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环” 英国与欧洲
作为欧洲一体化概念最早的倡导者，英国政治家汲汲以求的松散型盟约和欧陆国家希望构建的联邦式共同体存在明显的歧义。跨大西洋特殊关系的存在，则为伦敦提供了重要的对冲选择。在过去70年里，英欧一体化似乎一直只是英国的“外交三环”中并非不可或缺的一环。
1948年秋天，20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史家之一、德国人路德维希·德约坐在马尔堡大学的断壁残垣中，伤感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欧洲在这一次为击败霸权觊觎者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做的贡献，比它在以往历次危机中所做的都要小得多，它再也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重新站立起来了。”那时节，过去100年里全球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唯一中心——西欧刚刚在一场历时6年的大战中损失了25%的GNP和至少1000万人口，法德两国战死的军人和平民总数皆超过战前总人口的8%，德国还被迫交出战前国土面积近1/4的东部省份。法、德、意三个工业国家在1949年时的GNP之和不及美国的1/3，勉强超过苏联的一半；军费之和更是只有美国的13%！
万户萧疏、哀鸿遍野的气氛中，也有人表现出了反常的活跃。1948年1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对下院的演讲中异常高调地宣称：英国和它在海峡对岸的友邦有必要建立某种“西欧同盟”，在政治和安全上形成一个整体。同年5月，英国代表出席了在荷兰海牙举行的欧洲统一化运动大会，并于一年后再度出现在欧洲委员会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就连在野的丘吉尔也在1946年的苏黎世演讲中喊出了“重建欧洲大家庭”的口号。
如此直白而富有预见性的表述，与随后70年间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若即若离的表现形成了巨大反差，和今天的断然脱欧之举更是南辕北辙。个中缘由何在？
单从字面意思出发，我们很难窥见英国政治家口中的“西欧同盟”与后来真正成为实体的欧洲联盟（EU）在内涵和构成方面的巨大差异。对德国和法国政治家来说，一个建立在联邦主义原则基础之上，以超国家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大欧洲是它们恢复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力，并在美、苏两大强国掌控的世界秩序中维持独立性的唯一出路。而独立性对英国来说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英帝国—英联邦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长期影响使不列颠的国际地位远高过它的领土和人口规模，与美国在文化认同和战略利益一致基础上建立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也不具有显著的强制和义务色彩。相比之下，作为战后英国“外交三环”中最后一环的英欧关系从来都不是最具决定性的部分：英国的确期盼与欧陆诸国结盟，但他们希望建立的一种以共同利益和有限目标为导向的松散盟约，而不是具备极强控制性和义务束缚的实体化机构。英国希望在“三环”之间保持行动自由，兼沾其利，而不是成为任何一环的俘虏。
多数评论家会用老生常谈的“光荣孤立”传统来解释英国脱欧的心理动因；这种过于简化的逻辑忽视了今日英国与19世纪的英帝国在经济规模、军事实力和全球利益方面的显著差异，未免过于陈腐。1946年之后的英国并不孤立，它在“三环”之间反复游走、身段柔软，从未脱离精明的战略算计。今天看似突然的脱欧决定，固然在形式上斩断了其中的一环，但前提仍是伦敦与布鲁塞尔在产业结构、移民输入偏好乃至外交布局方面已然出现的一系列分化。在公投后长达两年的脱欧操作谈判中，英国仍将努力确保自己与欧盟在贸易和资本、人才流动方面的互惠政策不被彻底颠覆。与此同时，“三环”中的另外两环也将继续为伦敦提供必要的对冲。英国已不再是昔日的世界霸主，但“外交三环”的战略弹性和冗余空间使得它不必将欧盟视为最后的依靠：这显然比一句简单的“光荣孤立”更能够解释伦敦的脱欧考虑。
“三环”最初的挫败
对1945年夏天的大部分西欧政治家来说，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安定或和平。他们必须为重建满目疮痍的国家殚精竭虑，还要担忧各自控制了半个欧洲的美国和苏联会为新的矛盾爆发冲突。唯有英国人自始至终以骄傲的胜利者自居——尽管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内阁在这年7月被工党所取代，但克莱门特·艾德礼同样把刚刚结束的战争看成是一次验证英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并对国际秩序进行良性“治疗”的体验。他希望挟新胜之利，对英国社会和帝国结构进行更平等、公允的改造，对普通民众为战争做出的牺牲提供补偿。换言之，当欧陆政治家为战争带来的动荡和破坏震惊不已、希望通过彼此间的联合来弥补已经犯下的错误时，英国人却认为胜利带来了推行内部改革的良机。双方在追求一体化的迫切程度上从一开始就相差甚远。
当然，艾德礼接手的毕竟是一个出口贸易额不到战前的40%、商船吨位损失过半，连面包也要实行配给制的国家。丘吉尔为了维持战时货币和物资的流通，把黄金储备和海外资产的50%出售给了美国，还欠下美国和各自治领总计35亿英镑的外债。这使得艾德礼不得不把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的32.97亿美元复兴基金悉数用于还债。但他的确推行了一系列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改善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对英格兰银行实行国有化；通过《国民保险法》，为男性公民及其配偶提供养老金、疾病和失业保险以及殡葬费；创建国民保健署（NHS），建立覆盖全民的免费医疗网络；由国家财政出资解决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对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养老金进行改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口号正是在艾德礼任内第一次提出，并成为随后历届工党政府一以贯之的目标。英国甚至因此被谑称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君主国”。
1948年，艾德礼的外交大臣贝文率先提出了“三环外交”（Three Circles Diplomacy）这一概念，倡导在英帝国、英美合作以及英欧关系之间保持兼顾，不偏不倚。尽管在1947年和1948年被迫允许印度、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以色列独立，但通过将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英帝国”改组为更平等的“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伦敦依旧维持了对昔日海外领土的政治影响。而在英美关系方面，英国早早表现出了鼓励美国介入和干预欧洲安全形势，以分担英国的财政压力的倾向。1947年，英国宣布放弃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经济、军事援助，由美国接手，成为“冷战”的导火索。1948年，又是英国敦促美军对遭遇封锁的柏林实施空运补给，从而划定了“铁幕”的边界。1949年4月，美国最终同意牵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改变了其避免承担大陆义务的一贯传统，并在两年内为西欧各国提供了近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在对欧关系方面，英国从1948年起就试图将负责“马歇尔计划”援助分配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EEC）扩大为常设组织，并向北欧国家提议建立关税同盟。但当法德两国在1950年着手筹建煤钢共同体并向伦敦发出邀请时，英国副首相莫里森表示了断然拒绝。在他看来，这一提议在经济上无甚必要——英国的出口商品额超过德、法、意三国之和，工业原材料和粮食主要从殖民地进口——在政治上可能割裂伦敦与华盛顿以及英联邦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厉行左翼路线的工党来说，在煤炭、钢铁生产这样关乎大量就业人口和工会支持度的问题上与外国政府合作也不符合其政治理念。最终，法国成为这个煤钢共同体的实际掌控者，英国则身处其外。
从“欧洲一体化”这一概念诞生之初起，以法国为首的联邦派和以英国为首的盟约派就表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分歧。1948年，贝文告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伦敦不愿把自己置于一个决定权由“某位秘书长或某位主席”掌握的国际组织当中，“我们担心从那样的潘多拉盒子里会蹦出特洛伊木马来”。1950年，莫里森在拒绝煤钢共同体邀约的声明中更是公然声称：“一个仅限于西欧的政治联邦，与我国具备多重亲缘关系的英联邦、作为更广泛的大西洋成员国的义务以及世界性强国的利益是无法相容的。”挪威、丹麦和瑞典支持伦敦的主张，他们与中西欧各国的经济关联度较低，当然更欢迎一种目标小而明确、义务和约束力有限的盟约关系。
但同时推行对内高福利政策和对外安全义务的扩张需要以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为前提，这恰恰是此际的英国政府无能为力的。朝鲜战争爆发后，艾德礼为履行对美国的国际承诺，被迫将福利开支挪用做军费，导致内阁因意见分歧而解体。随后的1951年大选中，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自由国民党联盟以微弱优势胜出，开启了保守党在战后的第一个多年执政期（1951～1964），也是“三环外交”的第一波鼎盛期。尽管保守党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同样无法可想，但他们延缓了工党过于铺张的福利主义政策，以便将对外政策的重心调整到巩固联邦体制以及扮演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中介人”角色上：在丘吉尔心目中，这两“环”的重要性显然更加突出。
不幸的是，两项企图无一不以惨败告终。伦敦在1949年组建英联邦，本意是通过将过去的东南亚、非洲、西印度群岛和大洋洲殖民地升格为自主权更大的自治领，来维持上述地区对英国本土的向心力。但在战后席卷全球的非殖民地化浪潮中，各自治领领导人很快厌倦了伦敦的家长式“指导”以及包含政治企图的白人移民迁入政策。1957年，黄金海岸（加纳）成为西非第一个宣布独立的英联邦国家；3年后，尼日利亚获准完全独立；1961年底，获得自治权仅19个月的坦噶尼喀（坦桑尼亚）也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尽管大部分自治领在正式独立之后依然选择留在英联邦架构之内，但他们的初衷是从优惠的贸易政策中获利，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满足伦敦的予取予求。保守党领袖麦克米伦不禁感慨：“变革的风一起，我们就被吹走了。”
更重要的是，保守党在英美关系问题上发生了重大误判。作为唯一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依然领导着一个西方大国的战时领袖，丘吉尔在面对美国领导人时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心理优势。他认定华盛顿在欧洲安全问题上需要英国的中介作用，更揣测美国在中东和亚洲对抗苏联的压力时需要英国的支持。但对已经在欧洲大陆驻扎有数十万武装部队并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约”与西欧各国建立起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的美国来说，一个多余的中介人反而成了累赘。某种意义上，伦敦要强化自己在华盛顿心目中的位置，恰恰需要通过融入西欧一体化、巩固对德、法等国的影响力来实现，但莫里森在1950年的回绝已经切断了这种可能。
更重要的是，1954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实施对苏“大规模报复”核战略之后，西欧盟国的安全政策开始直接影响到美苏爆发核战争的概率。华盛顿固然愿意在苏联入侵西欧时为“北约”成员国提供核保护伞，却也担心盟国的自行其是会将美国拖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在这方面，对虚幻的“全球利益”期待过高、摩拳擦掌不断的英国恰恰是头号嫌疑人：后者在非洲和中东的一系列强硬表现表面上是在分担美国的义务，实际上却是希望华盛顿为伦敦的利益火中取栗，为英国的行动自由做担保。1954年，当丘吉尔的继任者艾登决心以武力回应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举动，和法国、以色列一起对埃及动武之后，英美之间的分歧终于彻底公开化。
从10月29日到11月6日，英、法、以三国联军顺利完成了占领运河区和西奈半岛、为全面入侵埃及做好准备的任务。但当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6日凌晨发出“将以核武器保卫埃及”的恫吓之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给艾登首相打去了电话，告知后者：全球美军已进入戒备状态，但倘若英军不立即终止在埃及的军事行动，美国不会为最坏的后果负责。7日凌晨，塞得港方向的英军停止了前进，随后开始安排撤军。这是“二战”结束以来英国政府受到的最严重的外交羞辱，它不仅导致了艾登引咎辞职，也使“三环”中最重要的一环陷入了危机。艾登的继任者麦克米伦在那一年的日记里写道：“过去的努力正化为乌有，我们的内外政策已陷入危机。”
“特洛伊木马”
哈罗德·麦克米伦并不是一位大刀阔斧的革命家，但他比两位前任更能认清现实：英国的经济总量在50年代中期已经被西德超越，它的全球义务和它对西欧的心理优势已经与它掌握的资源完全不成比例。纵然心怀不甘，也必须壮士断腕。1957年，麦克米伦内阁发表国防白皮书《不列颠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贡献》，宣布英国武装力量总人数将由此前的68万人大幅削减至40万人，其中优先裁撤常驻海外的部队，代之以周期性巡航的舰队；包括航母在内的一系列军备采购项目也被向后推迟。该“白皮书”同时还确认：以后除去出于道义，或被邀请，或为了确保英联邦框架之内的安全义务，否则英国将不会越过“北约”单独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行动。
也是在麦克米伦任内，不列颠完成了它和昔日帝国光荣的最后告别：从1960到1971年，英军先后撤出塞浦路斯、也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将维护地中海、波斯湾和西印度洋航行自由的任务完全转交给了美国第五、第六舰队。东南亚方面，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均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独立使英国真正与东方脱离，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它从经济规模和利益分布上都更像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强国了。
但这项转型还缺少最后一项步骤，那便是与主要由法国领导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展开正式合作谈判。但伦敦想要的依然只是一个有助于复兴英国经济的工业自由贸易区，对政治义务和超国家共同体兴趣索然。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试图继续玩弄古老的均势战略（Balance of Power），首先将一部分贸易国聚集在自己周围，随后以此为筹码，与巴黎和波恩讨价还价。而英方仰仗的资本便是在1960年组建的欧洲自由贸易组织（EFTA）。
成立于斯德哥尔摩的EFTA是伦敦希望实现的那种一体化类型：简单，明确，除贸易政策外再无其他附加义务。加入这个组织的包括奥地利、瑞士、丹麦、瑞典、挪威和葡萄牙，后来又加上了爱尔兰、冰岛和芬兰。与主导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法德两国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规模相对较小，不容易享受到共同体在西欧一隅改善彼此间交通和贸易条件带来的便利。但它们几乎都是小而高效的农业生产国，产品主要销往国际市场，对法、德等国推出的共同农业政策相当感兴趣。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来说，EFTA国家的加入也会是有益的补充。但英国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用心：对致力于输出工业制成品的英国企业来说，单靠EFTA的那些北欧和阿尔卑斯国家根本消化不了英国的出口份额，这一切只能靠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才能实现。
1961年7月，麦克米伦内阁第一次向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总部提出了入会申请，紧随其后的还有丹麦、挪威、爱尔兰三个EFTA国家。但他们碰上了一个足够强硬的对手——3年前重返政坛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后者与莫内、舒曼等欧洲一体化的早期缔造者不同，对超国家共同体的可能性心存疑虑。但戴高乐试图使欧洲共同体真正保持在美苏两极之间的不偏不倚，并成为法国重回世界舞台的倚仗。而一个带有显著亲美色彩的英国率领一群小国加入，无疑会使欧洲在外交政策上的偏好向美国倾斜；更何况此际英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法德两国的一半，伦敦对巴黎的需要程度远大过能给后者带来的好处。于是，戴高乐用13年前贝文评价欧洲一体化构想的那句话回敬了英国人——“他们就是美国塞进欧洲的那只特洛伊木马！”
偏偏英国人一直在以实际行动为这句话提供注脚。1962年12月，主要是出于财政考虑，麦克米伦在巴哈马的拿骚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双边协议，决定放弃研制国产海基核导弹，改为采购美国的“海神”型；在此之前，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已经在使用美军提供的MK-5型原子弹。《拿骚协议》虽然不会使英国的核武器完全落入华盛顿控制之下，但“海神”导弹的零部件供给和火控系统维护完全由美国操纵，英国政府须对使用该导弹的情况提前向美方做出说明，还要向美军核潜艇开放苏格兰的基地。对历来主张欧洲核武库独立、避免为美苏所左右的戴高乐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公开挑衅。1963年1月，他在盛怒之下否决了英国加入经济共同体的申请。伦敦的回应则是在同年8月与美苏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针对法国的意味昭然。
第一次入盟申请被驳回之后一年半，保守党在1964年大选中以微弱劣势不敌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开启了战后工党的第二个执政长周期。从那时起到1979年，除去保守党人爱德华·希思执政的一届任期（1970～1974）外，工党一直以奇迹般的微弱多数优势维持着对下院的控制，并继续那项在13年前夭折的福利国家试验。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完全失败的尝试：重新启动的国有化进程导致大企业生产效率下降、浪费增加；不适当的高福利政策使政府的公共开支增加到每年140亿英镑；但为了实践“科学革命”和“工业现代化”的竞选诺言，威尔逊内阁又严格控制工资增长幅度，引发了1966年的海员大罢工，使英国的外贸出口额在那一年骤降了36%。由于和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下降，又无法进入欧洲共同市场，英国的国际贸易收支从1963年起连续出现入超，到1968年已经造成了37.78亿英镑的累计赤字；而英国的内外债务到1969年为止已经分别膨胀至308.4亿和99.35亿英镑，状况岌岌可危。
身处风口浪尖之上，威尔逊再度把加入共同市场当成了挽救经济困境的良方。1967年5月，英国第二次偕EFTA三国提出了“入欧”申请。此时欧洲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已经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EC），巴黎负责政策、波恩掌握财权的结构基本成型，戴高乐当然更不愿接受一个处于衰退状态的英国。当年11月，他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了威尔逊：“英国刚刚因为国际收支危机宣布英镑贬值，弱势英镑会给欧共体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倒霉的哈罗德·威尔逊！他现在要面对的是在欧共体国家完全不曾出现的反常现象：雄心勃勃的国有化政策把交通、医疗、教育和通信事业都变成了政府的义务，后者却无法为其提供清晰的指导性政策或加以有效管理。1970年英国有47%的GNP贡献来自国有经济，年均经济增长率却降到了2.9%。高福利政策导致开支剧增，却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国有化政策使得私营企业的税负显著加重，工商界信心不足，货币接连贬值。政府大力振兴服务业一度使全国失业率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但立足于满足本地需求的低端服务性行业不可能创造任何外汇收入。
仅从汽车工业一项，就可以窥见此际英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政府一度寄望由国家牵头的英国汽车公司（BMC）能像德国的“大众”（Volkswagen）那样成为畅销全球的平民汽车品牌；但在德国汽车工业尚未复苏的10年间，急于出口创汇的英国汽车已经因为忽视质量控制和售后服务而在海外臭名昭著。到了BMC发展到一定规模、急需升级技术设备的时候，囊中羞涩的政府又无法像法国或意大利那样给予它足够的支持。更有甚者，标榜均衡发展的工党内阁为了安抚在乡村和基层工会中的支持者，把BMC的生产工作分散到了60家不同的中小工厂，直接抬高了制造成本，最终导致整个汽车工业陷入慢性死亡。而整个BMC内部居然有246个工会！
某种意义上，工党政府是牺牲了英国经济转型的15年时间，来换取长期执政的机会，并把肆意布施的社会福利当作是酬赏工会的佣金。威尔逊有一句高论：“对政治来说，一星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使得他缺乏长远的眼光和创新意识。到了1970年，即使是最愚钝的国民也不打算再让他多待一个星期了。从那时起到1974年，英国迎来了一个保守党“窗口”期。
英国重返欧陆
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与一连串夹杂着希望和恐惧的复杂事件共同到来的。一位出身平民背景、关心国际事务的保守党人爱德华·希思成为新任首相，他试图修改威尔逊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英国舰队的决策，并和欧洲共同体发生更积极的联系。英国石油公司（BP）在北海西部发现了储量喜人的油气田，不仅缓解了英国的能源供给焦虑，也为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源。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保守党内阁在1972年6月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来自外汇市场的抛售致使英镑持续疲软。北爱尔兰的对抗持续升级，1972年1月30日“流血星期日”冲突中，英军开枪打死14名平民，暴力活动开始层出不穷。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教育与科学大臣，她宣布取消全国小学和幼儿园的免费牛奶供应，因此被称为“偷奶贼”。
与此同时，英吉利海峡对岸也在发生着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1967年，“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被迫接受美国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对苏“大规模报复”核战略修改为“灵活反应”战略，同时打消了由“北约”独立控制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的可能。对巴黎和波恩来说，这无疑是令人沮丧的消息：在过去，一旦苏联常规力量开始向西挺进、入侵法国领土，美国就将对苏联本土重要目标实施核打击；此举将把冲突主要限制在美苏两国之间，降低常规地面战争对欧洲经济造成的破坏。但在“灵活反应”战略下，西欧国家完全无法预估美国在何种条件下才会对苏联使用核武器，在反应等级升格为核报复之前，所有的破坏和牺牲都将由欧洲一力承担。
更重要的是，在戴高乐这位欧洲孤立主义者于1969年引退之后，欧共体主要国家现在外交和贸易政策上与美国产生了一系列分歧：法德两国反对美军继续留在越南，并且接受了两德将长期分裂的现实，开始着手与苏联修复关系。西德总理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进展极其迅速，甚至令奉行现实主义战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都感到惊讶。贸易政策方面，欧共体在1964～1967年的关贸总协定（GATT）第6轮谈判中作为一个单一集团参加，最终争取到了大部分工业品50%以上的关税降低额度。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先是提高了欧洲商品的进口税率，接着又要求欧共体修改其农业保护政策。德法两国领导人现在担心他们可能被美苏联手出卖——对已经决定从中南半岛撤军并丧失了对国际货币体系实际控制权的美国来说，与苏联在西欧重划势力范围似乎并不是一种荒谬的选择。何况莫斯科正在表现得日益富有扩张性。
这种情况下，当希思在1971年5月向法国总统蓬皮杜提出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第三次申请时，双方仅用12个小时的谈话就达成了基本一致。对欧共体来说，尽管英国经济正处于低谷，但依然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英镑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它的制造业和出口贸易份额，乃至它和欧洲之间既有的紧密经济纽带，都是欧共体无法忽视的。更何况对担心遭遇美苏联手出卖的法德轴心来说，英国重返欧陆具有强烈的政治示范效应——这个安理会五常之一、世界第三大海空军的保有者以及“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与西欧结成更紧密的关系，对平衡美国战略收缩带来的恐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973年1月1日，英国、爱尔兰和丹麦正式宣告“入欧”。
作为加入共同体的约束措施，英国同意在5年之内逐步取消存在于英联邦内部的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向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CAP）妥协；作为回报，欧共体同意暂时不考虑将英镑纳入共同货币计划。但“入欧”带来的经济利好并没有那么立竿见影：1973年10月，中东石油危机使全球货币市场和欧美经济普遍遭遇重创，为了降低能耗，英国一度不得不实行每周3天的工作制；希思内阁则由于试图关闭一批长期亏损的国营煤矿，再度和工会陷入了对立状态。为了巩固支持率，这位首相决定在1974年2月提前举行大选，但以微弱优势意外不敌工党。欧洲怀疑主义者威尔逊再度入主唐宁街10号，并把工党的执政地位继续维持到了1979年。
在威尔逊看来，“入欧”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多么突出：为了配合共同农业政策，英国被迫放弃过去在帝国特惠制下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农产品享受的优惠；与此同时，早已元气大伤的制造业市场却被迫向西德和法国企业开放，颓势更加显著。为了度量前任的这项决定的理智性，1975年6月，工党内阁发起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维持“入欧”状态，结果选民中有67.2%的人表示赞成（投票率64.6%）。看上去，普通国民比他们的首相更清楚英国经济的实际状况——1976年9月，深陷巨额赤字、高达25%的失业率和高通胀率之中的工党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23亿美元的贷款，以便阻止财政破产。而IMF开出的附加条件包括削减25亿英镑的公共支出、将英国石油公司私有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等，对伦敦是一项巨大的侮辱。这是1945年以来第一次有发达国家向IMF提出借贷，也是“英国病”的缩影。
与1964～1970年的那个任期相比，威尔逊及其继任者卡拉汉唯一的调整措施是试图利用北海油气田开发带来的收入。1975年6月，第一批北海原油开始精炼，威尔逊指望石油危机带来的油价“牛市”能解决英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的确，由政府占股51%的英国石油公司很快实现了高额盈利，但英镑也被带动出现异常升值，反过来摧毁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79年初一度回升至4.3%，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落到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后面。卡拉汉首相在这一年讲了一个精彩的冷笑话：“早上刮胡子时，我会对自己说：假如我是个年轻小伙子，一定会移民海外。但等到坐下来吃早饭时，我只能问自己：你又有哪儿可去呢？”
经历了150万人联合罢工、公共服务彻底瘫痪的“不满之冬”以后，工党在1979年5月的大选中以50席劣势惨败于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从而开启了长达11年的战后保守党“第二王朝”。6个月后，“铁娘子”在都柏林会议上向欧共体领导人公然发难：鉴于共同农业政策和低关税使得英国从对欧贸易中获得的收益远低于它为欧共体承担的预算份额，“现在我们要拿回自己的钱！”看上去，刚刚进入第七年的“入欧”之行正处在新一轮危机的边缘。
“跨大西洋”的诱惑
然而，撒切尔夫人最终被证明虽是一位不列颠民族主义者，却不是一位孤立主义者。她要求欧共体在英国的付出与收获上平等对待，却也清楚地认识到利用共同市场复兴英国经济的必要性。在共同体内部实现英国的利益最大化，与发展英美“跨大西洋特殊关系”、经济私有化、紧缩货币政策以及福利和工会制度改革一起，成为著名的“撒切尔主义”的构成要件。
和工党时代温情脉脉但缺乏效率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撒切尔主义的基调是冷峻果断的。在第一任期内，她就宣布裁减10亿英镑的公共预算，并以平均每年1.5万人的速度减少政府雇员岗位，后一项措施到1987年为止又创造了相当于10亿英镑投入的刺激作用。到1990年她离任时，公共支出占全英GDP的比例已经由1975财年的49.7%下降到39.2%，恢复到了60年代初的水平。作为对冲，政府自1983年起启动全面减税政策，将公司所得税税率由1979年时的52%一路调整至1987年时的35%；高收入者的税率由工党时代的83%降到40%，普通收入者由33%降到25%。对企业和个人来说，这都是一项减轻负担之举，为创新创造了外部条件。
作为对耗资巨大但缺乏效率的国有化政策的革命，撒切尔内阁从1979年起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将公共服务项目以公开投标的方式交由私人企业承办，同时陆续将英国石油（BP）、英国宇航（BAe）、大东电报（CW）、英国煤气（BG）、英国钢铁（BSC）、英国电信（BT）等垄断国企50%以上的股份进行公开出售，优先满足公民购买者。这项非常举措与1984年通过的《工会法》形成呼应，使工会成员占产业工人总数的比例由1979年时的51%下降到1997年时的18%，同时工会持股比例由1979年时的6%上升到1997年时的29%。工会更多地作为经营实体发挥作用，不仅改变了威尔逊时代企业生产频繁被政府和工会之间的博弈打断的局面，连带也使在野的工党的政治倾向发生了逆转——1997年，工党正式删除了党纲中的国有化口号，开始“向右转”。
私有化的长期效果见仁见智，但它在短期内为实现产业转型创造了可能——不具备盈利能力的旧式煤矿、钢铁厂、纺织厂和造船厂大批倒闭，大型传统企业中尚有活力的部分则重新投入了市场竞争。传统企业倒闭造成的失业人数到1985年为止一度累积至325万，但因为政府削减了其他领域的公共开支，留出了支付失业救济金的财政空间，社会虽陷入短时期动荡，却未发生足以颠覆内阁的大冲突。而在传统制造业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之后，撒切尔选择了放宽金融监管、将伦敦建设为全球金融中心，作为英国经济的新动力。美林证券、大通曼哈顿等美国投资银行相继获准收购英国证券交易商，在撒切尔内阁的鼓励下，伦敦很快战胜巴黎和波恩，成为美国资本在欧洲的桥头堡。尽管泡沫接踵而来，但依靠美国和之后的亚太资本发展金融业意味着英国不必像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欧陆国家那样依赖共同市场，也为脱欧埋下了伏笔。
在从经济上强化与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关系的同时，厉行外交保守主义的撒切尔夫人也与美国总统里根在对苏“冷战”政策上找到了共鸣。1982年福克兰战争期间美国给予英国的外交和情报支持，以及撒切尔在“星球大战”计划上对里根的支持，都使“外交三环”中长期不温不火的英美关系得到了显著改善。以此为后盾，撒切尔在1984年6月的欧共体枫丹白露会议上向法德两国领导人发难，要求将英国向欧共体缴纳的预算总额与所得回报之间差额的75%作为回扣返还给英国，最终取得了66%这一比例，此前因争议而冻结的10.57亿英镑回扣也被交还给伦敦。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第一次展现出了它对欧共体的对冲作用，获益者则是英国自己。
枫丹白露会议之后，英欧关系进入了一个长达3年的蜜月期。前英国贸易大臣科克菲尔德男爵参与了1986年通过的《单一欧洲法令》文本的起草，要求在1992年底之前把欧共体建设成一个货物、人员、资本、服务自由流通的统一大市场；撒切尔内阁还破天荒地同意在共同体内部表决中引入多数表决制，只在重大问题上行使一票否决权。由于保守党在英欧融合问题上表现得极为积极，甚至一度被称为“欧洲党”。但英国在反对建立超国家共同体的问题上态度依然强硬——在撒切尔夫人看来，欧洲联邦主义者关于一个高福利、超民族的“大欧洲”的构想不过是工党在英国进行过的那场福利主义试验的扩大，既无效率，又无前途，反而会拖累英国。
1988年9月，“铁娘子”在欧共体布鲁日会议上发表了迄今为止英国领导人关于欧洲一体化方案的最完整阐述：（1）独立主权国家间自愿、积极的合作是欧共体建设的最佳途径；（2）欧共体必须以具备现实可行性的办法解决现实问题，特别是调整共同农业政策；（3）应当鼓励自由经济的发展，减少中央计划和国家控制；（4）欧共体不应当实施贸易保守主义；（5）欧洲必须继续借助“北约”来维持安全环境的稳定。这一强硬表态在保守党内部造成了分裂：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以及英国驻欧共体委员会委员科克菲尔德相继挂冠而去，暗示了联邦主义与同盟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未在伦敦的对欧政策中远去。
1990年10月30日，在因阁僚的压力被迫同意加入欧洲汇率体制（ERM）之后，撒切尔夫人在欧洲货币联盟罗马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四个“不”字的宣言，公开质疑建立超国家共同体的意义。此举招来了保守党内部的不信任投票，未能获得多数的“铁娘子”被迫于11月22日辞职，由财政大臣约翰·梅杰继任。后者在“入欧”派汲汲以求的货币问题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但在短短两年之后，一场大危机彻底颠覆了前一项政策。
1992年2月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洲货币的最终统一设定了路线图：第一步，强化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步，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第三步，发行可以与美元相抗衡的统一欧洲货币，并将欧洲货币机构升级为欧洲中央银行，为各成员国制订一致的货币政策。其中在第一阶段，各国货币不再盯住黄金或美元，而是相互盯住；每种货币只允许在一定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规定的浮动范围，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在规定的浮动范围内，各成员国货币可以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货币进行自由浮动，但基准汇率需要以德国马克为核心。
但在1992年时，英德两国的经济和财政目标并不统一。刚刚实现统一、需要在东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德国正在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德国央行频繁调高利率，试图控制通胀；另一方面，急于刺激出口的英国希望使英镑贬值，但这一举动在ERM体制下不受许可。为了稳住英镑汇率（1英镑兑换2.95马克），英格兰银行被迫紧随德国提高利率，造成英镑被严重高估。国际炒家索罗斯乘机在1992年9月初发起了针对英镑的狙击，在市场上抛出价值70亿美元的英镑，同时购进价值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并获得其他投机者的跟进。英格兰银行对此始料未及，未能筹集起足够的资金加以反击，导致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在9月15日这个“黑色星期三”下跌至2.80，已处在ERM规定的最边缘。英国财政部紧急请求德国央行降低利率，但被柏林方面拒绝，一天之内两次加息的刺激举动也未能收获任何成效。到当天傍晚，英镑对马克的汇率跌落至2.778，超出ERM规定的边界，英国被迫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加上梅杰内阁在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声明不接受其中关于社会政策条目的约束，英欧关系已经出现了疏离。
实际上，梅杰内阁能促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下院通过，本身已经借助了最极端的信任投票方式。从1994年起，英国议会几乎每一年都要为欧盟预算的摊派问题展开论战，并不因1997年工党卷土重来而稍有更易。而保守党内的欧洲怀疑论在过去十几年也是愈演愈烈。而英国以金融替代制造业作为经济优势的产业转型，实际上意味着其资本流动的灵活性远远超过欧盟各国，也远不止以欧洲资本作为投资渠道来源，这意味着英欧经济关系的纽带正在被削弱。
另一方面，工党在1997～2010年的“第三王朝”不仅延续了对欧关系上的实用主义政策，而且将英美之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水平。英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步调高度一致，尽管遭到法、德领导人的诟病，却使两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认同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英美特殊关系这一环重新成为对冲英欧疏离的可取之道，来自亚太地区的资本输入则可替代英联邦的作用，充当第三环。在本身不必就汇率问题和签证政策对布鲁塞尔亦步亦趋的背景下，替代项的存在无疑为英国的脱欧抉择提供了心理安慰。
事实上，即使是在脱欧之后，英国也可继续祭出联盟主义传统，重新作为EFTA的盟主与欧盟展开谈判，在不涉及社会和财政政策的前提下进入欧洲经济区（EEA），同时卸脱每年高达200亿欧元的财政摊派负担。而对那些投票支持脱欧的65岁以上老人（支持脱欧的比例高达58%）来说，一切不过是回到了他们在年轻时代已然经历过的状态：政府在“外交三环”之间反复游走和试探，时而多一“环”，时而少一“环”。■
（参考资料：Geir Lundestad，East，West，North，South：Major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1945；《战后欧洲史》，〔美〕托尼·朱特著；《大国的兴衰》，〔美〕保罗·肯尼迪著；《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述评》，谢峰著，等）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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