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学在古代中国可以说是一种最抽象也最实用的科学——研究者遥望的是最虚无缥缈的太空，但却要将其与最现实的政权统治联系在一起。中国皇权对占星的重视，既是中国古代天学最强大的推动力，也是西方经典天文学进入中国过程中最强大的阻力。
天文学的中西差异
1696年，法国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李明在著作《中国近事报道》中，记录了一段中国宫廷中“夜观天象”的场景：“五位数学家每个晚上都守在一座塔楼上，观察经过头顶的一切。他们中一人注视天顶，其余四人分别守望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这样，世界上四个角落所发生的事，都逃不过他们的辛勤观测。”李明所描述的“五位数学家”，更准确的身份是观测天象的宫廷学者。早在公元前，中国宫廷中就有这样一批人，以如此原始但虔诚的方式在观察着天空。
天文学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在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第一个介绍的自然科学就是天文学。简单地说，天文学是一种研究大气层以上世界的科学。在西方，研究这种科学的人被认为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他们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没有固定的关系。但对古代中国来说，这门自然科学却与政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的天文学是从敬天的“宗教”中自然产生的，从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甚至是一个“伦理上的统一体”的观点产生的，世俗的最高权力都在与天象建立的联系中得以合法化。因此，在古代中国，天文学带有罕见的“官制”特点。在靠天吃饭的农业时代，历法只能由皇帝颁布。宫廷中专设监测天象的官员，他们和天子有着密切的联系，被供养在宫廷之内，负责推算出农业耕作上一些重要的时间点，并依照帝国的需要预测和解释一些奇特的天文现象。
在阿拉伯人以前，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有毅力、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记载：“有很长一段时间（约自公元前5世纪至10世纪），几乎只有中国的天文记事可供利用。现代天文学家在许多场合都曾求助于中国的天象记事。比如在对彗星的研究上，中国的记录是世界上最为完整的。1500年以前出现的40颗彗星，它们的近似轨道几乎全部是根据中国的观测推算出来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将古中国的这些记载翻译为法文，这部手稿至今仍存于巴黎天文台。”
中国天文学在观测数据上的突出表现，表明在古代中国，天象观测既是一种精确的科学研究，也是一种细致的史学记载。一些著名的史学家本身就是天文学家，比如司马迁。他自诩出身天文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史官，也是汉代最高的天文官，司马迁也曾担任国家天文占星方面的最高官职。他所写的《史记》中《天官书》部分写法非常系统：首先检阅了中、东、南、西、北五宫的恒星和星座，然后对五星的运行，包括逆行进行详细讨论，接着按占星术关于天上各星宿的说法，来解释日月的异常以及彗星、流星、云、气（包括极光）、地震和丰歉预兆等特殊天象，以及他们所预兆的或随之发生的大事件。在《天官书》中，司马迁指出自古以来，统治者无不仔细地观测日月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