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个月的被迫封锁后，重新开通的滇缅公路在1941年夏天进入了运输高峰期。自从日本封锁中国沿海港口和滇越铁路后，滇缅公路就成为抗战大后方唯一一条陆上国际交通命脉。11个运输大队下辖2001辆卡车，日夜行驶在这条险峻公路上，又窄又陡的路上弯道连绵，土崩发生时便翻车频繁。有时车里拉运的军火还会爆炸，以至于美军士兵通过这条公路时嘴里总会不停地祈祷。
1941年夏天，由于管理不善，运力有限的滇缅公路拥挤不堪。仅起点站腊戌就有3万吨物资待运，一路上还沿途积压着5.5万吨物资和1.25万吨汽油。国民政府各部门把管理物资运输当作肥差，有关机构多达16个，却依然管不住运输中的漏洞，大量物资沿途被盗。从腊戌运到中缅边界畹町的物资已减少一半，而到达昆明的物资又仅及畹町的一半。
这种混乱状况让陈光甫心急如焚。作为1938到1940年的前任赴美求援特使，甫一回国他就不顾日机轰炸危险，亲自前往滇缅公路考察全路运输情况。因为他深知，如若桐油、锡等战略物资不能按合同如数如期运至美国，便意味着艰难签订的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的失败。
回溯3年前，陈光甫毅然应命赴美求援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一年有余。伴随着日本不断加快的战争步伐，美国舆论的风向也开始悄然转变。曾经明哲保身的美国政府开始惊呼：日本打算“主宰整个中国，并进而主宰东至贝加尔湖的整个亚洲”。与此同时，中国的坚持抗战也让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看法。在驻华武官史迪威看来，拨一笔贷款给中国购买军火，是替美国买下了最便宜的国防线。就连一向主张绥靖日本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也认为，援助蒋介石要比制裁日本好得多。
在援华问题上，摩根索向来比较积极。他乘在法国度假之机，主动向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问起：“到1938年底中国拥有的白银售完以后，中国如何得到外汇？”摩根索希望中国能派陈光甫赴美商讨援华，这位上海银行的总经理在两年前的中美白银外交中给摩根索留下极好印象：“一定可以找到使中国从美国得到援助而又不使美国政府为难的办法。”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也指出：“向伦敦和巴黎寻求帮助的唯一办法，首先是和美国做好一些安排。”
这次巴黎会晤对于陷入求援困境的国民政府无疑是个福音。在抗战头两年里，中国利用苏联贷款的规模几乎是西方国家贷款的3倍。但蒋介石对苏联始终怀有戒心，“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因此，他一直对在华利益最多的英国寄予厚望。但英国只想在远东苟且偷安，除非美国愿意一起援华，否则英国绝不采取任何支持中国而得罪日本的行动。
直到1938年6月中英谈判陷入僵局后，国民政府才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这样分析：“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尽管国民政府在战争第一年的外交收效不大，但蒋介石坚信：“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在接到摩根索抛出的橄榄枝后，大喜过望的蒋介石急令陈光甫多带几种借款方案早日成行。为此还召回不太受美国欢迎的驻美大使王正廷，派遣胡适为新任驻美大使，协助赴美求援。临行前，孔祥熙要求陈光甫争取3亿～4亿美元贷款，但陈光甫却对即将开始的中美谈判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当时最迫切需要的平准基金援助，由于政治性太强，借到的可能性极小。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可以抵押的信用借款。
陈光甫在赴美之前，曾对可以提供借款的各种担保品加以研究，并在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尼科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作为借款的抵押品。桐油是我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商品，约占世界总产量的95%以上。自1913至1937年，美国直接从中国输入桐油就占其全国总量的50%以上。且桐油属于军需物资，美国的孤立主义分子也没有理由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