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实情出发，这也绝非万全之策。根据沙特1992年颁布的《治国基本法》，凡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的儿子及其后裔中的优秀者”，都具备继承资格。这样模糊地算来，在阿齐兹的儿子与孙子辈中，大约有5000个亲王具备资格继承王位，其中有2000人是核心成员，掌握着沙特王室在国外高达6000亿美元的投资。这一情况使得继承顺序的确定与王储、国王的遴选变得十分棘手且充满风险。早在1999年，塔拉勒亲王就曾发出了警告：“必须寻找一个使得君主制向下一代平稳过渡的方法，否则将会爆发权力斗争。”而这一次，萨勒曼突然立储的做法，则很有可能在“那些看起来就此被断了‘上位’后路的王室第三代中埋下引发激烈冲突的长期隐患。几十年来，沙特王室内部的政治斗争第一次真实地拉开了序幕。”格雷戈里·高斯（F. Gregory Gause），美国得州农工大学国际政治学系、长期观察沙特政治的专家这样预测道。
进退维谷，“兄终弟及”制度是罪魁祸首。那么，这种传承制度究竟因何而起？
故事要从现任国王萨勒曼的二哥和三哥说起。时光追溯到沙特建国初期。其实，开国国君阿齐兹的王位来自父亲拉赫曼，而他也有意将其传递给下一代。起初，他选中了长子图尔基为接班人。但1918年，图尔基却在一场对沙马尔王国的征伐中不幸病故了。
从那以后，王位便“卡”在了两个人——阿齐兹的次子沙特和三子费萨尔之间，来回交替。这二人是老国王在图尔基之外最为欣赏的两个儿子，都是从十几岁时开始便跟随父亲东征西讨，为国家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虽然沙特年长，已被册封为王储，但费萨尔的资质禀赋似乎要更胜一筹。他自20岁起就一直担任沙特重要地区——汉志的首脑，24岁兼任外交大臣，总揽全国外交事务。曾经一度，在能干的弟弟面前，沙特的王储地位显得有些摇摇欲坠。
但一起突发事件帮沙特保住了地位。1935年，在圣城麦加的一次朝觐活动上，4名也门信徒手持匕首冲向了正在主持仪式的阿齐兹国王。在千钧一发之际，跟随在国王身后的沙特王储冲上前去，推开父亲，并用身体挡住了匕首，肩部、背部各中一刀。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阿齐兹国王。他随后便明确宣诏沙特亲王的王储地位不可动摇，并号召全国臣民“要像效忠国王一样效忠王储”。不仅如此，阿齐兹国王还在沙特王储康复后赋予了他更多的权力，并在1939年任命其为国民卫队司令。而沙特也最终在1953年老国王逝世后，顺利地就任王国第二任国王。但费萨尔亲王也没有因此而退出政治舞台。他以王储兼大臣会议副主席和外交大臣的身份辅佐新国王，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沙特国王不是那样昏庸无能，也许费萨尔就将终生无缘于君主宝座，“兄终弟及”制也就不会在沙特存在了。但可惜的是，在他执政后期，伴随着国家石油财富的增加，王室逐渐走向了腐败。不仅国王的生活奢靡无度——拥有豪华宫殿25座，其内部配有世界最大的空调装置，还安装了各种现代化的技术用品——其余的数千名王子和公主也是挥金如土，每年都要挥霍掉占国家总收入约1/5的财富。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对民间愁苦不闻不问，任凭社会上贪污受贿之风猖獗，百姓民不聊生。长此以往，人们对王室的反对情绪与日俱增。各种形式的反政府活动也渐渐增多。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沙特政府已是债台高筑。1958年，该国的外国到期债务高达1.2亿美元。政府的腐败加上外国石油公司的盘剥，又连续引发了两次石油工人大罢工。
而沙特国王不仅在外不受百姓待见，在王室内部也缺乏支持。他肆无忌惮地任命其儿子们担任多个重要政府职位，这种有意传位于子的做法让众王室成员心中非常不满。1958年3月，王室中12名亲王以稳定政局为由，联名要求沙特国王退位，并将其权力移交给费萨尔。因为没有忘记自己在父王临终前关于“永远不反对兄长”的保证，费萨尔起初对此并不同意。但沙特国王却因无力维系局面而不得已下诏，决定由费萨尔王储兼任首相，全权处理国家内外大政。
费萨尔执掌大权后，在内政方面采取了整顿财政、打击腐败等举措，对外则致力于与埃及恢复关系。他在位的那10年间，沙特不仅在对外交往中重获主动，还因赶上了油价暴涨时期，凭借巨额石油收入迅速在经济上实现了腾飞，国家也一跃成为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但是，由于财政改革措施触犯了王室部分重要人物的权益，费萨尔不久也遭到了王室成员的反对，随之被剥夺权力，国王沙特再度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