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习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这些看似美好的普遍特征，实际上却往往是最残酷的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的结果：身强体健、拥有较多资源的家族，才更可能在连年饱受内战和外国入侵摧残的地方存活下来；偷渡需要支付给人贩子巨额费用，常常是一个大家族中挑选出最有可能在目的地国找到一份理想工作，从而将一家人救离火坑的人——接近成年的男孩子——然后举家借贷，孤注一掷；偷渡之路，迢迢万里，一路上转换各种交通工具，沙漠密林高山大海，比比皆是危机与考验，真正能够活着抵达目的地并获得难民签证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人死无葬身之地。查看福利署的档案数据库，几乎每一个服务对象的回忆中，都有十几桩甚至几十桩死亡事件投射的阴影。尼采说过：“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那些在眼前死去的亲人朋友，对这些世界观和价值观仍在形成过程中的少年人有着怎样的影响？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又对之有多少了解与同情？
然而，与微妙复杂的内心相比，这些年轻人流于外表的“非典型”难民特征，更能影响公众对他们的看法。尖刻一点的，会认为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而是为了占福利国家便宜而冒险投机的“经济移民”（economic migrant），因此不应当在他们身上浪费同情心和纳税人的金钱。前瞻乐观一点的，则寄希望于这些人的主客观优势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本地文化，补充劳动力的缺口，创造更大社会价值。
可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历劫余生的经历和宗教信仰的熏陶，让这些年轻人有着非常强烈的“被拣选”的感觉。然而，异国他乡的现实生活却时时打击着他们对自我的界定和期许。
虽然在自己的国家中通常属于较多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精英人群，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却令他们在新的国度每向前一步都举步维艰。政府分配的福利住房通常位于公共配套落后、社会治安较差的区域，作为外来者的他们往往成为本地社会底层人士的欺压对象。只在我实习的几个月时间里，便不止一个少年报告被人暴力侵犯甚至性虐待，半夜砸进院子的酒瓶、门上侮辱性的涂鸦、在学校中无端被窃或被破坏的个人物品更是司空见惯。
在敏感脆弱的青春期远离父母家人，他们常常饱受孤独之苦。而因为难民中以青少年男性占大多数，难以找到异性交往对象更是普遍问题。我认识的一个少年，亲哥哥在偷渡过程中因海浪翻船而被淹死，自己则在难民拘留中心被关了一年，从此性格变得极其孤僻自闭。但在每一次与社工的面谈中，他都会用几乎是侮辱性的下流言语编造出一堆自己的风流韵事，试图给人留下备受欢迎的花花公子的印象。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时我几乎出离愤怒，但在慢慢了解内情后，只觉无限悲凉。
与他们相伴的，还有时时萦绕不去的不安全感。即便是在当时左翼工党政府领导下的澳大利亚，看似慷慨的前期安置经费和服务以及相关福利补助也有严格的时间和年龄限制。18岁是一个坎，这些年轻人往往只有一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去做好独立生活、独自应付各种挑战的准备。许多心怀畏惧的少年人会在18岁生日到来前的那几个月频繁地自残或犯点无伤大雅的小罪，以一种看起来近乎愚蠢的方式试图留住福利机构的注意力和资助，但却不知留下的案底，会为日后的就业增加无穷无尽的麻烦。
即便是顺利完成法律意义上从青少年到成年人的转换，他们在阶层已相对固化的社会中也很难找到期待中的专业工作。即使是成绩优异的高学历者，也往往要靠开出租车、在餐馆打零工、在鸡场和蘑菇场加夜班换取生活费。更何况，举债偷渡的他们常常要把收入中的大半寄回故乡，偿还债务，否则留在那里的亲人便可能被黑社会逼迫甚至杀害。而一旦工作单位出现经费缩减机构精简，这些难民身份的人常常是首当其冲的裁员对象。美国“9·11”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著书指出，恐怖分子通常并不穷，相反总体而言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且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如何定义“贫穷”？与之相比，我更愿意接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对于贫困的解读。难民中的少部分精英虽然一时间以收入衡量可以被定义为小康甚至中产阶级，但若以对一个人的幸福影响至深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来衡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赤贫阶级。
此外，基于人道主义所颁发的难民签证，并不保证到期后的续签，办理亲属团聚签证更是难上加难。不要说那些初来乍到没几年、尚未站稳脚跟的年轻难民，就算是已经拥有一份稳定政府工作的Asif，在我毕业后作为技术移民顺利拿到全家人的永久居留权后，他仍在为自己的签证奔走忙碌，更不用提他多年不曾见面的、仍滞留在阿富汗战区、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父母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