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陷落前一天，日本海军飞机对停泊在附近江面的中外舰船进行了集中的轰炸和扫射。锚泊在上游28海里外的美国亚洲舰队炮舰“帕奈号”遭到两轮空袭，日机无视其天篷上硕大的美国国旗，反复做出俯冲，直至该舰最终沉没。13名美军官兵在轰炸中受了重伤，其中1人不治，另有32人轻伤。这一事件彻底揭露了日本海军“和平维护者”的假面具，东京被迫向美方做出221.4万美元的赔偿，以说服罗斯福总统不要与日本断交。
加入“狂欢”的还不只是海军。《朝日新闻》发起了“军用机捐献”活动，鼓励国民踊跃捐资为“皇军”购买新飞机。到1937年12月为止，报社共收到捐款11.5万日元，为陆海军购置了90架飞机。NHK向民间征集了《赞扬无敌皇军》、《正义之军》、《出征的壮士》等28首军歌，在新闻节目之前反复播放。9月初，第72届国会在讨论特别军事费问题时，竟以全体赞成的方式通过了高达20亿日元的新预算：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滨田国松了。
到这时为止，近卫终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倘若战争迟迟不能停止，则他所期望的驾驭陆军、攫取统率权的前景将永远无法实现。1937年9月，他曾设想建立以他本人为中心的战时大本营体制，但被参谋本部所回绝：陆军不希望它的行动自由受到任何形式的阻碍。到11月17日，终于组建了以陆海军省部为核心、听命于天皇本人的大本营，但这个成员多达200余人的机构更像是一个俱乐部，军人在其中掌握着全部话语权。近卫本人通过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对军部施加影响，以协调内阁与军人之间的关系。不过他很快就发现，由于长久以来对军部的要求一直持逆来顺受的态度，他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这位弗兰肯斯坦正被自己创造的怪物所奴役。
只有一个国家还在尝试对中日战争进行调停，那就是和双方都有利益交集的德国人。1937年11月2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1）承认内蒙古自治；（2）在华北建立一个与“满洲国”国境线平行的非军事区；（3）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4）停止抗日政策；（5）共同反对共产主义；（6）降低对日关税；（7）尊重外国权益。11月4日，陶德曼将日方的条件转达给蒋介石，但中方对此反应冷淡。
南京沦陷后，热衷于“惩膺暴支”的日本陆军的气焰已呈熏天之势。12月20日，他们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强迫近卫变更了谈判条件，加上了四项更为苛刻的要求：（1）中方承认“满洲国”的地位，实现日满华亲密合作；（2）在华北和内蒙古设置非武装地带；（3）日满华三国签署密切经济合作的协定；（4）中国向日本做出“必要”的经济赔偿。12月28日，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与会代表一致认定中国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款。当天，蒋介石通知陶德曼：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日本的条件。
1938年1月11日中午，日本内阁和陆海军省部在皇宫召开了一次特殊的联席会议，全面讨论“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天皇本人亲自临席旁听。令人吃惊的是，主要矛盾不是发生在文官和军人之间，而是以近卫首相、广田外相和陆海军大臣为一方，陆海军统帅机关为另一方，展开激烈辩论。曾经的“不扩大”派成员、石原莞尔的好友多田骏（时任参谋本部次长）旧话重提，再度宣称：如果日本继续将大部分有生兵力纠缠在中国的泥潭之中，苏联必将乘虚而入，对“满洲国”形成威胁。有鉴于此，应当恢复和谈，尽早中止战争，避免陷入长期化的总体战和消耗战。但近卫和广田却兴冲冲地认为，南京陷落后，蒋介石政权的处境已是江河日下，“可以说是威风扫地”；此时正应当“排除姑息妥协”、继续发动攻势，以最终摧毁蒋政权，使中国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