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麦克阿瑟虽然主张在宪法里体现天皇的象征性，但他并没有废除天皇制，有人说这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抬头提供了基础，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新生：占领时期有本书影响非常大，就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通过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得出来的结论是——西方国家崇尚“罪恶说”，日本是“耻辱说”。日本人特别崇拜一种权威，为了权威人物他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在日本，这个权威就是天皇。日本投降之后，50万美军进驻日本，没费一枪一弹，早上进城，中午就把枪扔了，晚上就上街找日本姑娘去了。就是因为当时天皇一声令下，号召大家投降，就没有人去反抗了。这种天皇的绝对权威性给麦克阿瑟带来很深的触动，他曾说“一个天皇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战斗力”。
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来反映天皇的权威性。当时，澳大利亚参与接管日本投降的一支部队，是由3000多个放牛娃出身的士兵组成的。他们被派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去接受日本投降，澳洲人问当时日本南方军的司令官“你们有多少人”，对方回答说“我们有20万”，把澳大利亚人吓坏了，3000人要去接受20万人的投降，怎么管理啊。日本人就说，你们先回去，一个星期之后你们再来。过了一个星期，澳大利亚人一去看，盖得非常好的新营房，是给澳大利亚人住的，投降的日军主动拉了一个铁丝网，自己在铁丝网后面蹲下，整齐排列，等待接管。这就是规矩，就是天皇的权威。
所以呢，当初麦克阿瑟刚去日本的时候，有人劝他，说你要去见天皇。麦克阿瑟说他应该来见我啊，我是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专门住在皇宫对面的大楼里，守株待兔，过了两个星期，天皇真的来见他了。据麦克阿瑟回忆录里讲，天皇的话他很感动，因为天皇一上来就说了，战争是我的责任，要审判就审判我吧！事后，两个人拍了张合影，麦克阿瑟穿军便服，掐着腰，天皇站在旁边，小小的个子，穿着燕尾服，很拘谨的样子。照片一出来，内务省坚决反对在报纸上登出来，因为一公开，就知道谁是真正的统治者。结果，最后登出来了，确实在日本引起了一阵风波。我个人觉得这跟两人的年龄和心态也有关系。两个人年龄相差21岁，当时，麦克阿瑟65岁，天皇只有44岁，我觉得麦克阿瑟有一种父亲的感觉，心里觉得这个“小孩”已经道歉了，就放他一马吧。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美国因素，军国主义在日本生存的文化土壤是什么？天皇的绝对权威性，与日本的文化和历史有何渊源？
王新生：日本虽然是在古代学习中国发展起来的国家，但是两国之间毕竟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过去我们常说“同文同种”，其实这个不对。即便在唐朝的时候，前后有16次遣唐使来学习，全盘唐化，但实际上我个人做过一个判断——在古代日本历史上，即使是学习中国，它也是无条件地接受技术性文化，和有条件地选择接受制度性文化。
怎么解释呢？虽然表面上看日本接受了所有的唐朝制度，包括它的法律、均田制、科举制度，但是一个也没保留下来，全部半途而废了，因为它的历史发展阶段还不足以接受唐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从唐朝开始，中国走上了“尚文”的道路，科举制度真正开始实施，文官厉害起来了。但是日本是从那时开始就走上了“尚武”的道路，那时候它虽然有均田制，但是弄来弄去都破产了，最后变成庄园制，一帮庄民为了保护这个庄园，开始亦农亦兵，后来变成职业军人，变成了武士。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盖棺定论”，就是人死了，你得给他三七开或者四六开，要下个结论。他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是日本文化里的俗话叫“盖棺不定论”，叫“立地成佛”。人死了，全变成好人了。比如靖国神社，里面供奉了240多万战死者，不管是不是战犯，日本人都把他当作“神”来对待，当作民族英雄来对待。
1952年4月29日，日本独立了，美军占领结束。那一年，日本国会议员投票一致表决通过，对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东京审判的战犯，以因公殉职的标准来处理，为他们的家属提供优厚的抚恤金。所以日本人对于生死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历史上，越是坏蛋，祭祀得越隆重。因为他们总担心死去的人要出来作祟，害怕他们出来捣乱。
在东京站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平将门之墓，就是纪念一个叫平将门的坏蛋。当年，这个家伙在东京造反，自己说自己是天皇，结果被镇压下去了。据传说，胜军挑着他的头去当时的首都京都，走到京都的时候他的头又飞回东京，落在了这个地方。以后，这个地方经常出现一些灾荒、瘟疫，当地老百姓就给他盖了神庙，供着他，立马就好了。关东大地震的时候把他的墓震没了，大藏省一看好机会，在上边盖了一个写字楼，结果刚搬进去，包括大臣在内20多个高官接二连三不明不白地死了。一看坏事了，又赶紧把楼拆了，把墓再建起来。到了占领时期，美国人一看这个地方不错，想搞一个停车场，结果在推土机作业过程中，那个推土机司机又莫名其妙死了。所以到现在墓还是好好的，周围都是一些高楼大厦，各大企业的职员每次出差之前还要在那儿拜一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