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的居住条件与法国人大相径庭。据贺宗章的《幻影淡谈·驻蒙之役》记载，劳工们“数人或数十人为一起，即于路侧搭一窝棚，斜立三叉木条，上覆以草席而卧，潮湿尤重，且北人素不讲清洁，即于棚外便溺，秽臭熏天，加之不耐烟瘴，到无几日，病之相继，甚至每棚能行动者，十无一二”。阿尔贝对此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窝棚中有人病得很重，其他人则会把他用杆子吊到棚外，不给他水不照顾他，直到他死。如果尸体开始腐烂发臭，人们则把杆子伸得离窝棚远一点。”每次阿尔贝路过工地，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他需要向劳工们发脾气，强迫他们把尸体埋葬。很多次，阿尔贝还会用他的左轮手枪为濒死的劳工解脱。“第一次我情绪特别激动，但后来就已经稀松平常了。”
在云南最初的一年，阿尔贝对中国充满了好奇，春节开始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起了兴趣。“中国人过春节的狂热一点也不比安南（越南）人逊色。人们用水彻底清洗打扫房屋，在门前栽种一些小松树，在墙上贴上长方形的红纸。人们仔细擦洗孩子们的鼻子，为他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女人们尽可能把脚裹得更紧，男人们则用在假发店买的假发加长他们的辫子。所有这些都令街道热闹非凡。只有老人们坐在门前，老奶奶们漫不经心地看着这一切，老爷爷们则蹲着在地上认真地吸着他们长长的烟斗。”阿尔贝在信中写道。
在宜良第二段铁路办事处工作时，副总工程师伍罗纳基（Wronecki）和阿尔贝在一个办公室，伍罗纳基曾评价他是“最认真、聪明、勤劳的员工”。也正是得到这份承认，1905年5月29日，阿尔贝被任命为24号工段的负责人，驻地也从宜良县搬到了高古马村，如今几十分钟的车程当时骑马需要3个小时。升职也意味着涨工资，阿尔贝月薪从工程监理时的600法郎涨到750法郎，他每个月往家寄回的钱也从200法郎增加到350法郎。
“中国人不坏，但他们很懒惰、浑身肮脏。有一次我给一名中国劳工开了药，他立刻合起双手跪拜在我面前。这是中国的致意方式。”工段负责人的身份使他开始成了诸多中国劳工的直接领导，阿尔贝与劳工的关系也反映着西方殖民者与中国的关系。“我平时连只苍蝇都不敢碰，但我现在也要学着像其他人一样，如果我对劳工们太过温柔，我就得不到最好的服务。”
当时阿尔贝就清楚，滇越铁路的完成将会改变云南的一切。在铁路修建过程中，中国当地百姓并不能想象滇越铁路通车后会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一名阿尔贝的同事因为生病打算回国休假，把自己的中国仆人从云南一路带到了越南海防。“那名中国仆人很聪明，但却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他发现越南法属殖民地的白人比云南的传教士穿着更干净，吃喝更讲究，还尽量装作不很惊讶。“可当他在老街看到轰隆隆的火车车头发动时，当他在海防看到大型蒸汽轮船离港时，我看到他的眼睛睁得特别大。”阿尔贝回忆道。
1907年6月，阿尔贝工期结束回到了法国，后又去土耳其参与修建另一条铁路。“一战”时被法国征召回国负责修建和维护乡村铁路。战后在法国创办了自己的公共工程公司，直到1940年去世。而1910年4月1日滇越铁路竣工，并在第二年全线通车，云南的交通正式与东南亚相连。滇越铁路开通“云南府-海防”国际特快，从昆明的火车可以一直开到越南港口海防，昼行夜停，分别在阿迷州、河口、老街或河内下车投宿。854公里行程需3～4天。早在1887年签订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中就在云南的蒙自设关，蒙自海关也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关口。因而当滇越铁路1908年修至蒙自县所属的碧色寨后，云南商品出口迅速发展，锡矿占出口总值80%，而棉花及棉织品占进口总额40%，鸦片也在出口中占主要地位，1903年蒙自海关出口鸦片765公担，价值52.7万元。中国西南部的进出口贸易线由此被打通。
中国人的铁路
1903年法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滇越铁路章程》中规定，铁路产业可在80年后由中国收回，但须由铁路进款项内还清修建铁路的各种费用。也就是说，法国拥有滇越铁路80年的管理权。因此清政府灭亡，中国民国政府成立后，法国人始终管理着这条铁路，且运量不断增长。1910年铁路年运量6万吨，1918年13万吨，到了抗战前夕已经达到18.5万吨。直到抗战彻底改变了滇越铁路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