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念广告成为标签
做了第一季《中国好声音》之后，有一次我去青岛参加一个活动，《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老师对我说：“真没想到，在《中国好声音》里面，你居然可以野蛮生长到现在这个样子！”说实话，我也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
一开始接手《中国好声音》，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这个节目清晰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导师选学员，第二个阶段是学员对战。在第一阶段，主持人无非是客串而已，只有熬到了第二阶段，才会正式登上舞台，表现机会很少不说，我甚至连个“主场”的机会都没有——节目是在上海录制的。
上海，可不比杭州的温和熟悉，里里外外充满洋气，自然是精致挑剔。到这儿来“拜码头”，总有点儿许文强从北京来上海闯天下的感觉。好吧，我承认这个说法有点儿美化自己了，其实我差不多只是丁力，从乡下来城市求个活计。（反正最后我没死，哼。）放下大上海不说，人也不熟。这个节目是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做的，我的团队中的那帮兄弟都没机会参与其中，就我一个！
李白在《侠客行》里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在直奔上海的路上，忽然有了点儿这样的感怀。可到了现场，我就傻眼了，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么潇洒浪漫，我倒有点儿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意思。
没办法，既来之则安之吧。我可是专业主持人，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不能给浙江卫视丢脸。说实话，做前两期节目的时候，我心理压力非常大，而且特别孤独，很怀念我们台的录影棚和演播大厅，也想念和我一起摸爬滚打的同事们。那时候最强烈的一个感觉是，什么都不顺手，连麦克风好像都没有我们浙江卫视的好用，更别说什么舞台和灯光了。
不仅如此。一个主持人，只能留在台后，没有搭档，没有串词，不需要更多的展示，只是负责采访，调动学员情绪，鼓舞他们上场好好发挥，然后就和亲友团一起，分享从台上传达出来的情绪。等节目录制完成，走出录播间，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也没人搭理我。我就一个人游走在录制现场，没有了曾经的参与感，也无须去关注后期的节目效果，我仿佛是个会主持的“边缘人”。
既然节目形式如此，我自当尽力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但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的表现一开始就引起了那么多人的质疑。
《中国好声音》的热播引起了媒体和观众的强烈反应，人们对节目的看法存在分歧，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歌手，互相激烈地辩论，可对我意见基本一致：“华少完全不应该存在。”
虽然我事先有些心理准备，料想到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但当事情发生时，还是抑郁到了极点。毫不夸张，我连看微博的勇气都没有，我怕看见别人评价我的词句，怕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名字。
坦白说，我在录制第一集和第二集时工作量是最大的，不仅要适应制作团队，尽快跟节目融合，还要把学员们的资料牢记于心，去和他们聊天，一起见他们的亲朋好友，把每个人的故事都捕捉到手……这可不是唠家常，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有摄影机在拍摄的。换句话说，我一直都在录节目，导师们说话的时候我在录，学员唱歌的时候我也在录，就差吃饭睡觉没被录下来了。
在第一阶段的节目中，不少人看到我和歌手的亲友团站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看着演出现场视频，偶尔我会出现一下，还是沾了亲友团的光。其实，那可不是导演偶尔捕捉到的一个镜头，那台机器一直亮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被录制，录完一组接着录下一组，录完之后等到播出，却通通被剪掉。可怜我每集节目要出镜几个小时，到头来却只有20几个镜头，每个镜头不超过20秒！
最令人心有不甘的是，那么多功课，那么多努力，非但没有得到肯定，反而得到了一句“不应该存在”的评价！
我当时的心情低落到了谷底，恨不得节目赶紧结束收工回家。惟一支撑我继续走下去的，是我一直和自己说的话：不管别人多么小看我、嘲讽我，自己不能小看了自己。哪怕被公众指责得体无完肤，至少也要得到业内的承认——华少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我硬着头皮撑！
转折在第三集出现了。前两集播出后，节目整体反响出乎意料地好，到了第三集时，节目组决定增加广告的环节。于是，就有了上一节说到的那段经历。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吧。但我如果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来形容这一切，是不是也算贴切？
那集节目过后，我念的那段广告被很多人模仿传播，从策划本身而言，我们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的效果，的确值得高兴。节目组似乎也认准了这个模式，希望在以后的每一集里都穿插这样的广告。
从那以后，我的工作赫然多出了一项内容，那就是念广告。以前我参加各种活动，怎么可能会有这个环节？而现在，不论我走到哪里，都必然会让我念上一段。活动主办方常常会啪地给我一个广告说：“你就照着这个，快点儿念出来就行！”
刚开始，我还会客气地提醒一下：“确定吗？念快了现场可没人听得清楚的！”
“无所谓，大家不就图个乐呵嘛！”的确，主办方图的就是乐呵。
记得有一次，因为太过疲惫，我在台上把广告词给念错了，心里正琢磨着，要不要开个玩笑敷衍过去，结果台下掌声雷动，观众倒是真不介意，还一个劲儿地喊：“再来一个，广告，再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