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只为给凉山村民拍一张完整的全家福。这个听上去有些疯狂的“山村照相馆”计划，正是“大四”学生赵明践行了3年的梦想。
翻山越岭入凉山
元宵节刚过，赵明就背着50多斤重的行李独自上路了。原计划初六、初七就从山东老家返回凉山，但母亲的气管病一直未愈，他便不得不推迟了归期。连续两年，他都是在凉山大山里过的春节，每年只有这短暂的数天，外出打工的村民才会返回凉山，凑齐一张全家福。这可能是绝大多数村民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全家福，他自然不愿意错过这难得的拍摄机会。
与往年一样，直到大年初二赵明才结束拍摄赶回老家。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上面还有两个姐姐，每每因未能回家过年自责时，这也是他唯一的自我慰藉。但今年回家他才知道，除夕那天晚上，一直刚强的老父亲因为思念儿子竟然默默掉了眼泪。赵明明白父母的担忧，贫穷、艾滋病、吸毒……这些贴在凉山身上的标签无一不让人心惊。望着日渐苍老的父母，他内心阵阵绞痛，暗暗下决心明年除夕一定回家。
但凉山仍然要回去，那片山和那群人始终叫他牵挂。我们见到他时，他正风尘仆仆赶来，留着文艺青年标志性的蘑菇头，24岁的脸上露出学生气的憨厚笑容，皮肤明显变得黝黑粗糙，隐约留下山区紫外线灼烧的痕迹。这已经是他第六次踏上去凉山的路途。鼓鼓囊囊的行李包背在身上，里面除了必备的照相设备，还装着投影仪和幕布，这是他今年寒假想到的新创意：“凉山村落里刚刚通电，很多孩子和老人还从来没有看过电影。”为了圆孩子们的梦，年前12月，他就带着投影仪和幕布来过凉山。
夜幕星空下，电影幕布在山里面支起来，老乡们点上火堆，孩子们站在半山腰上兴奋地吆喝：“来看电影喽！”赵明给孩子们放《大圣归来》、《熊出没》、《小黄人大眼萌》，虽然孩子们不一定听得懂，但哪怕是看画面，孩子们也乐得哈哈大笑。这样的“山村电影院”没有爆米花和可乐，唯一的食物便是当地人的主食烤土豆。火堆燃起的烟分外呛鼻，所有人却聚精会神盯着幕布，生怕有一秒错过。“夜渐渐深了，年幼的孩子在炉火边依偎着妈妈的怀抱轻轻睡去，不知道他今夜的梦里有没有电影的影子。”那一瞬间，赵明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彼时的浪漫画面依然历历在目，这次出发，赵明仍然带上了投影仪和幕布。50多斤的重量全靠他一个人背着，虽然不堪重负的肩膀已经落下了病根，但他知道，这沉甸甸的行李包里装着凉山孩子们的欢乐。去凉山的路线他再熟悉不过，以往从学校所在地长春出发，要辗转换乘好几趟火车才到凉山首府西昌。为了省钱，他过去买的都是硬座票，50多个小时坐下来，整个人都快晃荡散架了。这回从济南出发，他咬咬牙买了硬卧，眨着眼跟我们打趣道：“年纪大了，才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不要以为坐火车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就算到达目的地了，事实上这只是漫漫进山路的开端。“从西昌坐大巴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面包车到村里，开到没有路的地方再下来步行。”到村里的路一直是难行的，赵明第一次去就遇到了暴雨和泥石流。2013年7月“大一”暑假，他和伙伴们相约去凉山雷波县的谷米小学支教。那是他第一次去南方，在他的想象里，南方是小桥流水人家般的诗情画意。“真正到了那儿，整个人都蒙了。”当时成都已经发布橙色暴雨警告，去凉山的路被冲垮了，10个人的支教队伍只能就地解散回家。但倔强的赵明却不甘心：“来都来了，得赌一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决定冒雨坐大巴进山。“大家都觉得我疯了，把我送上车时有一种悲壮的感觉。”大巴车一路往前行进，不到3米宽的路面上，很多路段都被暴雨冲下来的巨石损毁了，远处不断传来泥石流奔涌的轰鸣声。此时此刻，他才后知后觉地感到腿发软。以后的每次进山都是一次考验。
“有时遇上大雨，连车都开不了，就只能步行，走上四五个小时是家常便饭。”赵明有一次足足走了8个多小时，一路上拄着三脚架当拐杖使，否则一不小心就容易滑下山崖。出发前几天，他从新闻里听说四川康定和凉山下起了大雪，便隐隐担心起路况来。现在的他褪去了曾经的年少轻狂，变得越来越谨慎。“看到那么多从山崖上滚下去的翻车画面，我心里其实也没底。”但一路上的艰险阻挡不了他的脚步，他故作轻松地调侃道：“这趟出门，我可是买了两份保险。”
深山里的“全家福”
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只为给凉山村民拍一张完整的全家福。这个听上去有些疯狂的“山村照相馆”计划，正是“大四”学生赵明践行了3年的梦想。他的初衷其实很简单：“不希望自己的遗憾成为村民的遗憾。”2012年秋天奶奶去世时，赵明正在去往大学的火车上，回过神来他才意识到，自己竟然从未和奶奶照过一张全家福。这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也成了他一直坚持为凉山人拍全家福的动力。
初到凉山时，赵明发现凉山人家里几乎没有照片，更别说全家福。后来他才知道，深山人家要拍一张全家福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如果没有车就必须走上七八个小时才能到县城，要拍照还得花费50块钱，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因此，全家福照片在这里显得异常珍贵。“有一户人家拍了一张全家福，把它装裱在门框上。我一看，才发现这张全家福只有头是真的，其他的背景和服装都是假的。”原来，由于这家人穿的衣服有些脏，照相馆便把他们的头部抠出来，下身PS上华丽的新衣服，站在绿树微风的美丽背景前，显得十分怪诞。这样的照片，让赵明无法接受，便萌生了自己给村民拍照的念头。
每到赵明回凉山给村民们拍全家福的日子，便成了村子里的“盛事”。村头的广播一喊，女人们就会郑重地梳妆打扮，换上彝族传统服装。很多家境较差的人家没有传统彝族服装，只能找别家借，常常是一件衣服，四五个人轮流穿上照相。如果实在没有借的，便裹上黑色的“擦尔瓦”（一种无领无袖的彝族传统披毡）。男人们则骑着马牵着牛，热热闹闹地聚集在土坯房前。在彝族人的观念里，这些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的动物，也是自己的家人。无论衣着新旧境况好坏，人们脸上都满怀着期待神情，像孩子似的紧张羞涩，仿佛在做一件虔诚的大事。还经常会有老人在拍完全家福后，特意换上寿衣，希望赵明给他们拍一张“老人像”（遗照）。这总让赵明联想到自己的奶奶，举起相机时心里更多了一份庄重。
第一次去凉山拍照时，赵明还特地扛来了一台打印机。可到了凉山才发现，这里还没有通电，这可让他傻了眼。而一些特殊的照片又必须及时洗出来交到村民手中，否则就可能来不及了。他曾给一位卧床的老奶奶拍过“老人像”，老人当时已经一周没吃东西了，每天只喝得下二两水。赵明记得，拍照后的第三天，这位老人就去世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他只得每隔几天便跑一趟县城打印照片。县城里只有三家冲洗店，其中两家都是同一个老板。“当这位老板知道我做的事，却骂我是神经病，还坐地起价。”赵明心里很窝火，却不得不受制于人。但是村民们拿到照片时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神色让他感到安慰。“有一次，我到田里给一位老乡送照片，他正在收萝卜，手上沾满了泥巴。他并不直接用手去接照片，而是认真地用衣服把手擦拭干净，再小心地捏着照片的边角，半举在空中看，笑得很灿烂。”有人家会把照片装裱起来，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而没钱装裱的人家，会用布、手帕甚至塑料袋仔细包上好几层，压在衣服底下，仿佛在收藏一件珍宝。
赵明在深山里常常一待就是一两个月，和当地老乡渐渐培养出亲人般的情感。很多村民不会说普通话，语言沟通不了，却很自然地拉着他坐在火堆旁，拿出招待贵客的酒肉给他吃。虽然赵明有时候也吃不惯，但他很感动，这已经是老乡们款待客人最好的方式了。今年寒假，赵明住在一户村医家。房东夫妇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便把他当作亲儿子对待，临走前恋恋不舍地对他说：“你走了就不好耍了。”那天晚上在火堆旁，一个6岁的娃娃晃晃悠悠地朝赵明跑过来，把手里的酒瓶塞给他，嘴里直说：“照相叔叔，喝，喝。”
深山里的温情让他深深留恋，每当身体不适时便咬咬牙坚持下来。赵明的体格算得上敦实，但刚到山里仍然难以适应。“夏天要熬过暴晒，皮肤先是晒红，然后晒到脱皮，直到一层一层地晒透了才算完。冬天则要挺过严寒，每天晚上钻进睡袋里，即便已经穿了四五双袜子，却还是觉得冷，只得把羽绒服脱下来绑在脚上。”由于饮水不净，拉肚子也是普遍问题。“还没有水洗脸，更别提洗澡了。”一个月下来，赵明常常被误认作是当地的彝族小伙。
如影随形的无力感
拍全家福本是件温暖的事，但如影随形的无力感却常常折磨着赵明。2014年12月，他给一户人家拍了全家福，但等到2015年7月再来时，才知道其中一个孩子已经去世了，他拍的这张全家福竟成了孩子的遗照。那几天，赵明的心里一直很拧巴。“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可能连这个孩子曾在世上活过的最后证明都没了。但即使拍过照了，也依然改变不了这个孩子的命运。”这让赵明感到沮丧。
类似的“遗照”不止一张。“去年暑假我拍过一个准妈妈，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这是她的第五个孩子。”赵明本想着等到今年寒假宝宝肯定出生了，再去拍他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不料等他兴冲冲跑到孩子家，却被伤心的母亲告知，宝宝已经夭折了。虽然赵明现在已经能坐在我们面前，平静地讲述这一切，但彼时的他却被痛苦牢牢包裹着。“真想一走了之，如果改变不了，我宁可不要接触这些。”他甚至赌气地想。
除了生死，在这里，还得直面疾病。今年寒假在学校拍摄时，一个孩子突然毫无征兆地在赵明面前倒地抽搐，口吐白沫，怀里还紧紧抱着一摞书，眼睛里吧嗒吧嗒掉着眼泪。“我和她的距离只有不到1米，却什么也帮不了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流泪。”赵明向孩子的老师求助，老师却只淡淡地说这是老毛病了，用一个脏碗接了一碗凉水喂下去，这就是所谓的药。赵明永远忘不了这个孩子当时的眼神：“既不是敌视，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麻木。”
为了尽力给孩子们艰难的童年生活创造一抹欢愉，“照相叔叔”曾经带来过一张印着天安门图像的巨幅幕布。“说不出为什么选择天安门为背景，就是想让孩子们心里有个奔头。”当赵明把幕布挂起来时，孩子们都举起小手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在他们心中，天安门是一个神圣的存在。但事实上，他们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是县城。”很多村民也会来拍照，拿着照片去别村显摆，而别村人甚至看不出真假，以为真的到了北京，这让赵明感到既荒诞又心酸。直到现在，这张孩子们光着脏脏的小脚丫、站在天安门幕布前笑得特别灿烂的照片仍然是赵明最喜欢的一张。
每当压抑痛苦时，赵明就会独自一人跑到山顶有信号的地方，给家里打电话。他当然不敢跟父母倾诉内心的煎熬，但哪怕只是听一听电话那头父母的唠叨，他就觉得心里踏实。每次在山里待久了重新回到城市，他常常缓不过劲来，走在路上看着高楼大厦和汹涌人潮，心里总是涌起莫名的惧意。他告诉我们，自己有一个独特的排遣方式——去献血，到现在为止，他已经献过8次血了。而在同学眼中，赵明似乎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沧桑稳重了许多。
纵使身心俱疲地付出了很多，赵明的“山村照相馆”有时却不被理解。“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全家福只是一些‘泛泛的合影’，带不来一点儿实用价值和利益。”这样的指责让赵明有些愤愤不平。甚至有些外出打工回来的凉山村民也会提出疑问，拍全家福这件事对他们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面对误解和质疑，赵明在拍照时变得越来越谨慎。
压力还来自身边。赵明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母亲一直唠叨着让他找份安稳的工作，而父亲虽然平时不太言语，喝醉后却常常流露出对儿子未来的担忧。“今年寒假和老家同学聚会，发现很多人已经娶了媳妇还要了二胎，在家过着踏实日子。和他们比起来，自己确实混得不好。”说实话，赵明也挺羡慕人家，但他还是放不下自己的梦想和山里的人们。最困难的时候他忍痛卖了两台相机、一台胶片机来筹集路费。“就像卖自己亲生儿子一样。”他叹了口气说，“没有面包，你谈情怀，很无力。”
从他开始去凉山起，3年来至少有100多个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下次去凉山一定要叫上我。”但最终却没有人跟他去，一个都没有。他听得最多的理由无外乎是，要去学驾照，要去旅游。一个人势单力薄久了，有时候他真是感到孤立无援。他还没有学会抽烟，但每当压力大的时候，他便点上一支烟“吧嗒吧嗒”地抽，却吸不进去，只是直接吐出来。
尽管如此，他却从未动摇。“凉山当地的爷爷奶奶拿到我拍的全家福照片，曾特意让年轻人告诉我，如果我不来给他们拍照，他们的子孙后代就永远看不到他们长什么样了。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珍贵的礼物。”这让赵明愈发坚信，自己的努力虽然微小，却有价值。现在的他心态平和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样激进了。“感觉自己变得特别柔软，想做能做的反而更多了。”拍摄全家福只是他计划中的第一步，未来他还想将影像和公益结合在一起，用照片、文字和视频讲述深山里的故事。“对于大凉山，我不想只当一个过客。”
记者 邱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