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弱的后殖民地：南海漩涡中的菲律宾
与其说是有恃无恐，倒不如说是虚弱和担心被抛弃，促成了菲律宾政府在南海仲裁问题上的一意孤行。对这个面临重重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后殖民地国家来说，下注南海更像是吸引国际关注的一场赌博。
从空中俯瞰马尼拉是一种相当令人震惊的体验——尽管这座在“二战”后彻底重建的城市忠实地模仿了美国的大都会（Metro）理念，并以619.5平方公里的幅员和1288万的人口高居亚洲城市排行榜第7位，它在外观上依然显得凌乱不堪、缺少规划。外观庄严的美国大使馆和肯尼迪总统曾经下榻的马尼拉宾馆、作为历史纪念地的黎刹公园以及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圣奥古斯丁教堂散布在邻近马尼拉湾的黄金地段周边；在它们南面，马卡蒂市（Makati）那些现代化的巨型购物中心和酒店仿佛是随心所欲地被安插到了现在的位置上，其间的空隙则被火柴盒般的陈旧楼房和肮脏潮湿的贫民窟所填满。在交通高峰期，靠近马尼拉湾的幽雅棕榈树大道会被三轮摩托、货车和代替公共交通工具的“吉普尼”小巴（Jeepney）填充得严严实实；几乎没有任何一条环形道路系统或者立交桥来疏通大都会下属的17座城市之间的交通，一切都显得散漫而任性。
近距离观察菲律宾首都只会进一步加剧你的沮丧感。在总统府马拉坎南宫（Malacanang Palace）正前方的何塞·劳雷尔街，几名衣衫褴褛的乞丐孩童缠住了我的同事黄宇，而200米外的警卫只是漠然视之。往西走出1公里，你会看到一群围坐在肮脏的巴石河（Pasig River）边、无精打采地赌博和斗鸡的中年人，而这一区域甚至还在总统府警戒线之内。每一座稍显正规的建筑物门口都矗立着荷枪实弹、身着各种样式制服的安保人员，雇用熟练司机和保安的启事张贴在市中心的每个角落。至于《菲律宾星报》和《马尼拉时报》，它们虽然一直在跟进南海事态的发展，但头条新闻无一例外都是：“杀！杀！杀！杜特尔特总统对毒贩开战。”
但就是这样一个虚弱、混乱、被内政问题纠缠到奄奄一息的国家，在2013年率先向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提出了针对南海问题的申诉，并成为7月12日临时仲裁庭公布的裁决结果形式上的“胜利者”。在毗邻南沙群岛的巴拉望岛，美国海空军已经获准进驻安东尼奥·包蒂斯塔空军基地，将乌卢甘湾（Ulugan Bay）扩建为新海军基地的计划也进入了规划阶段。似乎正是因为硬实力匮乏以及担心被抛弃，马尼拉当局在博取国际同情方面几乎是不遗余力，也对美菲军事同盟寄予厚望。菲律宾大学教授、《东亚地区安全》一书作者艾琳·巴维埃拉（Aileen Baviera）在邮件中直白地告诉我：“美菲同盟是我们唯一可资运用的国际权势杠杆，尽管我们在这组关系中处于弱势，不得不唯美国马首是瞻。”而美国对马尼拉的南海政策也很难说是无条件赞同。
对海洋经济，尤其是海上油气资源开发和运输的依赖，使菲律宾始终对南海主权以及专属经济区（EEZ）利益觊觎不已；但积重难返的内政问题、贫弱的海空军力以及始于殖民地时代的“借师助剿”传统，令马尼拉当局往往乐于将南海争端国际化，并通过申请仲裁、游说东盟各国乃至邀请美军入驻等方式分担本国政府的压力。杜特尔特上台之后，菲方的态度相较阿基诺三世时代有了明显降温，并试探性地提出了与中国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提议。然而，这个虚弱的后殖民地国家至今不曾表现出摆脱前宗主国安全和政治控制的倾向，马尼拉阴晴不定的政治风向也不容易形成具有一致性的政策，这些都在为南海问题增加新的变数。
复杂的传统
从扼守巴石河入海口的圣地亚哥要塞（Fort Santiago）到邻近联合国大道（United Nations Avenue）的黎刹公园，这片占地0.67平方公里、步行仅需不到半小时的区域被称为因特拉穆罗斯（Intramuros），意为“在城墙内”。1571年首批西班牙殖民者抵达马尼拉后，便开始沿着向海的湾口修筑第一座带石墙的西洋式中心城，并在城内添置军事和宗教设施，最终形成了兴旺的老城区。历经1945年马尼拉战役期间的破坏和战后的整体复建，时至今日，因特拉穆罗斯依旧构成菲律宾首都最吸引游客的区域。从北往南，依次分布有圣地亚哥要塞、古老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和复建的马尼拉大教堂，由伊梅尔达·马科斯下令建造的“马尼拉屋”（Casa Manila）博物馆，与大批历史人物铜像遥遥相对的黎刹公园，以及濒海而建的美国大使馆。它们恰好对应了菲律宾民族历史的四大传统：西班牙人和天主教的长期影响、家族政治、独立神话，以及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存在。
这四大传统的直观写照，便是隔着罗哈斯林荫道与黎刹公园相望的纪念雕塑群。这里不仅矗立着西属东印度群岛首任总督德莱加斯皮（Miguel López de Legazpi）、“革命弥赛亚”何塞·黎刹医生、民主化运动领导者阿基诺夫妇以及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前马尼拉总教区总主教海梅·辛枢机（Jaime Cardinal Sin）的铜像，还令人哭笑不得地环绕着一圈外国革命者的胸像：墨西哥的伊达尔戈神父、阿根廷的何塞·德·圣马丁、古巴的何塞·马蒂……看上去，菲律宾人相当热忱地希望将19世纪全球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运动描绘成一个整体，并给予了那些南美革命家以不亚于本国独立事业先行者的尊敬。只不过，这显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热情：墨西哥、古巴和阿根廷并未因此就给予菲律宾任何特殊关照。而类似的一厢情愿，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美国最著名的旅行记者和地理政治分析师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将菲律宾称为“前马丁·路德式国家”，这一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原生态的罗马天主教对菲律宾人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在菲律宾行走的一个多星期里，我们不仅从圣奥古斯丁教堂阴森的长廊、马尼拉主教座堂的新罗马风格穹顶以及乡村道路旁随处可见的天主教中学里窥见这种影响，更在贫民窟院墙外的“耶稣爱我”涂鸦、本地人随遇而安的宿命论态度乃至不加节制的生育中体会到了这种无形力量的强大。中下阶层认定他们的贫困乃是命中注定，因此漫不经心地应付着日常工作，甚至认定乞讨不构成任何尊严上的伤害——马尼拉是我所见过的亚洲城市中乞丐数量最为惊人的——这使得菲律宾与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新兴国家相比，更带有一种衰败的气象。
单看纸面上的经济数据是无法理解这种颓唐气息的。即使是在马科斯独裁统治最盛的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依然保持了5.95%的可观GDP增长率。进入21世纪以来，菲律宾GDP增长率以5年为一个周期的平均增幅分别是4.6%、5.0%和5.9%，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振荡期也只持续了两年。但统计数字不会告诉你，菲律宾的经济成长曲线不是一道抛物线，而是呈现奇怪的锯齿形——每逢一次政府换届，经济增长率必然出现严重下滑，随后重新开始上升，再伴随新一轮政府换届周而复始。GDP增额的76.5%由全国最富裕的40个家族所瓜分，并未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当中。马尼拉糟糕的道路状况和随处可见的裸露电线，巴拉望岛上堪称稀罕物的路灯、公共厕所和邮局，都暗示了菲律宾政府开支的实际走向。教会对堕胎和节育措施的抵制则使事情变得更糟：在21世纪前10年，菲律宾的年均GDP增长率是4.8%，较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仅落后1/3；但在年均超过1.7%的人口增幅抵消下，根本无法获得盈余，这无疑是一种奇怪的悖论。
经济活力不足的长期原因之一，在于岛国菲律宾独特的“卡特尔化”政治格局。从地图上看，整个菲律宾群岛可以分成3个松散的岛群：以首都为中心的吕宋岛由塔加洛人（占总人口的27.7%）控制，南方的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的原住民则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摩洛人（占总人口的5.1%），中间由米沙鄢群岛（以宿雾为中心）形成一条串联南北的纽带；濒临南海的巴拉望岛则孤立在外，形同蛮荒之地。尽管坐镇吕宋岛的中央政权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力图将全国整合为一个统一、有力的政治共同体，但在地理和种族上都无法实现。
更何况，过去50多年间，几乎所有菲律宾总统的身份都首先是地方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其次才是党派领袖和国家元首——马科斯夫妇是吕宋岛北伊罗戈省和中部莱特省豪门势力的“共主”；阿基诺家族的基本盘在吕宋岛中部，祖孙四代人都活跃在菲律宾政坛，影响力之长超过一个世纪；演员出身的埃斯特拉达则是马尼拉城市富豪集团的保护者，他在2007年因贪腐入狱，仅仅过了3年就重返政坛，如今仍是马尼拉市市长。美国式政体在菲律宾的土壤上没有开出繁荣之花，反倒成了西班牙式副王制度（Viceroy）的再现：每位“副王”或者说政治卡特尔（Political Cartel）领袖各自在一个省拥有不受控制的商业利益、基层政治班底甚至私人暴力机器，彼此势均力敌，难以被消灭。因此，每次大选都会成为主要卡特尔重新洗牌的机会，前一位“副王”的政策在新总统选出后很难获得延续。“我们的国家战略的实施周期不是10年、20年，而是6年（一届总统任期）。”马尼拉名校德拉萨大学的一位学生告诉我，“你永远无法猜到6年后上台的会是个什么人物，他又有何种算计。”而在一长串的政要名单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父子代代相继、影响力超过50年的政治世家的姓氏：劳雷尔，拉莫斯，麦格赛赛，马卡帕加尔（前总统阿罗约系该家族成员），阿基诺……
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对这一切难辞其咎。这位独裁者从1966年起统治菲律宾长达20年之久，以亲美、腐化和穷奢极欲的生活闻名于世。他统治下的菲律宾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表面复苏，但整个经济构成却彻底变得“拉美化”——直至今日，出口份额占菲律宾全国经济活动的比例依然停留在25%，主要是香蕉、椰子和低附加值的小型电子元器件；而“亚洲四小龙”在其鼎盛时期的比例是75%。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浪潮没有影响到菲律宾，那里依旧被腐败、暴力和颓废的社会气氛所笼罩，贫富分化极为惊人。与某些颇有作为的威权政治家不同，马科斯把贪污、受贿和政治暗杀变成了准合法活动，他本人攫取的国家财富据信达数十亿美元之多，而超过1/3的菲律宾国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日均生活开支还不到1美元。当马科斯在1986年2月最终被人民力量驱逐之后，民众在马拉坎南宫找到了属于第一夫人伊梅尔达的大批珠宝首饰、15件貂皮大衣、508套礼服、1000只手提包和1000多双高跟鞋。
但在今天的菲律宾，即使是马科斯也不是一个遭人唾骂的角色。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费迪南德是一位伟人，他在位时马尼拉远比现在繁华。”那位臭名昭著的伊梅尔达女士在1995年当选为家乡莱特省的国会众议员，2010年在马科斯的老家北伊罗戈省再度当选；他们的儿子小马科斯则在1998～2007年出任北伊罗戈省省长，在国会也相当活跃。至于埃斯特拉达和阿罗约这两位先后遭遇牢狱之灾的前总统，由于其依托的经济和政治势力的襄助，不仅迅速重获自由，还在政坛重新呼风唤雨。“卡特尔化”现象不仅模糊了菲律宾政界甚至一般公众的是非标准，也使任何一种清晰、连贯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变得不可能。看上去，真正受欢迎的只有菲德尔·拉莫斯（1992～1998年担任总统）这样的危机管理专家：应对问题，但不提出计划。
于是，今天的菲律宾变成了全亚洲最不受外国资本青睐的国家之一。在2016年初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调查报告中，菲律宾的清廉指数在16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5位，低于利比里亚和墨西哥，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垫底。它的经商容易度指数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36位，在东盟国家中仅仅优于印尼、缅甸和柬埔寨；CIA基尼系数高达46.0（2012年统计），与卢旺达和南苏丹处在同一水平，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全球第115位。尽管有着人均3568美元的账面GDP数字，这依然是一个死气沉沉、看不到多少希望的国家，这是任何粗疏的观察者都可以轻易得出的结论。
美国的痕迹
如果说西班牙人给予现代菲律宾的遗产是宗教和管理模式，那么美国人定义的就是这个岛国的宪政架构以及它在亚洲安全体系中的位置。普利策奖得主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将菲律宾称为“我们的镜像”（Our Image），这一评价并不过分：在1935～1946年的自治邦（Commonwealth）时代，美国不仅把三权分立政体、两院制国会、自由贸易制度和妇女参政权原样移植到了菲律宾，还使菲律宾得以跻身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不过卡普兰却辛辣地讽刺道：“全世界不会有第二个国家像菲律宾这样，在过去数十年里曾经获得过美国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如此巨大的投入；但更不会有第二个国家像它这样，将这一切的投入都浪费了。”
在马尼拉湾、巴丹半岛和莱特湾，你都能窥见美国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印记。1898年5月1日，乔治·杜威（George Dewey）海军少将指挥的4艘美国巡洋舰和2艘炮舰在马尼拉湾摧毁了西班牙太平洋舰队，宣告了菲律宾宗主权的转移和一个新的两洋帝国的诞生。这是19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舰队会战，也是海军史上的传奇。杜威因此成为美国海军唯一一位特级上将（相当于元帅），他在马尼拉湾之战中的旗舰“奥林匹亚号”至今仍保存在费城。而在杜威的胜利之后，马尼拉湾成为美国东亚舰队在远东的最大前进基地，靠近港湾入口处的科雷吉多尔岛（Corregidor）上修筑了巨大的海防炮台和钢筋混凝土工事，耗资超过1.5亿美元。1942年春天，日军从吕宋岛北方入侵菲律宾，将10万人的美菲军队包围在巴丹半岛，并对科雷吉多尔岛实施封锁。美军总指挥麦克阿瑟乘鱼雷快艇仓皇逃脱，留在巴丹的7.5万名战俘则被迫经历恐怖的“死亡行军”，超过1.2万人被日军凌虐而死。不过到了1944年10月，麦克阿瑟终于归来，和菲律宾总统奥斯梅纳一起涉水登上莱特湾滩头，并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中一举挫败了日军的反攻企图。两年后，菲律宾获得完全独立。
回过头看，几代美国政治精英对菲律宾的偏爱，与美国自身的崛起历程完全吻合。当杜威的舰队在1898年驶入马尼拉湾时，夏威夷还不是合众国领土，英国仍由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美国必须从这个岛国开始学习建设和管理一个庞大帝国，并为“美国世纪”的到来积蓄人才。前联邦总检察长威廉·塔夫脱受命组建菲律宾第一个民政管理机构，他在190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约翰·潘兴上尉曾率美军在南部岛屿镇压穆斯林起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美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父亲在1900年出任菲律宾总督，他本人则于1936年前往马尼拉，为菲律宾组建第一支正规军，并被授予元帅军衔。在跟随麦克阿瑟前往马尼拉的助手中，有一位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中校。这块远在亚洲的殖民地，在不到60年时间里为美国“培训”了两位总统和两位陆军最高指挥官，直接埋葬了西班牙和日本两大敌对国，当然会令历代白宫主人生出特殊的感情。
菲律宾人喜爱西班牙人那种散漫铺张的生活方式，但对美国人有着更加由衷的感激和敬畏。马尼拉市命名有杜威大道（现名联合国大道）、罗斯福国家公园和麦克阿瑟大桥，所有美军曾经战斗和牺牲过的地方都会以特殊标志注明、并设置纪念馆；在关于解放莱特岛和吕宋岛的一系列主题雕塑中，都会有身材高大、手持M1“加兰德”式步枪的美军士兵形象出现。关于1899～1902年那场造成20余万平民死难的菲美战争（发生在美国占领军和追求彻底独立的民族主义武装之间）的记忆被小心地淡化了，而美国对此的回馈，则是使菲律宾成为战后第一个与美国缔结双边军事盟约的东南亚国家，并在越战期间和泰国一起充当介入中南半岛的后方基地。这项盟约带来的经济和安全收益，至今仍在泽被菲律宾政府：从2011到2013年，美国向菲律宾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超过9100万美元；随后两年里，这一数额进一步递增至1.29亿美元。
但即使是美国的支持也无法改变菲律宾武装力量固有的任务属性和装备、训练的窘迫状况。马尼拉当局需要以武力巩固中部和南部岛屿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为此近乎“任性”地扩大了陆军的规模、行动界限和预算。在现役12.5万人的武装力量中，陆军兵力占据了2/3以上，编成10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师，分散部署于全国各地；海军和空军却没有一枚导弹，这和它3.6万公里的海岸线长度（高居世界第五）显然极不相称。进入21世纪以来，菲律宾政府军依然在苏禄群岛和棉兰老岛南部与阿布萨耶夫武装（ASG）、“伊斯兰祈祷团”（JI）、“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BIFF）以及左翼“新人民军”（NPA）等形形色色的反政府武装进行着激烈的治安战，成效寥寥。为了减轻菲律宾政府军的压力，美军自2002年起不得不直接介入菲律宾南部战局，在苏禄群岛驻扎一支数百人的特种部队，以指导对穆斯林极端武装的反游击战。但仅仅是战术层面的支援仍无法扭转整个菲律宾武装力量的结构失衡状况——2014年3月，菲律宾空军宣布以4.2亿美元的价格从韩国购入12架FA-50型轻型攻击机，这才结束了越战年代的F-5“虎”式战斗机在菲国的漫长服役史。而菲律宾海军第一艘安装有反舰导弹的主力舰、向韩国购买的二手轻型护卫舰“木浦号”要到今年底才会完成交付。
自身防卫能力的贫弱，反过来刺激了要求美军进一步强化在菲常驻兵力的呼声。从21世纪初开始，关于“美军即将重返苏比克湾”的传闻就在菲律宾报章上占据了相当显眼的位置。位于马尼拉湾以北的苏比克湾（Subic Bay）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曾是“冷战”年代美军防卫东南亚的重要地理支点，1.6万英亩的基地内设有可停泊核动力航母的大型深水码头和维修浮船坞，鼎盛时期每年曾有数百万人次的美国海军官兵在此进出。1992年，由于附近的皮纳图博火山喷发造成大面积尘埃污染，加之“冷战”宣告结束，美军决定从苏比克湾撤出，一年后又宣布关闭克拉克湾空军基地。但由于修造船设备仍得到保留，并由菲律宾海军进行日常使用和维护，国内外舆论一直鼓噪美军即将卷土重来，以苏比克湾作为监视南海的前沿基地。
为了验证这种传闻的可靠性，我们从马尼拉驱车两个多小时北上，抵达位于苏比克湾腹地的奥隆阿波市（Olongapo）。美军留下的部分军械仓库和浮船坞依然清晰可见，昔日“企业号”航母使用过的栈桥式码头上，整齐地停泊着菲律宾海军最大的两艘“德尔·毕拉尔级”护卫舰（原为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舰），对岸则是由韩国韩进重工（HHIC）投资兴建的全球第四大造船基地，可以建造载重量超过10万吨的巨型集装箱货轮。但港区周边的情形已经与24年前大不相同——从20世纪90年代起，苏比克湾都会开发委员会（SBMA）陆续从海湾石油、联邦快递等跨国企业筹集到30亿美元的资金，对原美军基地的岸上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拆除和改建，使整个港区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保税仓库所在地以及海滨度假购物区。鳞次栉比的大型购物中心、度假酒店和游艇码头偶尔会给人身在新加坡的感觉，点缀在购物区之后的则是海湾石油公司的储油罐、外资电子产品代工厂以及汽车租赁公司，冲淡了近在咫尺的军事气息。统计数字显示，入驻苏比克湾自由区的大型企业已达700多家，为当地提供了超过7万个就业岗位，直接影响菲律宾将近8%的GDP。在未来，克拉克基地也将进行类似的改造，并以一条45公里的高速公路与苏比克湾连通，成为吕宋岛西岸新的经济中心。
换言之，尽管短期或小规模将苏比克湾用于军事目的依然不成问题，但重新将其改回不产生经济效益的美军基地，在操作上已丧失可能性。且不论铲除商业设施带来的工作机会流失，任何规模的美军作战部队重新进驻苏比克湾，都将使这个菲律宾目前最繁荣的自由港和购物区处在遭受导弹摧毁的阴影之下，从而使原本就缺乏经济活力的菲律宾面临进出口受阻、外资撤出乃至前期债务无法偿还等一系列连锁冲击，这都是马尼拉当局无法承受的。故而所谓“美军重返苏比克湾”，除去真实的不定期临时入港外，更多只是菲律宾政府放出的一种自欺欺人的风声，以营造一种“美国并未抛弃菲律宾”的舆论效应。
巴拉望与卡拉延
从苏比克湾的游艇码头附近租赁一架小型水上飞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南向飞行，便可抵达巴拉望岛（Palawan）西岸的省政府所在地公主港（Puerto Princesa）。与马尼拉混乱中包含的繁华和奢靡气息相比，这里简直是一片不曾开发的原始村庄——当地最金碧辉煌的罗宾逊商业中心的规模，也不过与中国三、四线城市的万达购物广场齐平；新开发的四星级酒店与羊圈比邻而居，当地人则居住在椰子林和香蕉林中胡乱搭建的铁皮棚屋和木制高脚屋内，以手工改造的三轮摩托车作为交通和载客工具，10公里路程的统一价格是50比索（约7元人民币）。若不是这里距离南沙群岛南部仅有100海里之遥，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化外之岛。
在充满潮湿和混乱观感的公主港，我并未发现有任何政府管理存在的迹象：没有警察，没有醒目的政府机关大楼，甚至也没有马尼拉商场前如临大敌的持枪保安。5天的行程中，我没有找到一间公共厕所和一座邮筒，连稀少的路灯都仿佛只是点缀。唯一永远整洁高效的只有全国连锁的加油站、快餐厅和药店。一位曾经拜访过当地市长的美国学者在邮件中戏谑地告诉我：“找不到政府是很正常的，因为市长是在一间漏水的破房子里办公，外观比普通民居好不了多少。西面480公里外的卡拉延市的市长有时也会跑来避难，因为台风时常造成帕加萨岛的通讯和补给中断。那时办公室看上去就好像是埃利斯岛（纽约市早年的移民检查站）。”
卡拉延（Kalayaan）是菲律宾当局对南沙群岛南部岛礁的官方称谓，帕加萨岛（Pagasa）则是当地塔加洛人对中业岛的俗称，意为“希望”。1970年菲律宾侵占中业岛后，在当地驻扎有60名海军陆战队员，2009年又将这一驻军点升格为“埃米利奥·利瓦纳格海军基地”，试图派遣舰艇在此周期性驻扎。不过受限于糟糕的基建能力，目前中业岛驻军所能使用的主要交通设施仍是一条1300米长的土质飞机跑道，由日本海军基地部队在“二战”期间通过填海建成。天气晴好时，轻型运输机可以从公主港机场起飞，在这条窟窿满地的跑道上降落，为守军和岛上的300多位平民运去补给品；一旦台风或暴雨来袭，飞机便只能停航。2004年，菲律宾海军旧式坦克登陆舰“北拉瑙省号”在驶近中业岛码头时撞上水下的珊瑚礁，搁浅损毁，此后扩建岛上基地的计划进展极为缓慢。目前巴拉望岛西岸的渔船往返当地仍较为方便，但单次航程需要花费近30小时。
1956年，菲律宾商人托马斯·克罗马（Tomás Cloma）自称南海岛屿的首位发现者和占有者，率40名水手登上南沙部分岛礁，宣布成立独立政权“自由之地自由领”（Free Territory of Freedomland）。当克罗马的小船驶向中国台湾军队控制的太平岛时，遭到了驱逐。1974年，独裁者马科斯逮捕了这个狂人，要求他签署一份以1比索的价格将“自由之地”转让给菲律宾政府的文件，随后签发了第1596号总统令，宣布在巴拉望省第一区之下设立卡拉延市，统辖南沙群岛南部。不过对大部分巴拉望岛当地人来说，这个“卡拉延市”从来都是仅闻其声、未见其形，他们依然用塔加洛语俗称来标记这些在GPS上以英文显示的大小岛礁。
不过，巴拉望岛并未完全脱离军事阴影。在乘车沿东海岸公路行驶时，我发现了菲律宾海军西部军区司令部和第三海军陆战旅的指挥设施，并在公主港市内与几名身着制服的军人进行了短暂的交流，他们看上去对扩大在南沙海域的军事行动并无信心——“我们没有可以全天候使用的飞机，也缺乏大型军舰。”“中国在人工岛上修建的机场可能使巴拉望岛被一次空袭彻底摧毁。”甚至有人神秘兮兮地询问：“据说中国的新型船坞登陆舰可以从南沙岛屿一直行驶到巴拉望岛西岸，放出两栖坦克彻底占领这个岛？”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当然不会有轰炸巴拉望岛或者派遣坦克上门的意图，但菲律宾却已经开始筹划一项相当具有冒险性的工程：将巴拉望岛西岸的乌卢甘湾（Ulugan Bay）建设为新的大型海军基地，并邀请美国舰艇和飞机入驻。我们租用汽车从公主港出发，用一个多小时抵达西海岸，绕乌卢甘湾行驶一周，发现这里的确比朝向苏禄海的公主港更适合作为威胁南沙群岛的前哨基地。整个港湾水深、宽度和纵深都相当理想，足够容纳驱逐舰以上级别的舰艇停泊，与博通海滩相对的半岛和西岸纵深之间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港汊，可以容纳修造船设施，半岛本身以及港湾入口处的利塔岛（Rita）则适于部署地空导弹、岸舰导弹等防御设施和雷达。2012年，菲律宾海军西部军区已经将部分指挥设施迁移到了当地；2014年参与马航MH370航班的搜救工作时，3250吨的“格雷戈里奥·德尔·毕拉尔号”护卫舰也相当“巧合”地驶入这一港湾，进行了试验性巡弋。假如该基地得以建成，菲、美海军驶入南沙海面的时间将缩短到10个小时以内，对提升反应速度无疑意义重大。
不过，与菲律宾政府许多其他一厢情愿的计划一样，乌卢甘湾扩建方案到目前为止还只停留在纸面上。与中央政府控制力相对较强的吕宋岛不同，巴拉望岛大体仍是一个自治的熟人社会，即使是驻扎当地的海军官兵，也已经和本地政府以及民众相当熟络。将乌卢甘湾改建为大型基地，意味着周边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港湾内的潜水旅游景区都将被破坏，当地政商卡特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并不积极。到我们所见时为止，当地居民的主要收入依然来自旅游者的消费，港汊和航道也未进行过疏浚。假如真的要大兴土木，单是水文勘察和疏浚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投入，但“邀请美军进驻”依然只是一种模糊的意向，而未成为现实。
迄今为止，五角大楼对巴拉望岛唯一的军事兴趣不过是在2016年3月18日与菲律宾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同意美军在必要时使用公主港的安东尼奥·包蒂斯塔空军基地（设在公主港国际机场内，与民航机共享一条2600米长的跑道）。除非有敏感的海上巡逻机进驻，否则这只是一种带有安抚性质的表态。而在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ASBM）以及其他岸基、空基远程武器相继问世之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已经没有太强的欲望在南海周边获取永久性大型军事基地。无论是已经面目全非的苏比克湾、工程尚未启动的乌卢甘湾还是昔日的苏联舰队驻地越南金兰湾，在美军的规划中都更适合充当不定期停泊和维修基地。美国第七舰队所属的大小舰只将在每年的若干月份驶入这些港湾，与所在国海军举行联合操演，考察当地修造船设施的实际能力和完好程度；如此既可以维持与伙伴国家的良好关系，又不必承担高昂的基地租金和维护成本，还缩小了战时的被锁定目标。而这恰恰是马尼拉当局所不乐见的——在开发乌卢甘湾前夕就放出“邀请美军入驻”的风声，一来是希望美国海军在南沙前沿出现能减轻菲律宾方面的压力，二来也是希望效仿“冷战”年代的苏比克湾模式，将租借土地、建造基础设施和疏浚航道所需的数十亿美元经费转嫁给美国海军。但迄今为止，尽管已有若干美国军政人士考察过乌卢甘湾，然而从未有一人做出过明确的承诺。一切依然只是海市蜃楼。
航行在南中国海
“四金镑号”渔船颤颤巍巍地驶离阿方索十三世码头之前，菲律宾海警奎松支局第二特别分队的一名指挥官驾着摩托车，从栈桥追了上来。我们聘请的担保人、当地华侨傅仰洲先生以及“四金镑号”的船主就在码头上与这位警官进行了10多分钟的周旋，竭力向他们申明：两位来自中国的不速之客并非谍报人员，亦不曾涉足非法海产品或毒品交易，随船前去南沙海域不过是为了拍摄海上美景，绝不会对菲律宾控制的岛礁做挑衅举动。如此这般之后，警察才半信半疑地登记了我们的姓名，调头返回。渔船则发动引擎出海。
64岁的傅仰洲体型魁梧，精通中文、英文和塔加洛语，说话永远和声细语。他是出生在马尼拉的第二代华侨，少年时代随父母前往台湾，毕业于政治大学，前半生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及越南等地经商，20多年前来到巴拉望岛定居。由于经历丰富又善于交际，并且有一个担任外交官的儿子，他在巴拉望岛不足500人的华人群体中是一位名人。20世纪90年代，傅仰洲曾担任巴拉望省菲华商会秘书长，协助已故的马尼拉侨领蔡金钟以及巴拉望当地侨领王助枝等富商救助被菲律宾海警逮捕的中国渔民，并在中国外交机构与菲律宾官方之间搭桥引线。1997年，21位中国渔民在巴拉望岛沿岸被捕的轰动性事件，就是在他的斡旋下以撤销指控作结。
“菲律宾当局对驶近巴拉望岛的中国渔船态度阴晴不定，与执政者的外交倾向以及军事态势的紧张程度都有关联。”傅仰洲告诉我，“几年前，西海岸奎松市、黎刹市的议员和市长提起这类情形还是睁一眼闭一眼；运气好时，西部军区司令甚至会邀请我们华侨搭乘公务船到南沙岛礁周边参观。但在仲裁结果公布前后，气氛已经变得相当紧张。”巴拉望岛的商业游艇、潜水工具船和观光用渔船大多集中于北部和东岸，西岸只有本地渔民出没；在这个小小的熟人社会，任何不速之客的到来都会引发好奇和警惕，继而被海警盯上。
在傅仰洲的描述里，我们再度窥得了菲律宾的卡特尔化管理模式以及基层警、政力量的低效状态。只有当马尼拉方面三令五申之时，对外籍渔船和游客的盘查才会变得相对严格；气氛宽松之时，以金钱打点当地官员、警察乃至海警，便可在附近海面盘桓数日不被驱逐。但政府换届之际，往往是最为敏感的时段，新老总统都希望向国民展示在主权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因此更易于将中国渔民作为靶子。2001年1月的“潭门五渔船”便是如此：曾经参与过被捕渔民救助的黎刹当地华侨许清江（音译），自称与政府高层有良好联系，以每艘船3万～5万比索的价格向海南当地渔业公司收取“中介费”，随后教唆中国渔民在巴拉望岛周边任意捕捞。5艘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的渔船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不仅抵达了巴拉望岛西岸，而且绕过南端的黎刹市、向东驶入苏禄海进行捕捞，结果被驻扎在公主港的菲海军西部军区舰艇悉数拿获。此时正值埃斯特拉达、阿罗约两任政府换届，中国渔民成为马尼拉当局立威的牺牲品。有赖蔡金钟先生多方奔走，渔民们最终才未遭受生命危险，相继获得释放。但类似许清江这样的神秘中间人依然逍遥法外，伺机活动游说。
“华侨是一个相当尴尬的群体：身为菲律宾公民，我们在中国渔民案件中的角色会被菲政府官员指责为叛国；但作为炎黄子孙，对同胞的困境又不能见死不救。”傅仰洲告诉我，“尤其是那些进入苏禄海偷捕海龟、苏眉等珍稀物种的渔船，目标又大，又有确凿的违法证据。有越南渔船在苏禄海被捕后，因为缺少中介人员，压榨不出油水，反而很快获释。而菲方人员知道华侨会为本国同胞的安危尽心尽力，于是坐地起价，横加勒索，我们也无可奈何。”20世纪90年代，华侨群体将帮助同胞当作一桩荣耀，时常在马尼拉的中文报纸上描述经过。菲律宾政府按图索骥，寻找其中提及的管控漏洞，逐步将口径收紧。政治气氛宽松时，渔民可以在海上以现金打点菲方公务船，或者在被捕后贿赂守卫、检察官和法官，以求得较为理想的结果。但在阿基诺三世任内，类似的操作已经很难进行，较为知名的侨领也不太乐意介入这类吃力不讨好的案件，以增加自己的麻烦。
尽管如此，热心的傅先生还是答应为我们寻找船只。在他的联络下，我们与在西海岸奎松市经营建材商店的福建华商赖五成先生交上了朋友，并通过赖先生的引荐，与“四金镑号”的船主取得了联系。经过一番波折，这艘长约10米、宽不足1.5米的班卡型渔船，最终成为我们驶向南中国海的交通工具。我和同事黄宇也成为今年7月12日南海仲裁结果宣布以来，第一批从东侧驶入九段线以内的中国公民。
以9节（每小时15.74公里）航速驶出马拉努特湾后，小船折向西方，随后再转为西南，朝100多海里外的南沙群岛美济礁驶去。没有远海航行经验的人很难想象那种单调和凶险并存的场景：巴拉望岛的岩礁、森林和山麓渐渐远离，在接下来10多个小时的航行时间里，除去偶尔经过的货轮、突然跃起的飞鱼以及日月星辰，海面将再无任何可观察的识别物，只有变幻莫测的雨云和巨浪。那一瞬间，我突然理解了1944年10月底莱特湾海战中，从巴拉望岛以西水道经过的日军栗田舰队为何会遭遇美国潜艇的接连伏击——深蓝色的海水和起伏不定的波浪实在是太适于隐藏潜水艇了。而皮肤黝黑的菲律宾渔民竟能在波涛中从容地煮饭、做菜，对我们震惊不已的满天星斗置若罔闻，则是纯粹的经验使然：他们已经在这片水域往返多年，司空见惯了。
午夜降临前，我们在风雨中抵达北纬9度03分、东经116度66分附近，即南沙群岛舰长暗沙海域。西南方23海里外为半月暗沙，西北远方为仙滨暗沙。此时海面已经陷入彻底的黑暗，偶尔有一艘亮着闪烁航行灯的渔船从远方经过。“四金镑号”在舰长暗沙与半月暗沙之间环行一周，随后恢复东向，再度驶向巴拉望岛西岸。一次往返约200海里的南海航行，耗时24小时，待我们回到阿方索十三世码头，已经是次日正午了。
杜特尔特的机会
在卡普兰看来，菲律宾政府向仲裁法庭提出仲裁的决策根本就是一种公关——由于在硬实力上永远无法指望与中国海军对抗，又担心美国的军事保护承诺无法确实化，马尼拉当局必须通过一种足够张扬的方式来吸引国际舆论的关注，借以陈述本方的诉求，并使得美国不得不再度重申与菲律宾的军事盟约关系。“若是从人口、疆域和海岸线长度看，菲律宾无疑是一个大国，但它无力防御其自身，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但对美国来说，这却是一个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包袱：抛弃它会打击自己的威信，庇护它成本又太高。”
维护美菲盟约的成本之高，首先表现在菲律宾落后的海空军装备完全无法与美国海军对接上。在过去40多年里，菲律宾海军的一线舰艇一直是4艘建造于“二战”年代的护航驱逐舰——1946年中国海军光复南海诸岛时使用的“太平号”与此同型——8艘同样建造于“二战”年代的美制扫雷舰，以及数艘形同废铁的旧式坦克登陆舰。1997年英国海军从中国香港撤出时，将3艘1982年建造的“孔雀级”巡逻舰低价转让给了菲律宾，这便是该国海军最现代化的舰艇了。没有反舰和防空导弹，没有新型雷达，没有精密的电子设备，只有70年前的旧式火炮：这堆舰艇唯一的用途只是对付中国渔船。21世纪初，五角大楼一度考虑以低廉的价格向马尼拉出售一艘退役的“佩里级”导弹护卫舰，却发现菲律宾海军根本不具备使用和维护燃气轮机的能力。
最终，美国在2011年宣布将向菲律宾转让海岸警卫队退役的“汉密尔顿级”大型巡逻舰。它们的吨位与护卫舰相当，舰体结构强度略逊于正规作战舰艇，依旧没有导弹装备。已经在2011年和2013年交付的前两艘，便是我们在苏比克湾窥见的那两艘大舰，第三艘也已在今年7月21日完成交付。“汉密尔顿级”在巡航状态下使用菲律宾人较为熟悉的柴油机，它的3英寸主炮、S波段搜索雷达和燃气轮机能使菲律宾官兵熟悉美国海军的标准装备和操作流程，并在战时承担轻量级辅助任务。当然，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这3艘护卫舰的假想敌依然只是中国渔船和海监船。主流海军分析人士对此嗤之以鼻——即使是“汉密尔顿级”也是舰龄接近50年的老骨头了。不过一位相熟的美国海军退役上校倒是发来了一封调侃的邮件：“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五角大楼成功地将菲律宾海军的战斗力由20世纪40年代水平提升到了60年代，这无疑是巨大的胜利。”
1995年2月，时任菲律宾总统拉莫斯曾经签署了第7898号法案，计划在15年内投入500亿比索，全面更新陆海空三军的装备。不过这项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直到最近5年才开始实施。2012年，阿基诺三世公布了新的15年军事现代化方案，并决定在2017年之前集中投入750亿比索，优先改善海空军装备，菲律宾的军事硬实力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空军已经开始接收第一批12架由韩国制造的FA-50型轻型攻击机，并保留购买第二批的条款；海军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接收韩国转让的1艘二手轻型护卫舰，并从印度尼西亚购买了2艘适用于岛屿补给的7200吨级船坞登陆舰。相比之前20年的原地踏步，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但菲律宾依旧无望完全靠自身的实力伸张其在南海的野心。迄今为止，菲律宾的大部分天然气供给来自马尼拉湾外和巴拉望岛以西的海上天然气田，石油方面除去在南沙群岛周边盗采的年均350万桶外，不足部分仍须自国外进口。如此分散而广阔的海上防线，根本不是添置一两艘二手军舰足以应付的。更何况在中菲关系转冷的背景下，中国公务船只需稍微监视和阻断菲方的海上油气开发和运输，脆弱的菲律宾经济就将遭遇重创。这当然是惯于在换届之际变更政策路线的菲律宾新政府不愿接受的“遗产”。
作为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棉兰老岛的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以口不择言的作风和雷厉风行的执政风格著称。与内政方针相对稳健的前任阿基诺三世不同，杜特尔特将整肃治安、打击毒贩等社会问题视为上任第一年的核心议题，自6月30日宣誓就职以来，菲律宾警察已经处决了300余名与贩毒集团有关的嫌疑人，并有数千人向政府自首，多位与大毒枭有关的警政官员被逮捕。由于与南部反政府武装有着长期的互动经验，杜特尔特也希望在其任内与包括“新人民军”在内的各派势力达成和平。繁重的内政压力使得他相当不乐于踏足阿基诺政府留下的南海舆论漩涡，与既具备动摇菲律宾国民经济的能力、同时也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方面给予菲方帮助的中国搞坏关系。
在7月25日发表的首次国情咨文中，杜特尔特相对低调地表示：“针对西菲律宾海，也即南中国海问题，我们坚决肯定并尊重常设仲裁法庭的判决，并将此作为和平解决、管理冲突的重要促进。”他同时也表示，菲律宾愿意同“域外有利益关联国家”进行多边或双边对话，并继续与伙伴国家构筑反恐和灾害响应的更大共识。这显然是为了回应对他心存疑虑的华盛顿。而在7月23日，素有危机应对专家之名的前总统拉莫斯已经接受杜特尔特的邀请，将作为特使前往中国，努力促成两国开启双边对话。剑拔弩张的中菲关系，正在从波峰逐渐回落；而新政府完全变更前任在某一重大议题上的方针，在菲律宾并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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