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蕾的说法跟王朔如出一辙，“其实我也不适合写这个90后的爱情剧本，对我来说，在谈恋爱里头，这也不算个事儿，那也不算个事儿，全都不算事儿了，哪来的戏剧冲突？”
全世界只有一个布拉格
早在读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时候，布拉格就成了徐静蕾心目中的向往之地。
海外拍摄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在这之前的《亲密敌人》有在伦敦拍摄，由于经验不足加上前期沟通不充分，整个拍摄过程状况百出，预算大大超支，人也常常处在抓狂的状态中。“我后面休息了两年跟那个不是没有关系。当时还说以后再也不要到国外拍戏了。结果下一部戏来了，又是欧洲。”
同样的错误绝不犯第二次是老徐的优点。《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在选欧洲当地的合作团队时找了10家公司，从执行能力、预算、口碑、接触的感觉，各个方面精密筛选，最后选定了一家公司。
捷克人的严谨程度与德国人不相上下，加上欧洲的行业规则细致，每天的工作时长都有严格的上限，几个月的拍摄，每天几点开拍，几点收工，全部都有事先的流程安排。欧洲电影行业的精细化程度，也让老徐享受到了一次相对靠谱的拍摄过程。“我们没有刻意省钱，都去国外拍摄了，我希望我的工作人员能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我们分散住在老城广场四周的酒店里，收工之后，坐在老城广场，对这个城市有一种总也看不厌的感觉。电影在布拉格拍了3个月，按说真的是很长了，但拍完还不想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在伏尔塔瓦河上，租一个很小的游艇，开一瓶香槟……真的，我也去了很多地方，很少有一个地方给我这种感觉，又平静又疯狂，又古老又年轻。”
时间赋予的改变成了电影
作为演员的老徐很感性，居家的老徐很不爱操心，但是导演徐静蕾是个事无巨细的工作狂。她是个情商很高的明白人，她对她的宣传公司说，“我身上有什么值得利用的，你们就拿去用好了。”这种明白也体现在她对自己电影的认知上，“肯定是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那也没什么。是，我是拍得不够好，那您来个好的试试？”男导演们就未必有这份豁达，被挤兑得憋不住了，有时候还要骂回去。对这，徐静蕾也挺明白。
王朔曾经评价徐静蕾，“到底是北京妞儿，起码知道什么是寒碜。”这就是说，在自己心里，有个是非好坏的标准摆在那里，跟别人的评价无关。徐静蕾一直顶着才女之誉，后来实在被表扬得频繁，招架不住，只好说，“其实女演员也没大家想的那么没文化吧，挺多人也看书的。”
已经拍了6部电影。她希望自己的电影，是在传播爱，是在表达自己不同阶段对爱的感悟。爱，本来也是个阶段性的事情。上大学的时候她读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觉得女主人公好可怜；10年后，闲来无事重读此书，感受却完全变了，觉得那个男的才真的好可怜。正是这一念之变，才有了她执导的那部电影。这一念之变，就是时间的明证。
时间对老徐是宽容的，在赋予她成熟度的同时没有太多地剥夺掉那些本来易碎的东西。这几年，她被追问得最多的就是婚讯，问来问去，“反而回答得油掉了”，她的那些只相信爱情不相信婚姻的宣言，在网络上被转来转去，“不一定非要结婚”被缩写成了“不婚”，被不明真相的女性主义拥趸们各种点赞。
“别人都以为我事业心特强，其实我花在经营家庭和亲人上的心思远远超过工作。”她觉得自己最大的特长是“对自己在乎的人会特别好”。她的居住地十几年没挪过窝，因为老爸也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家庭和爱，对她来说无比重要。如果有一天，她突然结婚了，或者宣称不拍文艺片的她又开始拍文艺片儿了，你也千万别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