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我很喜欢《辩护人》，他告诉我：虽然你们看到有一些关于曾经的韩国司法体系的电影，但它们争取投资还是很困难。全世界的大制片公司都倾向于挣钱，在娱乐性之外，观众想看到的是一些能够让他们因为感动而落泪的故事，这也正是李载汉深受投资人和观众喜爱的原因。
我们在“中国电影也会像韩国电影一样类型丰富品质优秀”的问题上毫无分歧，彼此关心的是时间需要多久。
“技术上的差距很快可以拉近，重要的是创作的层面。我知道你们很关心获得表现的自由，但这个事情需要官方、电影人和观众一起去推动。一个人本身也自带审查，可能中国近几年也会有舆论让事情一点点改变。韩国用斗争争取到了创作的自由，美国和平地改变了审查制度，中国会用什么方式，我不知道，但我非常希望看到用和平的方式去改善它。当主创的眼光高度、观众的审美高度一起发生作用，中国的电影质量会上升得很快，迅速就会出现好电影卖钱，烂电影被淘汰的局面，那个时候促进的不仅是电影的质量，审查的制度也会自然而然松动。”他说。
12岁那年，《星球大战6：绝地归来》公映，李载汉在影院里反复看了很多次。最后一个镜头结束时，画面隐黑，出现了一行字–编剧、导演：乔治·卢卡斯。编剧是他当时能够理解的一项工作，但导演是什么呢？在图书馆里，他了解到了director的含义。后来，他就知道了很多很多名字：斯坦利·库布里克、弗朗西斯·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
“我从12岁时就已经了解到，电影并不是什么演员或者其他的艺术，电影就是一个导演的艺术。这对我来说，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发现。虽然你看见海报上贴了一个大头，那是演员的画面，但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艺术。在海报的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名字，写着导演谁谁谁。这是他的艺术，导演就是整个剧团的指挥。”李载汉说。
“12岁那年的孤独，现在还在吗？它们有没有变成另外的样子？”我问。
“没有，我依然孤独。现在还是。”李载汉一边回答，一边拿着笔在自己的本子上作记录，我们好像在互相采访。“但我找到了电影，我可以用它跟人们、跟世界沟通。”
现在的苦恼是一个创作者永远需要承受的那些煎熬。“比方说素材的枯燥性，要和韩剧、和自己创作习惯里的陈词滥调去斗争，还有艺术家永远无法克服的烦恼。”李载汉解释，“我们总是想把很多类型的东西拍得很快。人生很有限，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总是想多拍一些作品，所以总是希望拍得再快一些。但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又不想品质被伤害，不想妥协。总是有太多的现实，不能满足导演的野心和欲望。”
我看了看他一直记录的笔记本，那上面有英文，也有韩文，现在他在和一个中国人聊天。“我到哪里都是一个外国人。在美国时他们说我是韩国人，回到韩国他们又觉得我是个美国人。其实这个世界所有的地方，都一样排外，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我从小的时候，感受到的孤独，就已经包含了这一部分，所以遇到这些我并不生疏。我回到韩国，或者去到日本，去泰国，来到中国，都是拍电影。我在拍摄中认识你们，用电影度过这些时光，然后用它们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这其实会让人的孤独感好很多。人需要自己找到故乡。”
“那你心中的故乡是哪里？”我问。
他停下来，想了一会，“现在我的故乡是北京。”
本刊记者 余楠 实习记者 周建平 发自北京 编辑 郑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