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阎宝航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1月5日，阎宝航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05年，当一个电视摄制组专程到莫斯科采访已离任的罗高寿大使时，再次谈到了阎宝航，罗高寿说：“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潘汉年（1906～1977）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顾顺章不仅了解党的诸多核心机密，而且还知晓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处地址。因此，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组建，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直接负责。潘汉年担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由此，潘汉年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情报生涯。
此时潘汉年已来到上海6年。6年的时间，他从一名普通的创造社成员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一直在积极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因为工作的需要，他经常打扮得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有个“小开”的称号（上海话，富家子弟）。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广阔的人际关系成为他开展情报工作的基础。比如，曾为袁世凯幕僚、后来又是杜月笙高级幕僚的杨度就是潘汉年情报网中的重要一员。杨度入党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这个秘密一直到周恩来去世前才公布。
潘汉年成功地将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结合在一起。老同盟会员、当过北洋政府国会议员的王绍鏊，辛亥革命后曾任鄂军水陆总指挥的胡鄂公，经济交易所经纪人、工商界名流章乃器的胞弟章秋阳……他们都被潘汉年发展成情报搜集员。甚至一些不起眼的邮电局投递员、大商场柜台的售货员，都是潘汉年情报网的一环，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期间经过潘汉年的情报网汇集的重要战略情报包括：正在酝酿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美、英等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企图用牺牲中国的办法来和日本做交易；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第一个送情报的是阎宝航，随之潘汉年的情报也到了；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的进攻方向是南下而不是北上。
1939年5月，潘汉年从延安到达香港。10月，潘汉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不久回到上海。此后，他经常往返于香港、上海之间。他的另一项工作是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从1942年初到5月，潘汉年等人严密组织，从日军的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等，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内地及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斗争的爱国青年。
1943年，潘汉年在另外一位情报人员关露的安排下和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见面。同年，他又在李士群的要求下会见了汪精卫。这次和汪精卫的会见潘汉年并没有向上级汇报，因为当时正值淮南根据地整风高潮，杨帆等敌工干部被审查，他担心被牵连。这件事成为之后终结潘汉年政治生命的祸根。
1955年，身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被秘密逮捕。他的内奸罪包括三条，除了和汪精卫会面之外，还有1936年投降国民党，以及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参与审案的几人都觉得案情疑点颇多，在向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汇报后，谢觉哉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