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每个人的名字一一说出”——专访阿列克谢耶维奇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苏联时代度过了大部分人生年华，亲历者和反思者的双重身位使她尤其易于理解和内化采访对象发自内心的告求。她的撰述方式也不同于职业历史学家，更多是基于对人类天然情感的怜悯。
阿列克谢耶维奇迟到了35分钟——在时间观念不强的白俄罗斯，这并不算一种失礼行为。但因为前一晚她已经更改过见面时间，当我提前站到明斯克“白俄罗斯”酒店的门廊下时，依旧没有把握作家本人是否会如约前来。这种不悦和焦虑，最终被一幅极富象征意义的画面所打破：在细雨蒙蒙的斯维斯拉奇河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沿着斯托罗热夫斯基大街拾级而上，抬手向我们致意。没有专车和随从，没有经纪人，也没有熨烫齐整的大衣或名牌皮包，一切都是简单而质朴的，就像她那些粗粝深沉的作品本身。
喝下一杯加了双份糖的热咖啡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认真地解释了迟到的原因：她从南部农村赶回，被糟糕的路况耽误了时间。她也兴致勃勃地回忆起1989年造访中国的经历，提到自己在斯托罗热夫斯基大街另一侧用诺贝尔奖奖金购置的新公寓，并表示《三联生活周刊》是第一家当面采访她的中文纸质媒体。当我提及对白俄罗斯大学、莫济里乡间乃至普里皮亚季废城的探访计划时，女作家的眼中流露出了温情。一个多小时的专访过程中，这样的眼神只有在触及那些令她由衷热爱或激动的话题时才会出现。
这不仅是一次诺贝尔奖得主叙述其人生阅历的采访，它也涉及一位苏联历史亲历者基于感性体验的反思，以及对纪实写作之形而上目的的追寻。我想起了与女作家亦师亦友的白俄罗斯文豪阿列斯·阿达莫维奇，他在1988年曾引用阿赫玛托娃长诗《安魂曲》中的一个句子来描述基于个体记忆而非观念建构的历史：“我愿将她们每个人的名字一一说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便是如此。
三联生活周刊：你出生于乌克兰，在白俄罗斯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俄语写作，也曾在苏联治下生活过40多年。在内心，你愿意把自己界定为哪种身份：白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还是“苏维埃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准备诺贝尔奖的答谢词时，我就想到了你提及的这个问题。我也愿意在一切场合重复我当时的陈述。我有三个祖国：在籍贯和出生地上，我是乌克兰人；我非常热爱我的乌克兰外祖母，也爱乌克兰的语言。白俄罗斯是我父亲的祖国，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人生。第三重故乡则是俄罗斯文化，我的世界观完全是从俄罗斯文化中产生的。至于苏联，我曾用40年时间去记录那段红色文明——假如追本溯源，它的存在其实可以回溯到将近100年之前。到了今天，红色帝国已然消失，红色文明荡然无存，但某些“红色人类”（The Red Man）依旧存在。而这些“红色人类”乃至整个红色文明，一直操的是俄罗斯语言，因此我选择用俄语来记录它们。但我不愿说自己是“苏维埃人”，因为我始终跟随时代的脚步在变化。
当然，我并不惮于承认：当我本人在青年时代开始写作生涯之际，的确具有许多与“苏维埃人”毫无二致的特征。但随着我亲身经历苏联中后期那些重大历史事件，随着个人写作历程的递进，我身上属于“苏维埃人”的印记变得越来越少。1987～1989年撰写《锌盒中的男孩》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对阿富汗战争真相的探寻和重构中，我发现官方宣传完全是一派谎言。苏联军人绝不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在阿富汗牺牲生命，而是恰好相反。接受这一事实之后，我便不再为自己的“苏维埃人”基因所困扰，在精神上实现了完全自由。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乌克兰乡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对那段生活，你有什么回忆可以和我们分享吗？我知道你的父母曾是乡村教师，他们是否属于你笔下充满理想情怀和爱国热忱的“苏维埃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真是个幸运的人，可以出生在农村。农村的人们离土地更近，也更真诚。当你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表达的是内心真实的感受，而不是从书本中学来或借由他人灌输的浮夸说辞。直到今天，我依然愿意和农村人打交道，尤其是和老年农妇们攀谈。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格外喜欢倾听人们的日常言谈。在农村的夏夜，人们结束了工作，就会三三两两聚到一起谈论一些陈年往事，而我是其中最好奇的听众。在撰写第一本大书《战争中没有女性》时，我曾不止一次回想起童年时代听到的农妇们对战时经历的絮叨。那些凌乱、不完整的絮叨，在趣味性和力量上都超过了我在青少年时代阅读的许多书籍。
我的父亲在几年前去世了，只差几天就可以活到90岁生日，他到生命最后一刻为止依然是共产党员。弥留之际，他要求把自己的党证带进棺材。在我父亲看来，一切悲剧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如果不是斯大林，我们本来可以建成一种更完善、更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持有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他们谈论的那些词语在今天已经无法激起更多人的共鸣。时下人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些截然不同的概念，比如“民主”。
三联生活周刊：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的四年学习经历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回忆？你接受的新闻理论教育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那个红色文明至少在形式上依旧占据主流的时代，我所接受的新闻学教育的确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式的。不过我本人并不属于典型的好学生：我读很多书，提很多问题，乐于怀疑而不是盲信，这在某些时候带来了一些小麻烦。有一年，因为学习成绩不错，我获得了列宁奖学金，这项奖金会资助优秀大学生前往列宁在西欧流亡过的那些城市进行旅行和探访。但系领导怀疑我这个人“不可靠”，给上级打了小报告，于是我的奖学金被取消了。这在当时并不是个案。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新闻系的很多老师每天照本宣科地大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他们从未实际研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而我在当时一度认真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原典，并在课堂上对老师提出质疑，所以他们不很喜欢我。在这些老师看来，十月革命胜利已经超过50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苏联公民生活和心灵中的存在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既不必怀疑，也无须深究。鲜活的思想变成了空洞的口号，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力，所以在苏联面临瓦解的危机时，马克思主义没能庇佑他们。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是苏联共产党员吗？我注意到你在1983年加入了苏联作家协会，并获得过苏联荣誉勋章、列宁共青团奖章等官方性质的表彰。那么今天的你是如何评价自己在苏联时代的记者生涯和写作业绩的，你依然为之感到骄傲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本人不是苏共党员。这并不是说我不曾信仰过共产主义——在当初，我和大部分“红色人类”一样笃信共产主义的前景，也受到相同的文明基因的滋养。我们在一个封闭的体制里生活，沉醉于自我想象，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着什么。但记者这个职业本身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察机会：尽管是在一个封闭的体制里担任记者，我依然获得了少有的机会去观察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与官方宣传的差异之处，去验证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否合于“红色人类”脑海中的想象。即使只凭这一点，我也想说：当初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白费，我没有虚度那将近20年的光阴。
三联生活周刊：在青少年时代，对你影响最大的苏联或俄罗斯作家是哪位？哪本书给你的印象最为深刻？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我的青年时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大学生中流传广泛，影响巨大。而我最喜爱的作家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的书房里一直挂着他的画像。瓦尔拉姆·萨拉莫夫则是苏联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科雷马故事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短篇小说大师。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许多场合提到过阿列斯·阿达莫维奇对你的影响。你在什么时候读到了他的书，他对你的影响具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读书时，阿达莫维奇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校友。1977年他出版了《我从乡村烈火中来》，记录那些从纳粹德国占领军的“焦土政策”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对战时经历的回忆，记录那些村庄、学校、教堂乃至活生生的生命被烈火吞没的真实场景。当时我刚刚结束学业、开始记者生涯没几年，这本书独特的口述体例和对待真实历史的严肃态度对我产生了巨大震撼。后来我见到了生活中的阿达莫维奇，他逐渐成为我在写作方面的导师和亲密朋友，直到1994年他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前两部有影响力的著作《战争中没有女性》和《最后的见证者》都是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故事，但1989年出版的《锌盒中的男孩》却是以刚刚结束的阿富汗战争作为记录对象，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什么促使你把目光从上一代人的历史转向正在发生的当代史呢？
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地说，上一代人的历史和当代史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是在我写作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两本书时，我也不是以一种职业历史学家的姿态在工作。我记录的不是抽象的时间、事件或者伤亡数字，而是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红色人类”。我希望记录和探究的是这类人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在“二战”时是如何，在将近40年后又是如何。当然，话题方向的变化的确存在具体的诱因：阿富汗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在官方话语中对其大加褒扬，同时在每一个具体层面却又严格限制人们获得真实的信息。这使我产生了疑惑，我希望从亲历者的口中探知关于这场战争的真相，于是有了《锌盒中的男孩》。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戈梅利州读完了高中，也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戈梅利州南部的普里皮亚季河流域非常靠近后来的切尔诺贝利核辐射污染区，这种对地理环境的熟悉感和对南部农村的感情，是不是你写作《切尔诺贝利的祷告》的重要动因？写完这本书后你的心理状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地理环境的熟悉的确是我写作那本书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我是希望破解当时混沌而压抑的社会心理状态——事故发生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大部分普通民众并不清楚他们面临的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官方公布的消息也总是语焉不详。我观察到人们普遍的心理是不知所措和惴惴不安，却不知那种不安从何而来。于是我亲身去到普里皮亚季河流域，亲眼看到人们逃离家园，亲耳听到他们讲述如何杀死家养的猫和狗，如何亲手将外观完好却已遭受辐射污染的鸡蛋、土豆和苹果埋入地下，那真是一种巨大的震撼。当时人们在报纸和杂志上很难读到这类报道，我感到自己有义务把如此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对20世纪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在那之前，“冷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空间概念，发生在国家和大洲之间；在那以后，“冷战”的影响渗透进了时间维度。被辐射污染过的土地、河流和森林在成百上千年内都将无法摆脱其影响，而发生事故的甚至还不是军用核武器、而是民用核电站！切尔诺贝利之后，对核能用途的辩解变得苍白无力：无论你是出于战争还是和平用途去利用核能，只要事故发生，影响就是永久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切尔诺贝利的影响甚至超过苏联解体本身：我们居住的星球已经永远被改变了。
今天，许多白俄罗斯人把自己称为“黑匣子”——他们为将来的人们保存下了关于苏联时代历史的各种信息。我认为我自己也是一台“黑匣子”，我所做的工作也是在记录和保存关于人类永久记忆的信息。
三联生活周刊：《二手时间》成书于你在西欧居住的那几年，但书中的记录跨度超过10年，从苏联解体之初一直到进入21世纪。你本人曾经提到，这是一部与之前的所有作品都不大相同的书。在你看来，这种“不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之前的几本书都是以单一事件作为阐述对象。尽管一场战争的规模可能相当宏大，但依然是一个单一事件，多数俄国人对伟大卫国战争的评价也具有共性。但苏联解体就不同了，帝国崩溃造成的影响，乃至不同的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极其多元的，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想象一下吧：将近70年时间里，所有“红色人类”都坚信我们即将由社会主义迈入共产主义，任何形式的倒退或逆转都是不可能的。但最终我们得到了什么？资本主义！时间轴出现了错乱——被认为是早已死亡或已经被超越的东西，却真实地复活了！太不可思议了，苏联人从来没有为迎接这样一个时刻做好过准备。人们惊慌、失落、压抑；而我的任务，就是把他们面对“不可能发生的历史”时的真实感受记录下来。
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我在从事的是自己愿意也希望从事的工作。我自己也想搞明白那个问题：既然社会主义是一种相当不错的理论，为什么实践的结果却会是这样？人们为它流血、为它付出，最终却一无所获。我甚至也敢断言：有一天共产党人还会回来，会有新的革命、新的尝试、新的实践出现。到那时，他们将如何面对上一场革命的废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留下的思考和记录。
三联生活周刊：从80年代末到现在，将近30年时间，你都在记录苏联末期或者联盟解体时代已经产生乃至仍在投射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在这个过程中，你所听到的故事、见到的人是否会改变你在青年时代对苏联体制形成的看法？
阿列克谢耶维奇：随着每一本书的撰写完成，我变得越来越自由了。我开始理解：所谓真理，并不是过去记载在书本上或者借由宣传和灌输散播的东西，真正的真理是人们内心未经修饰的想法。
为了完成每一本书的写作，我都要采访几百位当事人，每次交谈可能要持续几个小时之久。他们都是充满激情的人，我不仅关注他们口头上的回答，也观察他们在思考时的表情和状态。某种意义上，这和记者的工作不完全相同：记者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直接和有效的信息，然后写成文章；而我会和自己的交谈对象聊得很久、很深，每一段出现在我书中的口述，通常都需要和当事人聊上5次到7次。
我对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改变了历史”的大人物没有那么热衷，而更希望让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那些在历史中默默出现、默默消失，以至于历史学家都不屑于在著作中为他们留下些许痕迹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为他们留下记录。我让这些常常被忽略的小人物来叙述他们的经历，叙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拼搏，叙述他们对那些伟大思想和伟大人物的看法。不是伟人的才智，而是每一个真实地生活过了的小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才构成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联生活周刊：能谈谈你正在撰写的新著吗？它们是否依然延续了你对“红色人类”在今日生存处境的思考？
阿列克谢耶维奇：“红色人类”的命运依然是我的新书会继续挖掘的主题。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社会意义上的“人类”“人群”，而是哲学层面的“人”，希望把自己的探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
目前我有两本新书正在撰写，一本是《永恒狩猎的奇妙之鹿》，关于爱情；还有一本是关于老年和死亡。我希望通过这两本书的记录和思考，把关注点回到人的本质上。《永恒狩猎的奇妙之鹿》会描写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人的爱情：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战争时期的、和平时期的、动荡年代的，学生的、商人的、军人的……通过爱情，我们可以进入每个人的自我的深处。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这一奖项对你个人而言有何意义？
阿列克谢耶维奇：老实说，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从当初的惊讶和激动状态中回过神来。要知道在过去，诺贝尔文学奖在俄国可是和伊万·蒲宁、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今这个奖项授予我，在我个人看来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它对我的生活和写作轨迹好像也没有什么根本性影响。每天我依然会坐到书桌跟前，面前放着一沓白纸——我依然会从一片空白中开始日常写作。
文 刘怡 摄影 张雷
赞一个 (0)收藏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