林处理政商关系的准则：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王健林的概括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的：以规定生产关系为内容的政治是国家（State）垄断的场域，政府（Government）是国家的一部分，是政治（路线）的执行者，“亲近政府”意味着尽可能地利用既有的规则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远离政治”则意味着承认和尊重党和国家的自主性，不去企图主导政治的生成。
中央就官员如何处理政商关系三令五申，提倡君子之交，禁止官员和商人勾肩搭背。这样的要求是就商人和政府的关系而言的，是现实的行为准则；至于商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则使用“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表述，把资本纳入到国家意志的范畴内。国家的重大决策也会听取商界的意见，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牢牢地握在党和国家手中。
王健林这样的商人是清醒的，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和现阶段商业行为的边界有到位的认识。为此，王健林得到了中纪委机关报的首肯。
说王健林清醒，不是说其他的商人不清醒。但有些人对现状并不满足，希望“把改革引向深入”，在他们的界定中，改革深入是和彻底完成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改造同义的。这是危险的。捍卫中国国家的自主性，在这个前提下处理政商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成功的前提条件。
李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