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狼：一种活法
这个人，或那代人，颇有古风。
因为上了“我是歌手”选秀节目，老狼又红了。对重新走红已有心理准备的老狼，还是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有些新奇，他用其一贯的调皮口吻逢人便说：“我都红成这样了，你知道吗？”这可能是一种掩饰、一种释放或是冷静地面对演艺的新春，过去，他不止一次突然红了。走红成为明星，在街上被围观，老狼在20年前就体验过，对他来说，没什么新鲜的。问题是，这个头上一直顶着“校园民谣”帽子的老狼为什么总是让人念念不忘？要是换一个人，用这种有一搭无一搭的态度去唱歌，早被人抛弃了。20年过去，也许能得出一个结论：老狼从来没有消耗尽喜欢他的那些人的热情，他的歌没有什么时代感，但却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经历青春期时的必修课，反正这世界上总有人永远年轻，总有人会泪流满面，也就总有人会喜欢老狼，老狼总不过时。在这一点上，老狼比很多歌手都幸运，幸运到即使他多年来悄无声息、淡出公众视线，但只要他稍有风吹草动，就能撩拨起人们心中的涟漪，青春、浪漫、白衣飘飘……诸多心魔一股脑从身体里释放出来，反复把老狼臆想成一个与自己青春有关的完美形象，一直成就着老狼。
一、那时候天不总是很蓝，日子过得也不是很慢
老狼步入歌坛的故事很简单。上大学的时候他喜欢唱歌，当时大学校园会唱歌，尤其是能自己写自己唱的人属于稀缺之物，虽说北京高校多、分布广，但是这类人基本上都经常能串在一起。当时在北工大上学的金立算是当时高校歌手中的核心人物，而金立跟老狼的女朋友潘茜又是朋友，老狼有一次去金立的宿舍，他听说有个叫张楚的歌手在那里唱歌。张楚当年也是在各个高校串来串去唱歌。金立跟高晓松很熟，所以那次听张楚唱歌，金立问老狼：“高晓松他们的‘青铜器’乐队缺个主唱，你有没有兴趣？你要没兴趣，他们就玩后摇滚了。”就这样，通过金立，老狼认识了高晓松，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中国人从此多了一种青春怀旧的方式。
老狼工作后，第一个月发工资，他请高晓松吃饭，结果俩人都喝醉了，在公交车上，高晓松又哭又吐，把车里的人烦坏了。高晓松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老狼说：“我写了这么多歌，唱给谁听呀？”
高晓松的哭声感动了上苍。有一天，大地唱片公司的黄小茂找到高晓松，说是要做一盘校园歌曲专辑，想用他写的《同桌的你》。高晓松提出一个要求：“这首歌只能让老狼唱，要是别人唱我不给。”因为那段时间老狼辞职了，没有工作，高晓松得想办法让老狼挣点钱。黄小茂也没想那么多，他看中的是这首歌，至于谁来唱，那批校园歌手都差不多。
“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坐家里就红了。”老狼在回忆过去的时候说。那时候老狼辞职了，没什么事儿做。而高晓松已经开广告公司挣大钱了，没事还经常带着老狼吃吃喝喝。
老狼说：“当时只有高晓松认为我能成为歌星，他说‘你准备好做歌手吧’。我当时想都不敢想。”有一天，老狼接到高晓松的电话，让他去广电部录音棚录音。那次，老狼录了两首歌：《同桌的你》和《流浪歌手的情人》。由于《校园民谣1》这盘专辑录制时间拉得比较长，断断续续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老狼录完两首歌之后也没有认真想过自己将来去干什么，但当时他可能是受高晓松的影响，觉得自己该去广告公司做文案工作，为此他还买了几本广告方面的书，煞有介事地看了一阵子。他还问黄小茂，唱片公司要不要做文案的，黄小茂说：“这有一份合同，你签了吧。”老狼一看，是签约歌手的合同。老狼对做歌手不是没想过，不过那应该是很小的时候，他觉得唱歌可以当明星，让好多人知道自己，最不济的周围也会围着很多女孩。但是怎么去当一个职业歌手，他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随着《校园民谣1》的发行，老狼成了1994年最红的歌手之一。
“有什么好事儿，高晓松总是第一个想到我。”老狼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都是我后来从别人那里听说的。他拍电影《大武生》，主题歌也是找我唱的。”高晓松和老狼的情谊是有一次他们去海南的经历打下基础的。当时高晓松退学，老狼失恋，有人找到高晓松，说海南有家歌厅想找他们乐队去演出。他们两个人想去，乐队另外两个人不想去，最后他俩没想那么多，去了海南，在歌厅干了半个月，后来因为泡歌厅服务员被老板开掉了。老狼回学校继续上学，高晓松想去南方流浪。老狼把他厦门的一个朋友的电话给了高晓松，高晓松去了厦门，在厦门这半年，高晓松写了他第一批歌，回来后他开了广告公司。
老狼是个性格温和的人，高晓松有点狂，俩人到今天没有一拍两散，可能是性格上比较互补。音乐圈里的很多人，当年都是好哥们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都形同陌路。老狼说：“我觉得这是男人之间的一种东西，可能有时候彼此也互相厌倦，但是实际上有一种情意还是在的，毕竟一起出来的。我跟高晓松就是这样。高晓松聪明绝顶，他不是一个只干这么一件事的人。”多年来，老狼一直在唱歌，高晓松的身份一直在变，但两个人的情谊并未疏远，即便俩人常常因为一些事情闹翻。老狼说：“我们俩常常因为中国摇滚的事儿吵起来，我不愿意跟他喝酒，他一喝酒就狂起来。我说‘魔岩三杰’好，他说不好，都没他厉害，我俩吵得都快翻脸了。”有一次，光线传媒想做一个发掘歌坛新人的项目，找到高晓松，高晓松没时间，把这事儿推给老狼。老狼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很认真地挑选了一些新人的歌，弄好了之后找高晓松，高晓松正在上海，老狼跑到上海跟他说这个事儿。当时宁财神和韩寒也在，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开始高晓松说：“这些歌很棒，就这么定了。”等酒过三巡，高晓松的臭毛病又上来了：“这些人跟我比差远了，哥们儿的东西……”宁财神也在一旁帮腔，老狼急了，摔门而去。
即使翻脸，这对“活宝”依旧惺惺相惜，绝不会伤筋动骨。只要一见面，还是当年的样子。
老狼真的像高晓松预判的那样，红了。他的歌不停地在电台里播放，演出也多了。对于突然走红的感觉，老狼说：“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我觉得还好，膨胀是肯定有的，我这么谨小慎微的人不至于像高晓松那样。那时候别人都不认识我，我那会儿会假装去地铁站，希望别人认识我，其实根本没人认识你，那是荷尔蒙的年代，总想多认识两个姑娘。”
1994年出来的那批歌手，走红时间都挺长的，但老狼似乎在那拨人当中慢慢掉队了。1995年，黄小茂的风行工作室给他出了《恋恋风尘》，没多久，黄小茂去凤凰卫视做音乐总监去了，高晓松去电影学院学电影了，没有人管老狼了。他的歌一直很受欢迎，但是人似乎被边缘化了。回想那个时期，老狼说：“那段时间我也稀里糊涂的，每次走穴能挣一两万块钱，衣食无忧。然后去三里屯的一家叫Swing的酒吧唱英文歌，因为不用像走穴那样对口型或者只唱那两首流行的歌，那段时间挺快乐的。后来我认识了黄觉，我们在望京租了返迁房。这时候北京的电子音乐兴起了，白天在家看一两部电影，晚上就去酒吧混。当时有个酒吧叫88号，上至社会名流，下至贩夫走卒，都在那里混。你一抬头，看见姜文、王朔过来了，一转身又看见李泽楷了……大家都在那里耗着，都不想走，都想看今天怎么收场，谁把哪个姑娘带走回家。那个年代特别好，我对那个年代特别有感触，特别有意思，不像后来那么无聊。那拨人也特别有爱，话不停。其实88号的年代特别短，只有三四年，但是特别带劲。”
那时候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进入市场操作层面，很多业内人对怎么做都还停留在似懂非懂的程度上，尤其是对文化产品制造的意识上，其实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不管是唱片公司还是经纪人，都不职业，老狼说：“现在的职业经纪人很有步骤地去安排艺人两三年的演艺计划，那会儿都不懂，大家就觉得好玩。那会儿我们没见过大钱，再加上我随波逐流的性格，我觉得不努力也无所谓，我的成功来得很偶然，就一首歌。很多歌手在歌厅里打拼了小半辈子才红，即使现在也有些在沉沦的人。”当然也有一些唱片公司找过老狼，但他觉得路数不对，比如香港正东公司打算把他打造成亚洲顶级歌手，老狼一听说一天要上七八个通告，换七八身衣服就被吓住了。“我还是喜欢跟黄小茂这样的人合作。也可能是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我不珍惜。”
老狼不是个创作者，那段时间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实际上是我感觉挺垮掉挺颓废的，但是在那时候真的还挺有激情的，不是创作的激情，是活着的激情，觉得每天都垮掉，那个年代挺戏剧化的，想象的全是像电影一样。每天都很兴奋，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那时候我有一种体会，感觉每天晚上都有大事要发生，但是每天晚上都很平静祥和，就跟人生一样特有趣。实际上可能你总觉得你的一生要经历很多，其实都差不多。”
没有人管，老狼也从来没有给自己制定过什么计划，完全是被人推着往前走的状态，反正每个月有两三回走穴，挣的钱足够他花了，至于自己是不是还很红，很受欢迎，他几乎不会去想。他也从来没有为此感到过焦虑：“其实我觉得像咱们这一代，包括选专业上大学都是父母在做决定，我上学校都是因为将来毕业分配能分回到我爸的单位。所以这也不好，没有那种自立性，因为你自己选择，最后也要归顺于他们。可能受这个影响吧，到后来我真的是没什么这方面的规划，再加上来得太容易了就没那么在乎，不太珍惜。”
小时候，老狼跟很多人一样，想象着要是能当歌星该多好，突然有一天自己真成了那样的人了，可以和那些明星平起平坐了。想想在学校里唱歌被人关注就已经很开心了，要是被全国人民关注该有多开心啊，突然这些真的就实现了，可是实现了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好多事我都停留在想象上，当时特别想拍电影，1997年还在电影学院上导演研修班，因为你是明星可能更容易些，有过这些憧憬。但是后来发现那都是电视台混文凭的，而且老师上课特别糊弄，我就没什么动力。瞬间这些憧憬就被一些特别实际的事冲掉了。”老狼说。
老狼长这么大，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想干一件想干的事儿，结果还没干成。他说：“比如龙隆（乐队的吉他手），他就是没事都会给自己找些事儿忙活起来的人，我身边这类人挺多的，他们是很积极地去生活。高晓松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也想了，但是在想象过程中就消耗掉了。我注意力不太集中，很容易分神。”
不过，老狼后来还真遇到一次拍电影的机会，一个电影界的大佬去了一家互联网影业公司，找到老狼，跟老狼讲，现在要培养新一代的电影人，振兴电影。老狼一听自己要成新一代电影人，还有振兴电影的光荣使命，终于不用去唱《同桌的你》了，还挺高兴，就问：“拍什么呀？”大佬给老狼推荐了一个剧本，叫《我在成都火车站捡了一个彝族美女》。“一听这名我就够了。后来我还真回家找这个小说来看，就是一个特别水的故事，各种烂情节都有，最烂的最俗套的东西。我说为什么要拍这个啊，我要做一个原创比这个牛多了。他说那不行，我说为什么啊，他说这个是经过网络检验的，就是它的点击率有多少多少，就是IP的雏形。我说我只能拍这个么，他说你只能拍这个。我说那我拍不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老狼的第二张专辑磨蹭了七年才出来，这七年，他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直到有一天，宋柯去了华纳唱片，把他签下来。即使有了像样的公司，老狼的专辑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但是郁冬给老狼写了两首歌《百分之百女孩》和《虎口脱险》，让人觉得，如果不出一张专辑挺可惜的，两首歌的录音就拖拉了几个月的时间。等录完之后，又停滞了。反正老狼也不操心，该吃吃，该玩玩。最后还是宋柯急了，给老狼凑齐了歌，总算出了《晴朗》。
如果一个歌手七八年不出唱片，大概东山再起会很难，可是老狼是幸运的，《晴朗》又让他红了一阵儿。老狼说：“我觉得这就是作品的力量，这批作品给他们带来的感觉还是挺美好的，尤其是他们情窦初开、荷尔蒙旺盛的大学年代。它给我塑造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偶像歌手的形象。”等《北京的冬天》再出来，又是5年之后了。现在，老狼快10年没出唱片了，他跟1994年刚出道的那个时候差不多，要不是最近出现在选秀节目中，好多人还不知道自己逝去的青春放哪儿了。虽然他开玩笑说现在红了，但他对自己红不红没什么明显感觉：“是不是我文化层次不够啊，有好多人因为不红都得抑郁症了。我要是赶上意志比较消沉的时候，肯定去找那群玩户外的朋友去了。”
二、我崇拜那些江湖大侠
“我特别想说几句老狼。我们认识很久了，我出国后来往并不多。去年他提出做老歌的想法，他厚道到对自己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有愧疚，觉得大家谁都应该出来，不应只是他。这种君子之谦在骨子里，不是客套话，所以我特别感动。我觉得校园民谣之所以一直动人，就因为是老狼这样一个人把当时的才华、情感、文化具象了。这个我做不到。”这段话是当时那拨校园歌手之一的金立说的。当记者把这段话复述给老狼，老狼说：“当年除了《同桌的你》，还有很多歌曲被埋没了，所以有了重新翻唱的想法。至于帮助其他新人，完全是出于对这些小江湖大侠们的崇敬之心，给他们找一些机会吧。”
当问及90年代成名后哪段时光让他比较怀念，老狼说，除了在88号醉生梦死，就是在Swing酒吧唱英文歌，然后是跟马条、万晓利这些新人一起玩，经常在小酒吧演出，“跟这些人混，挺放松的”。
老狼还记得跟“舌头”乐队一起玩的情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们混得特来劲。‘舌头’乐队在皮村租了一个房子，客厅挺大，没有沙发，中间有个地毯，晚上我们一群人就围坐在那儿，中间摆一堆瓜果梨桃，旁边摆放一圈儿各种新疆乐器。这帮人就连喝带聊，整整聊了一宿。高兴的时候就来一段，一个人停下来，另一个人就操起东西来玩了。那种夜晚就特别难忘。我特喜欢西北音乐人，我第一次和吴吞（‘舌头’乐队主唱）混，还有万晓利，结果喝大了，在他的房间里就开始吐，在厕所里待了两个多小时，连拉带吐。出来之后我特别不好意思，我跟吴吞说，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他说：没事儿，这样你就对了。他们不把你当腕儿一样对待。上次‘野孩子’在上海演出，我在郭龙那儿也是，喝大了，又在厕所里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出来就倒他床上睡着了。早上起来看见他铺一毯子睡在地上，我特别不好意思，赶早班飞机就回来了。这些人有幽默感，挺逗的，自然而然的，聊得来。”
在采访中，老狼的话题总是很自然地拐到其他歌手身上，一些很陌生、很不主流的歌手的名字常常被他提及，话里话外，流露出他对这些歌手的欣赏，从不吝溢美之词，甚至，他会跑到一个小酒吧，挤在人群里看他们演出。
“我认识万晓利是他在酒吧驻唱的时候。”老狼说，后来万晓利给了他一盘磁带。“我有一天无聊，半夜的时候拿出来听了听，觉得他太厉害了，它最明显的特点是没有流行歌反复副歌的特点，歌词始终都不一样，所以我被震撼了，我就把他介绍给十三月唱片公司的卢中强。卢中强想拉我过去一起做，我不能当他们的老板，只能当哥们儿，当老板去要求他们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所以我跟他们能保持友情也是因为这个，不能涉及利益的关系，一旦涉及利益这些就都不在了，即使他是很穷困的人，你都没法做到用一个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
来自宁夏的苏阳也被老狼介绍到十三月。老狼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银川有个歌手叫苏阳，正好老狼跟旅游卫视去银川拍片子，有机会去酒吧听苏阳唱歌。“他唱那首《贤良》，那些酒吧里的人没人知道他是谁，但是那些酒吧里的人，完全被他的歌感染了。我当时觉得太牛了，因为当时在现场我听不清楚苏阳唱的是什么，他给我的感觉就完全是一个痞子，穿一身黑衣服，西北人虽然很憨厚，但是骨子里边还是有一种狡猾的东西。我真的完全被震撼了，就跟当年在北工大在金立宿舍第一次听张楚唱歌一样。”
除了帮助这些歌手找到机会，平时老狼也关心他们的生活。马条喜欢喝酒，他担心马条喝酒耽误事；万晓利对音乐投入太多，他害怕万晓利因此变成神经病……这些新生代让老狼操碎了心。老狼说：“万晓利现在住在莫干山的一个村子里，但我反而不习惯了，我习惯他当年在酒吧里胡乱唱，每回酒局都喝大，出各种怪样。突然，他变成窦唯了，就特别不适应。其实他骨子里对我还特别在乎，所以他见到我还特别拘束，反而失去了他以前喝大的那种亲密感，因为喝大了之后大家就没大没小了，大家都特别好，他现在反而特客气，我觉得挺拘束的。但是你现在要让他再回去，已经不太可能了。”
老狼当初还想着把马条、苏阳和万晓利打包推到海外，然后再打国内市场，用这样的商业策略让听众接受他们。但后来这些人在老狼的帮助下，顺利地与唱片公司签了约。
提起现在很受欢迎的民谣新人宋冬野，老狼说：“我觉得他也是被盛名所累，其实他骨子里头是一个挺淳朴的小孩，属于那种胖乎乎的，长得又没那么帅，磕不着果儿，自己在家闷头写东西闷骚型的人，特别可爱。他没火的时候，在北京东城方家胡同一个特小的酒吧里演出。那一年我媳妇正怀孕呢，10个月了，我说要去看宋冬野。一进去里头烟雾缭绕，赶紧让我媳妇到旁边一个饭馆等着，我去看宋冬野演出。里面根本挤不进去，特火，但是那种豆瓣火，就是你什么歌死忠歌迷都能跟着唱，就跟李志当年似的，特别有意思。那个感觉反而给我一个特别强烈的刺激，你能赢得那些人真正注视的话实际上是特别难得的。你想想，在这个点击的时代，能得到这样的关注非常难得。到后来他变成了‘天后宫’，蔡依林、刘若英都去找他写歌，实际上给人的感觉挺不一样的。他成名之后我们有一次在外头演出，我说是不是好多人找你掏心窝子？他说确实是。因为这是我自己当年的感受，你唱的那些歌，比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他就把你当成睡在上铺的兄弟，向你倾诉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但是你肯定不能甩袖而去，只能在那儿听，歌迷都是倾诉狂。宋冬野也是这样，后来他整天接待这种人，说天天就是这样，一到演完了，往边上一坐，一帮老爷们儿立刻围上来，开始跟你倾诉，你想戏果儿都戏不成，跟我完全一模一样的感受。大家都把他描绘的那个人变成了自己，向他倾诉。”
三、民谣是一种古老的魂魄
“校园民谣”这四个字是当年黄小茂在纸上写出来的，就像在这之前艾敬被贴上“城市民谣”的标签一样，都是一些商业概念，但是它最后还是被市场所认可。老狼说：“现在媒体老刨根说现在校园民谣怎么来的，其实这不是民谣。我觉得民谣是有一个古老的魂魄在里面，用血脉传递的。我觉得特典型是什么，我们那个时代的偶像是顾城，现在的偶像是马云。所以在那个时代，你要是一个诗人，你在学校就特别厉害，能呼风唤雨。但是只在围墙范围之内，你出到社会上估计也不好使。但是现在是马云一统天下的时代。这个时代谁不跟你谈资本的事啊，谁不跟你谈我投了什么这种事啊。大家都在聊这个。那个时代我最崇拜的是谁？杨炼，朦胧派诗人，他就在我妈办公室隔壁上班，我读他的《诺日朗》。还有舒婷、梁小斌……那时候校园里面崇拜的都是这些人，我们在学校里都玩文学社，弹吉他，整天在家里写一些酸文。”
老狼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作家狗子，因为狗子喜欢老狼班上的一个女生，正好可以从老狼家里望见那个女生家的窗户，于是狗子便成了老狼家的常客。老狼说：“狗子那样特别纯情。”后来狗子他们办的地下杂志传到了老狼的学校，老狼他妈发现这本杂志后还要举报，说里面写早恋，不健康。但是老狼受狗子的影响，也办起了文学杂志。“在学校最开心的事就是搞文学社，隔一段时间不是要出刊吗，要刻蜡纸，底下垫一个砂板，咔嚓咔嚓地刻。人家都上晚自习了，我还在那儿写诗呢。别人都说这个牛。实际上那是崇拜诗人的年代，是风花雪月一统天下的年代，到今天就一下子被颠覆了，变得一文不值。”
现在谁还写风花雪月，会被人笑话。人的抒情被各种观点立场商业营销所吞没，但人们骨子里依然对风花雪月钟情，却又羞答答不愿意承认。老狼说：“他们不是朋克，其实都还停留在自己成长的那个年代。”老狼这么说确实有道理，他一直受欢迎，说明他一直是每一代人们心中是否还风花雪月的试金石。现在看来，高晓松确实很幸运，他赶上了抒情的末班车。“所以我才觉得当年我唱的那些歌给大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是歌曲本身代表了那个年代的风花雪月；还有，那是一个怀春的年代，大家的荷尔蒙比较旺盛，喜欢的其实都是这个类型的，都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朋克实际上是后来欧美反物质的那个年代的产物。”
四、一个不知道怎么摆谱的老狼
老狼的朋友很多，且杂，似乎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跟他成为朋友，上至各路大腕儿，下至普通群众，他从不看人下菜碟，这跟他比较随和的性格有关。
这次老狼参加“我是歌手”比赛，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助理带着老狼出电梯，下意识去用胳膊挡着电梯口的人。老狼觉得奇怪，问她：“我说你跟谁学的？”她说：“我得拦着点啊。”老狼说：“人家冲上来了吗？人家扑我了吗？你别学这些，别跟人家耍大牌。”这件事儿让老狼很警觉，他说：“你知道人在那个舞台上，一站稳之后，不由自主地就往上飘，真的拦都拦不住。其实我内心还是特别矛盾的，因为说实在的，你看我这么多年，都干什么了，什么都没干，你让我说出一二三四五，我都说不出来。这个助理也不是出于责任心，而是有点膨胀了，她实际上是跟着我一起膨胀。但是我特反感，我说你拿这劲儿干什么，你别跟我面前整这个，因为我不好这个。我能拿箱子我都从来不让她拿。”
老狼其实很明白，在社会上，你是个名人，越摆谱人家越把你当回事，但是他做不出来。有一次他去演出，有人问他：“你出门带多少个助理？”老狼说：“就一个。”那人说：“人家Jolin都带着二三十人的团队。”“Jolin是谁呀？”“蔡依林。”
有一次老狼去客串唐大年的一个电影，他认识了陈明昊，他发现陈明昊老是拿着演戏圈里的那个范儿。后来俩人混熟了，老狼好奇地问他：“你挺好的一个人，干吗老是劲劲儿的？”陈明昊说：“在中国的这种片场里头混，你要不端着点架子，过一会儿灯光、摄影就来找你说戏了。”
老狼说：“在中国就这样，人就特势利。你要特平易近人，别人就把你当傻×，没大没小的，甚至得寸进尺。比如你和一个人合影，挺亲切的，结果他一会儿陆陆续续带来十好几个人来合影，说话也没大没小的。我和你有这么熟吗？后来他就会觉得你不是明星了。这说明人们对明星还是有一种敬畏感的。”
不过，让老狼端起这个架子，还挺难。有一件小事让他一直铭记在心。2002年，他当时在阳朔认识了一个攀岩教练，一直跟他玩攀岩。后来这个朋友去了西藏当老师，老狼就和他一起去爬珠穆朗玛峰。老狼曾经和一个叫祥子的冰川摄影师去爬山，他说：“我觉得跟他爬山的好处是，虽然他们也照顾你，但在那种极限环境里，最重要的还是自保，得保证自己别出大问题。跟他们爬山的最大感受是，明星一出来都前呼后拥，经纪人形影不离，还有人挡道。到那儿吧，就没那些事了。”
有一次老狼爬珠峰，从珠峰下来的时候，由于高原反应，人几乎崩溃了，在山上也没怎么吃东西，下来之后到了5000多米的珠峰大本营，才缓过来，食欲也上来了，吃完饭把碗往旁边一放，想着协作会去刷。旁边的俩美国人看到之后特别不高兴，问老狼：“你怎么不去刷碗？”老狼说：“那是他们（协作）干的活儿。”美国人说：“在这儿你能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老狼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虽然我可能没有明星意识，但我觉得我是个客人，实际上是那帮藏族孩子在做饭、盛饭、刷碗。我开始还挺不服气，后来我就明白，在那种环境，甚至在现在的社会里，你能自己干的事儿还是应该自己去处理。所以包括出去演出，我都不用经纪人帮着提箱子什么的，这都是正常人能做的。所以说玩户外、登山还是和这帮人学到了怎么和当地人去交流，怎么为人处事。有个老登山家，叫仁青平措，一个藏族人，手指头都被冻掉了，特好的藏族老头，是西藏‘登协’的官员，功勋式的登山家，但是对所有人都特别呵护。后来我们车往拉萨开的时候，有一段特别难走的路，看见有藏族人在那儿搭帐篷，老头也不认识那些人，就把车停下来，帮人家干活。我触动还挺深的，觉得他做得特别自然，这才是正常人的交往方式。”
也可能是老狼随遇而安的性格，让他没有得到更多，也没有让他失去什么。他说：“可能之前都一直太顺了吧，有些东西没有努力奋斗就得来了。也可能我太颓废了，不知道火成什么样了。”当然，老狼从小成长的环境让他耳濡目染，对“明星大腕”的概念有一种不一样的理解，他说：“我小时候，我妈是广播交响乐团团长，住文工团里面，身边也都是明星，他们在电视上舞台上也都是明星。一到分房提干的时候，都到我们家来，经常各种哭天抹泪、下跪、写血书，反差也挺大的。在台上是艺术家，在生活里，各种尔虞我诈、拉帮结伙、打小报告。可能从那时候对明星就有另外的态度。多大的明星，都有他最世俗的一面，大家都是一般人。我觉得我没把自己当明星，但是能不能真的做到这一点，我也不知道，肯定偶尔会有一些嘚瑟。有时候我想，有些人挺可怜的，成了腕儿之后没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了，哪儿有好吃的饭馆、苍蝇馆子也不能去了，交往的人也受到限制，变得很单一，被一帮经纪人围着。他们也不是朴树那样自闭的人，你看朴树的歌词就明显能感觉到他特别坠入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包括万晓利也是，不用去和别人交往、倾诉，一个人挺好。但所谓这种偶像明星，就特可怜，和实际生活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当年跟我一起走红的一个歌手和我聊天，说他出门就得住总统套房，让别人把饭端到屋里。他自己是很有这种意识的，要拿出架子来，认为这样别人才尊重他。我一直不喜欢把自己弄得特别事儿。”
什么是对明星的尊重？老狼的理解是：“其实有时候和普通人交往的时候，别人发现你没有明星架子，和你成为朋友，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尊重，把你当明星看，但又是他的朋友。我有个当年一起爬山认识的哥们儿叫齐兵，我觉得那一块儿经历困难一起混过的朋友，和面儿上的这种交往就特别不一样，大家有点亲密感在里头。后来他生活特别坎坷，跑到山区支教，做一个慈善学校。他和我讲每天得背着米上山，给那帮孩子打水，坚持了好多年，我觉得他特了不起，反而比明星有用。我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喜欢那些明星慈善，觉得就是去走个秀，之后就没了。事儿都得是像齐兵这样的人成年累月地做。可能普通人给我的这种平凡的展现让我真受感动。”
五、动，行走天下，开阔眼界
老狼平生的一大爱好就是出去玩，说得书面一点叫旅行。因此很多探险旅游类节目常常会找老狼客串主持人。他去过世界上30多个国家，但他不爱写东西，那些经历只是偶尔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一些片段分享。
对老狼来说，2003年穿越非洲是他印象最深的，当年凤凰卫视做了一个节目，摄制组兵分三路，到非洲拍摄纪录片，老狼是其中一队的客串主持人，这一路上，他置身各种危险之中，甚至与死亡擦肩而过。
他们先是从阿尔及利亚登陆，北非姑娘的身材特别好，让老狼流连忘返，但老狼还没欣赏够北非混血姑娘的风情，一场惊魂的灾难便出现在他眼前。“那是在阿尔及利亚，我们当时要去沙漠中心的一个地带，拍一个号称史前古壁画。考虑时间问题，我们计划飞到那个小城，从阿尔及尔飞到那个小镇。因为当时阿尔及利亚有游击队在机场活动，安检特别严，到飞机下面准备登机的时候还有一次搜身检查，机场就两个屋子那么大，就两架飞机停在那儿。有一个阿拉伯小孩看我在那儿吃饼干还管我要了一块，我把一包饼干都给了小孩，他爸还和我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上了第一架飞机。我们在安检的时候，那架飞机开始滑行，大概也就飞了二三十秒，刚飞到头顶的时候，‘嘭’的一下，左边的发动机就冒出一团黑烟，就跟汽车憋火似的，看着那飞机再往上爬也爬不动了，摔在离我们1公里的地方。所有人都傻了，就看着他们，那刺激太强烈了。那些空乘都是同事，一下子都傻了，我们这班也取消了。我们这个飞机的机长和空乘冲出来，都目瞪口呆。还有游客、当地人，有人开始哭。那个时候新闻记者的神儿一下子就给提起来了，当时有个《北京晚报》的记者，包括我们的总导演，说当时要是拍下来，就得普利策奖了！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新闻这种嗜血性质就盼着出事。《北京晚报》那个小孩当场就冲过去了。后来我也理解他了，他就是干这个的。但我觉得一个正常人，情感上是特别接受不了的。因为就两架飞机，如果我们上的是第一架飞机，可能我们当场就全军覆没了。有一个法国人没赶上飞机，一堆亲戚朋友来送他，看到了那个场景他就开始哭，真是百感交集啊，而且一个幸存者都没有。我们从机场出来的时候看到飞机都摔碎了，大概散布在2公里的区域，都是烧焦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恐怖袭击，那时候正好是美国打伊拉克，整个伊斯兰世界特别愤怒。我们在那儿说英语，当地那帮孩子说‘No English’，跟我们比画各种挑衅的姿势。”
马里让老狼暂时脱离危险，这个国家给老狼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音乐，为此老狼还写了一个策划，希望摄制组把马里的音乐拍下来，但是当时的总导演对这些没有兴趣。后来老狼才知道，到非洲拍纪录片，真正的目的不是感受非洲文化，而是一种政治需要。但马里这个国家给老狼留下的印象还是很深的。“我在马里住在撒哈拉沙漠边上一个特别有设计的酒店，复原了马里民居那种感觉，像一个蛋壳扣在那里，上面有一个洞，周围有一堆很小的窗户，一个人一个这种房间。马里的地貌很奇特，号称世界地貌博物馆，都是天然地貌，有各种时期留下来的断层。当时觉得好不容易来非洲了，多买点世界音乐，后来发现，那儿哪有钱啊，根本没有CD卖。但真是走到哪里都是音乐，音乐成了他们生活的调剂品，都是现场表演。”
随后他们穿越布基纳法索、加纳、多哥。当他们进入尼日利亚的时候，危险再次降临。这个国家两大教派对立，随时会有恐怖和暴力事件发生。老狼说：“大概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发现石油之后，开始有钱了，因为政治原因，国家发生内乱，人们就互相砍杀。高速公路年久失修，经常有巨大的炮弹坑，还有废旧的大货车堵在路上，经常车开着开着就得开到逆行道上去绕一下。我们的车中间还坏了一次，当地有一个使馆的文化参赞随行，还有一个当地的华人酋长，他自己做生意特别大之后又有了私人武装。他给我们派了一些警察（私人武装），拿枪保护我们。文化参赞和我挺好的，回到首都之后和我聊，当时两边都是芦苇丛、高的灌木丛，经常有土匪看到有车队停在那儿了就直接上去了，二话不说，先把人突突了，然后就把东西抢了。当时他们特别害怕，后来那个参赞说，那帮警察也不能信，他们白天当警察，晚上脱了警服就出去抢劫。那个国家特乱，但是挺迷人的。因为有钱之后，当年就把那些文化保护下来。我们当时去一些文化人家，条件特好，都特有钱，他们可能贫富差距特大。穷的人就赤贫，家里就一个碗，那家也不是家，就半截墙。到尼日利亚就明显发现，因为它发达过，舞蹈中心、艺术中心还保留着，一看就是有钱有闲才办起来的。”
老狼本以为，离开动荡的尼日利亚，就会安全了，结果在从尼日利亚去喀麦隆的途中，海关要求车队每一辆车要交2000美元的过路费，实际上就是讹钱。导演说有总统特批的通行证，海关说他们是反对派，总统的批文没用。没办法，他们只好滞留在口岸。口岸很乱，漫山遍野都是黑人，几个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就像怪物一样。老狼说：“那儿根本没旅馆，就在车外面支一个帐篷，还得看着东西，怕晚上丢东西。但我觉得还挺刺激的、挺好玩的。当时跟着的随行说，边境经常有杀人越货的，根本不敢到处走，而且那个地儿也不大，已经非常恐怖了。就一个小桥，桥那边就是喀麦隆。最后摄制组跟海关砍了砍价，给了点钱，总算放过去了。非洲好多国家的边界是‘二战’之后欧洲给划定的，都是一条直线，但是中间有十几公里缓冲带，属于两国都不管的地方，经常有武装在这里打。到喀麦隆的时候，大使就讲为什么非洲这么乱，说这些武装都是被操纵的，有石油公司的，有欧洲政治集团的，各种利益在搏斗，经常是谁给钱就替谁打，经常乱打一团，三方混战，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打。但是那个年代好在中国政治援建，留下好的印象，很多人见面会说‘你好’。尤其是最穷的那些地方，都是中国对口援建的，相对来说对中国人还好点儿。但实际上那些援建的钱都被这些政府层层给盘剥了。这些地方特别神奇，经常能看到地平线，没有高楼大厦，偶尔能看到一个人民大会堂的微缩版，一看就是中国人援建的，感觉有点穿越。援非医疗队也没辙，他们喝着酒就哭起来了，因为那边很多艾滋病，手术的时候一不小心划个口，自己就感染了，回去也没法说啊。而且那边有很多劳务输出，经常看见有非洲妇女抱着一个混血孩子来到中国大使馆，说找爹来了。大使馆上哪儿给她找爹呀，就给点儿吃的。”
神奇总是在危险中体验的，当他们离开西北部非洲，穿越非洲腹地，最终三支队伍会合在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下，惊心动魄的非洲之旅总算画上句号，对于一个喜欢户外爬山的老狼来说，征服非洲最高山峰是他非洲之行的最后一件事。老狼说，5000米以上的山峰他爬过三座，珠峰、厄尔普鲁士峰和乞力马扎罗山。
当时摄制组让朱哲琴去爬乞力马扎罗山，老狼决定自费去爬。当朱哲琴还差200多米就登顶的时候，由于高原反应严重，而且天气骤变，下起大雪，只好返回大本营。但是老狼很幸运，第二天，天气晴朗，他终于爬上了乞力马扎罗山的最高点。老狼说：“乞力马扎罗山一点儿都不险，但是确实很壮观，山顶有特大的冰川，据说有上千万年的历史，看到的时候我还是挺激动的，有点想哭，可能人在极限环境下都会有那种感觉。”
对于旅行，老狼说这是特别开阔眼界的事儿。他很佩服外国人的那种冒险精神，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他看到一个日本人在那里玩，没有任何人来帮助他。他过去看到《国家地理》杂志介绍过电影《猜火车》的男主角伊万·麦克格雷格和一个人开着摩托车穿越非洲大陆。“我觉得欧洲人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很了不起。我去爬珠峰的时候，到5800米，有高山反应，其他人就把我扔那儿，接着往上爬。有几个夏尔巴人就在山上来回溜达，说是一个法国人登顶之后，单板雪橇从北坡滑下来了，把摄像机交给夏尔巴人让他拍。结果拍了不到一分钟，人就消失了，他们就到处找那个法国人。以前有人用双板雪橇滑下来，有人背着滑翔伞滑下来，他是要破一个纪录，用单板滑下来，他为了破纪录可以不顾生命。”
——如果让你像他们这样去冒险，你会去吗？
——会。虽然我对死亡的恐惧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面对危险是很刺激的一种感觉。
当然，并不是所有旅行都是充满风险和刺激的，2009年，老狼客串主持了一个叫“勇闯南北极”的节目，在挪威最北部的斯瓦尔巴特群岛，摄制组和选手睡在简易的床上，极昼的季节，天不黑，每天过得都稀里糊涂的，拍完东西大家也不睡觉。老狼望着眼前黑白两色的世界，思维也变得清晰起来，不会去想在国内遇到的各种烦心事儿，一下变得清静多了。“那边风景也特美，冬天都结成冰川什么的，世界成黑白的了，我特别喜欢挪威。瓦尔巴特是全世界北极熊最多的地方，受气候影响，北极熊越来越难找到食物了。因为它游泳只能游一段距离，不可能一直游，必须沿着浮冰去捕猎，抓那些海豹吃，后来浮冰融化得太厉害，没法跑到更远的地方。那些海豹也知道北极熊经常在哪儿活动，都跑到远海去了。北极熊急了就只能到城里和人类抢吃的。后来我还看过纪录片，专门讲这个，好像北极熊有记忆，以前受过人类欺负，狂躁起来就报复人类。我们住的营地，要有人站岗，防止北极熊袭击。每两个小时换一次岗，外面有北极熊就报告。最后一天，轮到我值班，我就在外面溜达，那里景色特别漂亮，峡湾有几只鸟飞来飞去。我特别想碰见北极熊，最后也没碰见。”
六、静，阅读经典，感受人生
如果说喜欢户外是老狼动的一面，那么阅读就是老狼静的一面。放眼演艺圈，像老狼这样爱看书的人并不多。老狼不是那种学者专家型的人，他看书纯粹是一种兴趣。上中学他喜欢看狄更斯的小说，上大学后，他跟作家石康是同学，受石康的影响，在大学的时候就看完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等不少文学名著，用他的话说，当时也没看明白。不过，老狼在看《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正好和他后来的妻子闹分手，他说：“最后男主人公说了一句‘我为你保持了童贞’，让我对诚实、情感这种东西，有了一个转变。”
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一部史诗，但是在老狼眼里可能是一些八卦、名流的爱恨情仇。过去，老狼喜欢看小说，现在他喜欢看一些名人八卦琐事的书，比如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记》，最初，老狼在《万象》上看到一部分连载，比如陆小曼有很多仰慕者，嫁过很多人，章太炎喜欢吃臭豆腐，徐志摩是那个时代的白衣飘飘，一看他为了追求女孩竟也做出一些不堪的事，感觉他完全落地了。后来《安持人物琐记》出了书，老狼又买来看。
有一次，老狼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觉得他一口气在12米的打字机纸上写完这部小说很了不起，后来他看《垮掉的行路者》，讲述当初跟凯鲁亚克整天在一起混的那帮人，像一部口述史，讲的很多事情都是矛盾的，从多角度叙述一件事，就像一个罗生门。“后来我把这本书送给了万晓利，最近又想重新看看，还去旧书网上买了一本。”
老狼之所以把兴趣点放在那些颠覆他对这些名人美好印象的内容上，是因为过去他觉得这些人都很牛，了不起。“以前觉得凯鲁亚克特牛，后来发现他在圈子里是小弟的角色，整天跟着这帮人混。这也映射了我们自己，无意间成为明星，就有机会和这个圈子里的人混，又说到88号酒吧了，这帮人在百姓眼中是明星、商业巨子，腰缠万贯，但是你看他们在那种环境下的反差，特别有趣。我无意中也成了一个疯狂年代的目击者。别人说这个事的时候，你可能是另一种感觉。”老狼说。
老狼回想起大学时代看书的情景时说：“大学那会儿看《月亮和六便士》给我印象特别深，从下午一直看到夜里两点多，然后去找石康聊人生。还有一本是欧文·斯通写凡·高的《渴望生活》，一个画家一辈子就卖了一幅画，好像还是他弟弟买的。那个时代是最向往文艺的时候。后来那日森给我那本《在路上》，我就特崇拜60年代，那个年代的音乐、诗歌，还有垮掉的一代的生活，也特别让人兴奋。”
老狼能从垮掉的一代里面找到和自己生活的连接点，他觉得当年和高晓松坐着硬座火车去海南演出就很像《在路上》。当然，更像《在路上》的经历是2000年元旦，他跟石康还有两个朋友从厦门开车回北京。“我们开着一辆破捷达，从厦门开回了北京，出发的时候还光着膀子，到了北方已经大雪纷飞。在福建福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们无意中开上了一个小山，那里和世外桃源一样，沿着山的公路有一条小河，有一棵大树，旁边还有一个农舍，特别平静，天色雾蒙蒙的，一切都安静极了。”老狼回忆说，“一路上我们也特疯狂，穿过很多城镇，随便找个地方就住下来。到了浙江丽水，吃了一顿鸭子，一人一个小砂锅，炖着小公鸭，特嫩，鲜美。其实我有时候挺喜欢这种生活，这种陌生的生活，等你进入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就发现和你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听他们聊天，说他们的事，像看电影一样。后来我看王家卫在阿根廷酒吧听别人聊天，像能进入别人的状态似的。如果你没有这种经历，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去体验。我们在福州，省府院的电影院，里头的大榕树全垂着须子，当年电线杆子上的瓷瓶儿完全被木头包起来了。阳光灿烂，电影院里就我们四个，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使劲折腾，没人管，特自由，觉得我们就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在上海，我们一个朋友的闺蜜的爸爸是大款，我们去他们家玩，她爸拿出一个瓷瓶皇家礼炮威士忌。上海人挺讲面子，那瓶酒怎么也得有六七万块钱，我们就使劲折腾，喝得特别多，我看那大款特心疼，最后喝得烂醉。”
老狼这个年纪，对“文革”的记忆是模糊的，但是他说在看徐晓的《半生为人》和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时，触动还是很大。“我从小是‘文革’时代长起来的，对那个年代还有一点记忆。我是在2004年左右看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故事，有个人说毛主席说过一句什么话，到‘文革’的时候人们说他反动，因为毛主席根本没说过这句话，最后就把他给逼疯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就满地找字纸，要求证那句话，最后真找着了，但整个一生就毁了。包括我们家，我从小就跟我妈去河南安阳一个干校。我妈回忆说，那会儿我才两岁多，刚会说话就会背‘老三篇’。其实小孩子哪懂，就机械式地背。有一次我妈偷偷给我煮一个鸡蛋，被人发现了，说培养资本主义苗子。后来看了一批‘文革’的东西，比如徐晓的《半生为人》。书里讲在‘牛棚’里，有一个北大教授被打成‘右派’之后，为了表现自己，假装说梦话，晚上背诵毛主席语录。把人已经折磨成那种卑微的程度，晚上都不敢说梦话，怕无意中说出什么被人举报。人到那种时候就没有尊严可言。”
正如老狼到处旅行却不愿写成文字跟别人分享一样，他看书有什么心得，都是只言片语讲给别人听。他说，他周围能写的人太多了，自己想写首歌，一想到高晓松，就放弃了。想写篇文章，一想到周围都是作家，也不敢动笔了。加上老狼不是那种非要要求自己做出点什么事的人，所以，旅行、阅读也都是随性而为。他说：“法国作家塞利纳写过一本《茫茫黑夜漫游》，实际上是一种无目的漫游，是我特别崇拜的一种方式，包括生活、读书也是这样，没有目的性地去看，没有什么需求，完全享乐式的，就特别有趣。我旅游也是，听别人说哪个地方有趣就奔那儿去了。以前走穴无聊的时候，我老是在各个城市瞎转悠。有一次走着走着看到了老妈蹄花，心想这是什么东西，就进去吃了一碗，觉得太好吃了。后来我带朴树去吃，给他点了一堆，结果他皱着眉头说：‘我不吃肥肉。’丫这人真没什么生活乐趣。”
（实习生王紫祎、唐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 王小峰
赞一个 (0)收藏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