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集《丘陵之雕》的自序里，他写道：“以往甚至迄今的一些岁月里，我和我的一些弟兄们一直醉心于一种‘波希米亚人’式的生活，常常梦想像金斯堡他们那样，到某个丛林中去种植大麻或者粮食，以熬制一种真正可以减少人类苦难的良药。这种对自由的绝对向往，很容易带来对庸常人生的偏见，致使我们在很多时候有意回避着‘幸福’。”
这“幸福”往往意味着寻常人追求的结合模式，港湾似的归宿。在两次婚姻解体后，他虽然对那种一纸决定的生活方式保持距离，但对别人的选择却很能理解。
“就像你写过，对自由的绝对向往，会带来对家这种结构的偏见，试图回避这种魔爪，但实际上又并不根除对形式的渴望？”我问他。
“是啊–”盘腿而坐的他长叹一声，语带苍凉。“人是一个多面体。你喜欢一种自由放浪的生活，家的秩序感与它是天然矛盾的。哪个女生愿意守在家里，而丈夫整天在外面走千里万里？换一句话，哪个男人愿意女人是这样？而在漫游的路上，会不会因为疲劳了病了，或者因为看见了别人窗口的灯火，而对家产生一种向往？难免也会。”
近年和朋友李斯的一次讨论里，李斯略显悲哀地问他：当我们不再有激情，不再有能力去爱时，我们的生活还剩下什么？野夫说不会，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将会无限延长，充满老年维特的烦恼。李斯听后大笑，“你的乐观确能感染我。”
我只是个热衷于实验的人
2008年，在四川写剧本的野夫赶上汶川地震，他直接赶往当地，用半年完成了一次乡村基层政权运作的深刻观察和分析，写成调查报告；同时还组织过村民将灾后情形排成独幕剧，在当地电视台播映。更“出挑”的是，他和学者于建嵘一道，抱着改良主义的意图，在当地尝试了村级民主和县人大代表专职化实验：在驻镇的县人大代表中推选小组长，实行组长专职化，给予调研经费，将其生活补助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其专门履职–上午在“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接访，下午调研。
这项改革后来被上面叫停。“这其实是一个有智慧的设计，当事人也没被追究。”
“那么罗江的实践都停止了吗？”
“现在换了书记。一般地方主官换了，多数人不会继承。村民议事小组这块，听说还在坚持。”
“像排乡村戏剧、村民当议员，这些可能是当地人一般没有考虑过会出现、会关注的事情，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容易理解吗？”我们问他。
野夫一乐，接着眉头又锁上：“你做的事情对农民有利，他很好理解，更何况我还通过社会上的募捐，给当村民议员的农民发误工费。因为他承担公共事务，就要开会讨论。对农民来说，他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和公共事务说话、发言、决策，年底还能拿到一笔误工费，他是很高兴的。我给他们村捐了一千的核桃林，到现在我一颗核桃都没吃到。（笑）但是，再过几年，我回到那个村子，会看到漫山遍野的核桃长大了，我会内心欣喜。”
他对这个话题意犹未尽。“你们要敏感地注意到，中国有一批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不少的乡村在做乡村建设，重建乡村，做得很成功。有个孙君，将近做了十个村子，有6个现在是全国的典范，其中一个信阳的郝堂村，我亲自去看过。还有李昌平，他们做得更成功，要做收费服务，以公益养公益，政府采购社会服务。我觉得他们做得对。我早说了我是一个顽主，是一个热衷于实验的人，没有使徒般的精神，但这个社会有那些使徒。我不是终身事业，所以我可以白干，不需要政府采购。”
“我只是希望鼓励年轻人多做一点事，给大家提供一个实验的样本。”
野夫的好友、目前专注教育的作家冉云飞说，他们一起“实验”过带团做三峡深度游。“和你看到的市面上的三峡游不同，一定是立足于我们生长过的、无比熟悉的地方。”参团的都是作家、媒体人、建筑师、设计师，两位文人导游带着他们经川江、穿峡谷，走古道、访问老战场，还会在轮船上放原生态的川江号子。“说白了，这背后也有乡村建设的目的。我们还会编给中小学生看的三峡乡土教材，免费赠送给沿途的移民。”
做爱情博物馆也像是个实验。“比如林昭的故事，比如林徽因的情诗，假设能收集到原件放到这里，就可以带出那个时代的文人、教授们的爱情，要做起来可以做好多。”不过野夫坦言，自己天生是一个产生创意的，“执行却不见得有多厉害呵。”
老顽童的乌托邦
在苍山洱海之间，野夫终于又能睡到自然醒。
过去一个月里，《1980年代的爱情》在票房上未曾激起几层涟漪。野夫将近一个月马不停蹄地宣传、“吆喝”，倒在圈内造就了一个话题。
身为编剧，却被推到前台。舟车劳顿，他却不亦乐乎。到后来，各地的宣传行程渐渐演变成由野夫的朋友出面组织，联络场地，解决吃住行；任志强、柳传志、俞敏洪等商界大佬为他站台，还有人相约包场。一场各地宣传的商业之旅，成了野夫和老友重聚叙旧的巡回饭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