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当～当～当～
忘记了是在哪一本中世纪的神视录里读到过，礼拜日晨钟敲响的时候，一位修女被圣灵感动，看见众天使和天使长从天上降下，立于教堂塔尖之上，齐颂哈利路亚。
我站在离钟室不到5米的地方，感觉头顶也仿佛有火焰如舌熊熊燃烧。可我看见的，只有一个满脸泪痕、满眼怨恨的小男孩，正用比钟声还高八度的调门发出尖叫：
“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为什么要把我带到澳大利亚？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为什么你要把我生下来？”
早就知道，总有一天，我将要面对这些问题。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们竟然来得这么早，这么猝不及防，这么突然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伤口撕开，鲜血淋漓。眼泪不听话地迸出的那一刻，我有一丝恍惚，怀疑这是不是一场梦。
按照正常的剧本，这会儿，我和他应该穿着唱诗班的长袍，正庄严肃穆地列队进入教堂。那个发出刺耳尖叫的小嗓门，本应在虔诚吟唱着一首8世纪的拉丁文圣歌。而坐在两厢的邻居和教友，目光本应追随着走在我们之前的教会执事手中高举的十字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边同情地用眼角余光打量这边的动静，一边出于良好的中产阶级教养，下意识地把头别向另一个方向，以至于脖子上的青筋都凸了出来。
林语堂说得真好：笑与泪，庄严与滑稽，不过隔着一层纸。
捅破这张纸的，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意外：半个小时之前，鲁猫猫——我的儿子，那个哭着尖叫着的小男孩——在骑着滑板车赶往教会参加唱诗班练习的路上摔了一跤。
他想必真的是很疼。第二天晚上，打发他洗澡。一如既往地做好准备，掩上浴室门刚要离开，神秘兮兮的声音从门缝里传来：“妈妈，我给你看样东西，但你得保证不趁机偷看我的私处。”忍笑答应着进去，入眼是腿根处半个巴掌大的一片瘀青。意外发生时，鲁猫猫穿着长衣长裤，戴着护具头盔，看他手上膝盖上不过沾着些落叶尘土，不红不肿的，竟没细心查看。一时间，心里又是懊悔，又是自责。
但我也知道，那一天，鲁猫猫的眼泪，不是为了这个而流。
从小，他就是个皮实的孩子。打疫苗从来没哭过，一岁多那年得了肺炎打吊针，碰上护士技术马虎，手都扎青了，还是笑着对人唱歌。年初的时候，老公来探亲，带着他在托伦斯河边骑自行车，一眼没看住，小朋友连人带车就冲进了深不见底的河里。某个有洁癖的粗心老爸还没想好要不要脱掉衣服跳下去救人，据说鲁猫猫已经处变不惊地划着臂踩着水游了上来，等我闻讯赶到时，光溜溜的他披着爸爸的衬衫，笑嘻嘻地讲着自己的惊险经历，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因为了解他的脾气秉性，所以知道，那一刻，他的前所未有的无名邪火，更多地来自一个7岁小男孩受伤的自尊心。
摔倒前的一分钟，骑着自行车追在后面的我还在徒劳地提醒着他，慢一点，会摔跤，反正已经迟了，也不争这一两分钟。而那个就在这半年中突然对自身的速度和力量产生了强烈自信的小男孩，反而紧着蹬了几下，头也不回地喊着：“我不会摔！我不要迟到！！”话音未落，就传来车轮摩擦在砂石上的声音。隔着人行道旁的枝叶扶疏，只见一个小身影侧飞出去。赶过去时，地上躺成一个屁股向后平沙落雁的大字。原来，是某户人家新接了煤气管道，挖开的路面填了砂土，但还没来得及用砖铺平，滑板车高速经过，顿时失控。
鲁猫猫摔倒的地方，离我们要去的教会，已经不过两百米的距离。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路针尖对麦芒，就“摔跤和迟到到底该怪谁”以及“既然迟了还要不要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走走停停，前进三步后退两步，用了快半个小时才蹭到门口。照说是礼拜日，又是教堂这种庄严肃穆的地方，实在应该平心静气才对。可转念一想，这儿的主保圣人，是6世纪将基督教传入苏格兰的爱尔兰十二使徒之一的圣哥伦巴（Saint Columba），根据教会传统，他可也并不以好脾气见长，当年漂洋过海地跑到苏格兰建立著名的爱奥那修道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之前跟自己情同父子的师长圣芬尼安（Saint Finnian）吵翻了天以至于大打出手。按照圣徒相通的教义，凡属教会成员，不管活人死人，上天入地，都能彼此心心相通，他老人家，想必也会明白我的委屈吧。
当了多年科学记者，又读了社工学位，把“第一个孩子照书养”发挥到淋漓尽致，简直快有资格编写循证医学育儿指南的我，自以为明白鲁猫猫的懊恼和迟疑从何而来。根据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观察，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各方面的能力突飞猛进，也能察觉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距，所以一方面会显得特别自信独立喜欢展示炫耀，一方面一旦遇到挫折，又会难以自控地沮丧自卑。而按照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小孩子从7岁起思维开始变得具有逻辑性，开始积极探寻事物的因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完成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的内化，但因为缺乏自律而无法实现投射于自身的行为预期时，他们也会借助于谎言、迁怒和回避来帮助自己实现内心的平衡。
然而，所有的儿童发展学教科书，都没有提供给我当时其实最迫切需要的那个答案：当一个向来以聪慧甜美的形象出现于众人之前的小男孩层层切换到九牛拉不转的较劲模式时，一个很累、很困、很有理、很委屈的母亲，该怎么做，才能化解这突如其来的危机？
于是，结果，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灾难。
当所有借口都被受过法学院训练的老妈有理有据地驳倒，小男孩咬咬嘴唇，终于下定决心：
“当然都是你的错。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为什么要把我带到澳大利亚？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为什么你要把我生下来？”
泪水模糊中，我居然觉得有几分好笑。归师勿掩，穷寇莫追，这么多年了，谁叫你从来都不吸取教训，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智力优越感的机会。现在好了：就算是一个小孩子，他也知道，掏出哪一把匕首，就能见血封喉，一击致命。
再有道理，也无可推诿：这个孩子，他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是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所以，他的所有错误、疼痛、愚蠢、失败，归根结底，都与我有关，自然要由我来承受。
鲁猫猫出生于2008年的最后一天。他的到来，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从来不碰博彩的悲观主义理性分子走进小店买水，找不开零，被店主说服机选了张双色球彩票，不成想就中了500万。
还记得第一次仔仔细细地打量他，新年第一天明媚的阳光倾洒在花朵般的小脸上。那么不可言喻的好，叫人觉得无以为报。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在心中沛然生长：只要我有，只要你要。
可是，我有什么？他又要些什么？
在随后的7年时间中，我不停地问自己这两个问题。答案，却一直在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表面上，我所拥有的、能够给予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内心深处，却越来越怀疑沮丧——如果这些身外之物无法让我感觉幸福，我又如何能够让一个小孩子认可它们的意义？而我为了轻装前行而一路丢弃的那些累赘牵绊，又会不会其实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
和我一样旅居澳大利亚珀斯的美国记者苏珊·莫莎特（Susan Maushart），1997年出版过一本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母性的面具》（The Mask of Motherhood：How Becoming a Mother Changes Our Lives and Why We Never Talk About It）。在这本书中，身为三个孩子之母的莫莎特谐谑地写道，感谢大众媒体和各路专家的辛勤努力，为现代女性塑造出一个崇尚成就、控制和自主、幻想可以拥有一切（having it all）的崇高人类理想，但一旦孩子呱呱坠地，母亲往往就不得不面对万事一肩挑（doing it all）的残忍真相。因为这层面具的存在，没有生育过的女性，对母性到底意味着什么严重缺乏认知。而已经成为母亲的人，因为摘下面具所伴随的羞耻感（stigma），也不敢坦承自己所经历的失败和痛苦。
对我而言，这种失败和痛苦，是双重的。因为一度拥有媒体话语权的我，也参与过制造这层面具的过程。
那一年，我是刚刚在麻省理工学院科学主义的汪洋大海里打了个滚回来的科学记者，初初体验了在沙滩上拾获几枚石子和贝壳的喜悦，便自信满满地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能用理智与勇气解决。而事业上的新疆域也让我误以为，一切皆有可能。
那时候，我以为我没有的，只是房子、车子和北京户口。可我拥有知识、自由和爱，那是我真心想要、由衷喜悦的，也有信心传递给我最在乎的人。
然而，随着小婴儿慢慢长大，动物性的生理需求逐渐让位于对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渴望，人类存在的困境开始以始料未及的面目展现在我的眼前：不管有怎样的雄心壮志、势力才能，它们所依托的，毕竟就只是这一具短暂寄居于这个世界之上的沉重而软弱的肉身。老子说：吾之患在有吾身。柏拉图说：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生活在时间之中、有七情六欲、会为生老病死所束缚的这个我，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知而不能行、求之不可得的痛苦。
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讲，孩子就是我们暴露在天地之间的一道伤。
王朔是这么写的：本来已经放下的，又要转身看。放得下自己，放不下孩子。
越在乎，越要保护，越觉得进退失据，什么也留不住。
知识就是力量，可它只青睐强者，拒绝给软弱的人以安慰。自由是轻盈地起舞，可它鄙视拖家带口的庸常，一转眼就绝尘而去。而爱，是自私的、会相互竞争的，我们都口口声声地说“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我爱你，与你无关”，可一旦沉重的现实压上来，我们就会本能地想要逃避，想要解脱，寻找借口，寻找替罪羊。
不是谁的错，只是我们是人，我们都软弱。
读到莫莎特的书的时候，是2014年的二三月间。在不知真相的外人眼中，那时的我或许是顺利带娃人肉翻墙的成功典范。可是，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如果第一代移民所面对的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真的那么容易就能靠着个人的能力去克服，自《出埃及记》以来浩如烟海的文字材料，历久弥新、和血含泪的“外邦人”主题，讲述的又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一切以孩子和他所象征的未来为名义的付出与舍弃，真的值得吗？
在阳光灿烂、身体和心情都还不错的时候，我会努力说服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都可以视为一种试炼：试炼自己相信和在乎的到底是什么？试炼自己的理想是否经得住现实的考验？试炼自己愿意为所忠于的信念付出到何种程度。
然而，当身体的疲倦如潮水一般袭来，当徒劳奔跑、画地为牢、孤立无援的感觉在寒风冷雨的夜里波涛汹涌，所有关于二八开还是五五开的理性客观评判标准全都失去了意义。都说父母是孩子的守护天使，可是，我们的软弱和不足也因了这份陪伴与亲近而越来越多地暴露在曾经仰望我们如天神般的小孩子面前。一个自己都顾此失彼、遍体鳞伤的母亲，还能做什么样的天使？我到底是在保护他、成全他，还是在参与这个世界对美好的扼杀？
如果早知道这一切，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或许，我会选择，不要这一场母子的因缘。
然而，没有回头路。
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孩子，有点像是关于信仰的一个隐喻：在现代科学强大的光环映照下，生儿育女已经不再具有其维持和延续家庭生产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成为一种个人选择。太多的例子，太多的可能，告诉我们，选了，犯不着骄傲自夸为社会人类做出了伟大贡献，不选，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做选择的个体能够心中平安，哪一条道路，都可以走得自在。
甚至，如果目光仅止于此身此生此世，做一树胜放的繁花，或许是最能掌控、成本效益最高的选择。因为所有面向未来的投资，都有其与生俱来的风险性，存在可以防范但无法根除的血本无归的可能。每天在社交网络上搬演的离别苦、生死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种种不甘心，都是例证。
事实上，对于后女权时代的受教育女性，成为母亲，承担起母性的照料责任，或早或晚，一个必将面对的真相是，这本质上是一种不能期待得到功利主义的社会价值充分承认的牺牲。古时形容母亲的劬劳之恩，有所谓“勤主中馈，亲操井臼”。现代家电虽然显著降低了这些家务劳动的强度，但却并没能消解它们的重复性，甚至反而贬低了这些维持家庭运转所不可或缺的高频低效劳动的相对价值。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身体，每天只有24小时，心思和时间花在什么上面，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看得见的，尤其是在可以量化的有偿工作上。而我们在养育子女时每时每刻所面对的选择，看似自由，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同样的行为，此一时，彼一时，便有不同的评价。
1990年，美国学者K.T.扬（K.T.Young）对不同年代专家们在两本流行母婴杂志上给父母——主要是新手母亲——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从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专家们越来越热衷于说服母亲，不需要像她们的上一代那样，每天低质量地围着孩子打转，选择好的托儿机构、自己投身职场创造价值，才是新时代母亲所应有的形象。然而，随着母婴分离、机构育儿导致的儿童情绪问题和青少年反社会倾向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变得越来越严重，新一代的专家们开始掉转口风。从90年代之后，曾经风靡一时的“优质时间”（Quality Time）理论遭到挑战，以为可以把职场管理经验照搬回家的中产阶级父母发现，如果不曾和孩子共同度过那些喂奶换尿布的“垃圾时间”，缺乏信任和情感纽带的孩子才不会有兴致来跟你分享美好时光。而仅仅是父母经常和子女在家中共进晚餐一点，就可以让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孩子在各项发展指标上超出家境优越的同龄人。于是，便诞生了“新妈咪主义”（New Momism）的理想化概念：女人只有生了孩子才是完整的；女性是孩子最佳的照料者；“好妈妈”必须要每时每刻将自己全部的体力、情绪和精力都投注在孩子身上。然后，到了21世纪，又开始有专家站出来批评以上做法的矫枉过正，制造出“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和“降落伞孩子”（Parachute Kids）的新鲜名词，呼吁过度紧张、密集育儿的家长们学会放手。
我相信，这些专家中的大多数人，是怀着最真诚的心，希望给身为父母者指出一条光明大道。然而，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迂远疏阔。
何况，对于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父母，信息的后发劣质显得格外突出：时间跨度半个世纪的各种大相径庭的西方育儿理念伴随着婴儿潮集中涌入，展现在我们听到看到的各种媒介平台之上，众说纷纭，孰是孰非，何去何从？
或许，是时候调整注目的方向。
我是谁？身为父母的我们，又是谁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是谁？我们能奉献给他们的，又该是什么？
如果有据为证、亲眼可见的事物都有其局限，我们的希望又从何而来？
如果我说我已经找到答案，那是在说谎。
但在智识的极点经历了神秘的信仰之跃后，每当焦虑袭来，我会越来越多地想起，《路加福音》中，基督受难前夜现身于客西马尼园中的那个天使。
在这个文本的叙述中，道成肉身，因此也能体会到人的一切恐惧惊惶与软弱的耶稣，在被最亲近的人出卖、即将被捕受刑的那个晚上，伤痛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这时候，“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这段文字仅在较为晚近的版本中才出现，许多《圣经》学者因此认为是后人的添枝加叶。但或许，重要的不在于这一幕是否真实发生，而在于，身为医生、领受希波克拉底训诫——“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路加和他的追随者们，为什么会相信——或是希望相信——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神面临痛苦和迷惑时，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天使的同在来加添力量？
虽然，这个天使，并没有令随后发生的事情有任何改变。
也许，存在于肉身和时间局限中的我们，注定无法成为我们期待自己成为的那个报喜讯、有威力的守护天使，但也许，在我们软弱的同在之中，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孩子一道，学习有尊严地面对命运的诡谲。
主笔 鲁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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