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魏德迈与驻华美军司令深知，全新的中国陆军，需要拥有全新、先进的配给补充方案，才能充分发挥其战斗力：“我惊讶地发现，没有一个中国军队或者政府人士听说过西方‘军队靠肚皮’这句谚语。”魏德迈回忆说，中国军队的做法是：“将士兵所需给养的一笔定额款项，发交于各部队长官购买给养，然而中国军队各级军官薪资有限，更由于持续通货膨胀而缩水，无法养家糊口，所以通过克扣、吃空额中饱私囊已经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中国士兵自认已经以身许国，至少应该可以吃饱，然而这一希望常常落空，饥饿的士兵被迫四处自行搜寻粮食自行补给，从而恶化军民关系。”
魏德迈充满同情地指出，重庆政府并非不想清除此项腐败，并提高士兵待遇，因为对于中国当时羸弱的战时经济体系来说，为数上百万兵员之给养，实在是不堪之重负。根据驻华美军司令部拟定的新制度，国民政府于昆明建立给养中心，由中心购置军粮以及其他物资配发各部队，各战区亦着手组建专门的后勤司令部，魏德迈还特地通过美军驻华司令部，自美国本土大量运输维他命药丸至中国战区，改善士兵营养摄入。
根据魏德迈依照美军制度，亲自拟定的给养标准，每名士兵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应至少在3600卡路里以上，每日供给标准应当包括肉类半磅、花生米与黄豆四分之一磅，以及其他蔬菜、奶制品。郑洞国将军回忆说，制度甫一公布，中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与参谋总长何应钦，曾以置办肉食为难、中国士兵传统膳食结构等理由试图推诿，即遭到魏氏严厉呵斥：“最好你们留着那些肉给日本人吃！！！”
在军医署署长阿姆斯特朗准将的协助下，魏德迈与美军驻华司令部还努力为中国军队建立了最初步的野战急救医疗系统：“通常情况下，在与日军的激烈战斗后，无论胜负，中国军队都被迫将成百上千、无力诊治救护的伤兵遗弃于战场附近，如遭遇敌人逆袭，这些伤员的下场往往更为凄惨。”为扭转这种局面，昆明、桂林军委会干训班中开设了战地医疗培训班，从1944年底至1945年夏天，培训班培训了大约3600名中国军医。魏德迈与驻华美军司令部亦竭尽所能，为中国军队引进了一定数量的担架、外科手术器械、敷料与药品。
1945年4月，全新的中国陆军终于迎来了一次为时已晚的全面考验：日军为了占据中美空军在芷江的前进机场与补给基地，维持京汉、粤汉、津浦铁路与长江航运的通畅，决心发动湘西会战，参战部队为第六方面军坂西一良中将麾下第20军，共5个师团1个旅团。中国方面则有第三、四方面军应对。根据台湾地区“国防部史政局”编纂的《湘西会战》报告记录显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为，第四方面军主力在武同，新化一线与日军进犯主力决战，第三方面军部分兵力在通道县、清县附近集结，伺机向武同以东出击，第10集团军王敬久部以及第18军，由当桃向新化以东攻击，新编第6军派出一师作为总预备队，由美国空军紧急空运进驻芷江，作为总预备队。
不难看出，在装备、后勤补给以及总兵力已经占优情况下，作为抗战八年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的湘西会战，国民政府制定的作战计划已经是志在必得，在先期防御后即展开主动攻势。《湘西会战》报告显示，敌我双方兵力比为10万对18.5万，中国陆军不仅人数占优，战斗力与素质也非昔日吴下阿蒙：其中新编第6军为完全美械装备，第94军为三分之二美械，其余第18、73、74各军装备为三分之一美械，火力优势明显：轻重机枪拥有比率达到2∶1（6639∶3190），火炮拥有比率更是惊人的3∶1（1607∶504）。
从4月9日至6月7日，在湿热、地势崎岖、河流纵横的邵阳、新宁、芷江地区，以及横亘其中的武陵、雪峰山脉中，中国军队与进犯日军奋战60天：先是第74、73军在新宁、武冈将来犯日军第68、34师团顽强阻截，使其不能前进，同时100军连同74、73军一部在邵阳附近榆树湾、龙潭司一带重创日军116师团。日军64、47师团试图分攻新化、益阳的企图也未得逞。5月1日，四方面军决定转守为攻，命令战略预备队第18军胡琏部攻击洞口，从昆明空运到达的新六军廖耀湘部作为快速化机动纵队，在安江待命，随时截断日军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