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迪安和韩伟一起对这批金饰片做了资料整理。“我们当时反复检查过，没有人觉得这批金饰片会有任何问题。”两人没有完整的信息资料，但关于盗掘走私的说法，也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证实。
此时的戴迪安已经从英国回到法国，在巴黎开了一家名叫“东方青铜器”（Oriental Bronzes）的古董行，准备全面投身法国的古董行业。也正是在这时，戴迪安将这两对新收藏的鸷鸟金饰片给好友希拉克看。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古董的资深爱好者。“这些文物应该进博物馆。”希拉克对戴迪安如此说道。那时的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让-弗朗索瓦·贾立基（Jean-Francois Jarrige）也是希拉克的朋友，他和希拉克都特别希望这些中国文物能够留在法国，但显然由国家出资购买收藏不太可能，因此希拉克给他的另一位朋友弗郎索瓦·皮诺（Francois Pinault）打了电话。皮诺掌管着世界第三大奢侈品集团PPR集团，后来更名为云开集团，同时他也是佳士得拍卖行的最大股东。
不久皮诺给戴迪安打了电话：“你能从自己的金饰片里给我几套，让我送给吉美博物馆吗？”皮诺最终以相当于现在100万欧元的价格从戴迪安手里买下了两对鸷鸟金饰片，并将它们捐赠给了吉美博物馆，戴迪安也将自己剩下的28件金饰片捐了。“其实当时希拉克和皮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这批文物。”戴迪安回忆道。
《吉美博物馆1996年至2006年获得馆藏》目录中写道：“这些年中国馆藏部分，一个相对缺失的馆藏领域获得了填补，即中国金银器艺术品，这组珍贵的金饰片很可能出自周朝知名人物的棺椁贴片。”
这是戴迪安从英国重回法国之后的一笔巨额捐赠，他重新回到法国古董市场行业，并在2002年当上了法国古董商公会（SNA）主席，一时间成为法国古董行业的代表，主持在大皇宫举办的法国古董双年展，经过连任后，又遭遇过2008年的辞职和2012年的二进宫，并最终于2014年6月被迫辞去法国古董商公会主席职位，这些都是后话。
追讨
2006年6月中旬，法国中国文物专家高美斯以“私藏和转卖国际走私文化艺术财产”的罪名对戴迪安、吉美博物馆和法国文化部提起了刑事诉讼，在他的背后，是甘肃省文物局的支持。
高美斯是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APACE）创办人和主席，这一协会2004年成立，专门追讨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高美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父母都是法国人。他在法国读书，随后在亚洲和中东地区多个国家生活过。1982年他第一次到中国，随后结识了很多中国文物收藏界的朋友，在法国成了一名中国文物专家。
2005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中国流失海外文物调查项目”，完成了《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被盗流失文物调查报告》。同年11月11日，甘肃省文物局授权高美斯代表文物局在国际古董市场上寻找流失的中国文物，特别是甘肃省出土的文物。在这份授权书上，甘肃省文物局专门用一页纸说明了金饰片出自大堡子山的缘由。“该馆在展出文物的说明牌上用中、法、英三种文字标明这批文物为中国甘肃礼县出土，这证明吉美博物馆在收藏这批文物时从古董商那里非常清楚地得知这些金箔饰片的出土地。”加上当时考古专家李学勤、李朝远、韩伟三人的考证，以及对比1994年被盗秦公大墓时出土的小型金箔饰片。“因此，我们认为，吉美博物馆收藏的金箔饰片为1992至1993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文物，它通过不正当渠道流失到巴黎的古董市场，理应回归到它的出土地中国甘肃。”授权书上如是写道，“鉴于此，中国甘肃文物局授权高美斯代表我们通过各种法律途径和手段追索这批珍贵文物。”
那一时期高美斯不光收到了甘肃省文物局的委托，中国各地方文物局纷至沓来，陕西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和保利博物馆都曾委托他帮助追讨流失海外的文物。
最终高美斯对戴迪安、吉美博物馆的起诉受到了审理，由菲利普·古鲁瓦（Philippe Courroye）法官主持，2006年10月2日，戴迪安接受了法国打击文化财产走私中心办公室警员们对他的听证。“我有幸遇到了一位敢于审理我诉讼的法官，不过很可惜，后来这个法官被调走了。”高美斯后来回忆道。最终案件审理并没有获得证明这批文物是非法从中国走私的一致证据，这件诉讼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