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 山在那里
风雪越来越紧。在陡峭的山脊上，两个伙伴一步一顿，在缓慢地向上挪动。突然间，前面的人停下来转过身，两个人对视了片刻。这里距离峰顶的垂直距离，只有200多米了。
“我相信，在人最困难的时刻，上苍或许会告诉他应当怎样做。如果我们继续攀登，一定能够登顶，但是也一定会葬身在这里……我们已经用尽了自己的一切，可惜还是不够。隔着护目镜和呼啸的狂风，我能看出兰伯特在向我咧嘴笑着。于是，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开始下山。默默地沿着山脊，向下，向下……”
他们停下来的位置，在珠峰南坡的海拔8600米处。
整整一年之后，1953年5月29日。接近正午的时刻，晴空下的阳光照着两个小黑点，出现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
“我默默地在心中念着：‘珠穆朗玛，我很感激你！’……这时，我想到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兰伯特，他仿佛就站在我的旁边。我的脖子上，系着咱们去年失败后你送给我的红围巾。现在，我可以把它交还给你了。”
十几分钟后，阳光伴着微风，目送着他们小心翼翼地下山而去。夏尔巴人丹增诺盖和新西兰人埃德蒙德·希拉里，刚刚创造了历史，第一次在世界之巅留下了人类的脚印。
夏尔巴人是藏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支。家境贫寒的丹增，出生在尼泊尔北部的山村，日后定居于印度的大吉岭。终其一生，他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尼泊尔人还是印度人。当然，他对此也毫不在乎。从20多岁起，丹增就开始为欧洲的各国登山队做背夫，终于在39岁的时候，收到了珠穆朗玛女神的礼物。在加德满都、孟买和伦敦，他和希拉里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在白金汉宫，他们从女王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勋章。
除了接受无数次的采访，丹增还在一位美国作家的协助下，完成了英文自传《雪域之虎》（Man of Everest）。书中没有对并肩取得辉煌的希拉里着墨太多，倒是屡屡提到他“最亲密的朋友”：瑞士人雷蒙德·兰伯特。前面引用的他在峰顶的感受，颇有一点“新婚之夜想念旧爱”的味道。
兰伯特和丹增同岁，都是1914年出生。从任何角度衡量，他作为登山家的能力、勇气和坚韧都是无可挑剔的。在此前攀登其他雪山时，他由于冻伤而切除了所有的脚趾。在第一次放弃珠峰之后，1952年的11月，兰伯特和丹增再一次向峰顶冲击，再一次在狂风暴雪中功败垂成。在50年代，珠峰北坡的中国西藏一侧，禁止国外登山队进入。而南坡的尼泊尔政府，每年只恩准一个国家的登山队进入。第二年（1953）将轮到实力强大的英国登山队。对手必将不惜代价，向即将加冕的女王奉上厚礼。
与兰伯特一起的两次冲顶尝试，帮助丹增被英国登山队选为希拉里的冲顶伙伴，也帮助他和希拉里顺利地登顶和下撤。仰望着似乎触手可及的峰顶，假如兰伯特坚持要冒险冲刺，丹增也必须一道向前。除了向导的责任、朋友的情谊，还有一根绳索把两个人紧紧相连。一个人滑倒，就会被伙伴拉住。如果丹增独自下撤，很可能在回到营地之前，就滑入冰谷丧命。
失败之后的兰伯特，生活得像夏尔巴人一样简单坦然。在英国登山队出发之前，他详尽地向对手介绍了自己攀登的经验细节。当载誉而归的英国登山队在苏黎世机场暂停，他赶来热情地向对手祝贺，从丹增手中接过了代替他到过峰顶的红围巾。此后，兰伯特的登山事业并没有持续太久。1959年，他转行成为一名出色的飞行员，专门在瑞士的冰川地区执航，直到72岁的时候退休。
除了丹增的自传，在我读过的十几本专门讲述珠峰攀登的书中，兰伯特的名字至多被一笔带过。在维基百科里，“雷蒙德·兰伯特”仅有英法德三国文字的条目，寥寥数语。就连谷歌都很难找到他的一张照片。
毕竟，他从未成功地登顶珠峰。要知道，60多年来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勇者“征服”了珠峰。80岁的老者、13岁的男孩，还有盲人、双腿截肢者；有夫妇在峰顶举行婚礼，有孪生姐妹携手登顶，当然，也有人乘着直升机越过最危险的地段，成功登顶……仅2013年，竟然有650多人登顶！
假如那一股冷风和一团水汽没有在珠峰汇合，兰伯特的名字必将取代希拉里，在维基百科里享受80多种语言的词条。南坡到达峰顶之前的最后一个障碍：一面约10米高的陡壁，将被命名为“兰伯特台阶”，而不是“希拉里台阶”。瑞士人的那张大胡子脸，将会出现在世界各国的邮票上，还可能像建筑师柯布西耶一样，荣登瑞士法郎的钞票。
要不要用生命，换来最极致的荣耀？凡夫俗子们显然连面对这种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就像阿Q不配姓赵一样。但是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永不放弃的攀登、前进，不计代价的牺牲，难道不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吗？据说是生命最高尚的价值吧。
以个人为例，不到而立之年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向往飞蛾扑火式的爱情！这恐怕也是绝大多数人最有可能实践的悲壮行为了。作为绝大多数人的一员，我曾经积极投身于一段执著的单相思。连我自己都想不到，珠峰竟然在我的悲壮行为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今天我仍清晰地记得，在美国某大学的图书馆里，偶然地发现了登山家马洛里的传记《最狂野的梦》（The Wildest Dream）。从上午到黄昏，我没有离开座位，直到一口气把它读完。
剑桥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英俊高挑的乔治·马洛里，是1924年英国登山队挑战珠峰的主力。6月8日，在北坡的营地里，登山队的其他成员最后一次隐约地看到他和伙伴埃尔文。两个极小的黑点，在大约海拔8400米的位置向上蠕动。很快，峰顶就被阴云遮盖。他们也从此消失了。那一刻，他们已经刷新了人类攀登高度的新纪录。转身下撤，就可以安全地回到营地，日后还有机会再次尝试。时间是下午13点多，马洛里非常清楚，继续向上，即便成功登顶，也只能在夜色中筋疲力尽地下撤，这无异于自杀。
然而，山就在那里，峰顶已经很近了。离他这次出征珠峰一年多前，马洛里在美国和加拿大巡回演讲的时候，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
“为什么要攀登世界最高峰？”
“因为它在那里。”（Because it is there）。
难道马洛里的执著，就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这句回答吗？或许，他根本不需要巨大的荣誉，只是无法忍受梦想成真的机会，像沙子一样从手中流走。
在喜马拉雅山深处的营地里，他每隔几天就给妻子写一封信，尽管四个多星期之后，信才能送到英格兰南部的家里。马洛里曾多次向亲友们强调，他贴身携带着妻子照片，一定会把它放在峰顶。1999年，在海拔8100米的一片山坡上，发现了马洛里保存完好的遗体。他的衣服里没有那张照片。他的护目镜装在口袋里，而不是戴在头上，这证明他是在天色很晚的时候摔落遇难——很可能，他已经冲顶成功，把照片埋在了峰顶的雪堆里。
当年的热血青年，找到了一位真正完美的偶像。出于一种诡异的对号入座心理，我开始效仿自己的偶像——当然，只是在力所能及的某个方面。每个星期，我都会奋笔写下一封纸质的情书（见字如面，电子邮件只能用于生意），装进航空信封，投进邮筒，想象着它飞到太平洋的对面。我知道对方收到了所有的信，却从不理睬，但是这又何妨？
在丹增的自传里，也提到了马洛里。当他和兰伯特离危险和成功都越来越近的时候，他说：“我想到了在大吉岭的家，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我和兰伯特能够继续向上，拼到登顶，但是那样的话，我们能活着回去吗？我想到了马洛里和埃尔文——就在大山另一侧，我们现在的高度，他们永远地消失了。”马洛里是否登上了世界之巅，停留了哪怕是一分钟？丹增与希拉里在峰顶也曾特意寻找他们遗留的物品，但是一无所获。直到今天，这仍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谜。
我的爱情攀登，以兰伯特式的放弃而告终。因为我开始怀疑，如果继续疯狂下去，除了被朋友们推选为“最执著的人”，还会有怎样的收获。此后的几年里，我从容地拥有了温暖的家庭。偶有激情爆发，都是作为准探险爱好者，见识一下原始森林和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我很有节制，从不尝试更高也更有风险的境界。
仅有那么一次，我独自翻越西藏林芝的一座雪山，并且是在天空阴沉的下午。顶着冷雨，踩着齐膝深的积雪，估计还有一个小时，就能爬到海拔4500米的垭口，然后就是下山了。这时我看到旁边一两百米外的山崖上，几十条细长的瀑布飞流而下，还有一大片鲜红的高山杜鹃花。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偏离爬坡的方向，过去近距离地欣赏一下（其实是拍摄）难得的美景，哪怕一分钟也好。就在这时，雨突然变成雪，硬硬地打在我的脸上。我感到身上开始发冷。在方圆几公里都看不到一个人的雪山上，出现了万一，后果只有一种。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向垭口全速前进了。
至于人间罕见的美景，我们东方人自然有佛家的观念把它消融。
功成名就的丹增，在大吉岭购置了一座宽敞舒适的新房子。偶尔，他会在晴朗的早晨和几位外国朋友登上附近的小山冈，在那里向朋友们指点，远处的几座雪峰当中，哪一个才是他们崇敬的目标。
“不，不是那个，那是洛子峰。那个也不是，那是马卡鲁峰。那一个才是它，小一些的。‘小一些的’……这样来称呼地球上最伟大的山峰，可能很奇怪。但是也并不奇怪。山是大是小，只是出现在人们心里的结果。很快，云雾随着阳光升起，无论是大是小，它们全都消失了。我也该离开了。我走下山冈，回到自己的家里，继续新的生活。珠穆朗玛，我很感激你。”
丹增的自传，就此结尾。我合上这本已经泛黄的二手书，想象着兰伯特坐在湖边的长椅上，读着他自己失败的故事，咧嘴笑着。
在海拔8600米转过身的那一刻，兰伯特是惧怕死亡吗？我宁愿相信，他只是不能割舍未来的生活。他放弃了把名字写入历史，换回了继续享受这个世界的机会。虽然山在那里，但是那里还有比山更大的世界。在生命的下半场，日复一日，兰伯特驾着飞机穿过秀丽的阿尔卑斯山，一面欣赏着他熟悉的雪峰，一面和无线电另一端的朋友们说笑，或者轻松地吹着口哨，巴赫，还有舒伯特。
文 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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