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老先生提出了办学的两条基本原则：一为“寂寞”，二为“自由”
人生苦短。本人1995年春节正点退休，转眼之间就过了22年，“北大团委”出身的干部竟然变成了行走困难的八旬老人。而我退休后每周从幼儿园接回家过周末的心肝宝贝外孙女乔乔，却已经要从英国伦敦艺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了。
借着参加乔乔的毕业典礼的机会，于是便有了2016年全家三代人的欧洲大陆自驾游。
我们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沿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高原，到地中海边的巴塞罗那，再沿海北上，翻越比利牛斯山，到法国古城里昂，从瑞士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了德国。
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边，松林茂盛，草地碧绿，不时出现风力发电塔，长长的“三股叉”在空中旋转。
傍晚，我们开车驶入了柏林市区。柏林的建筑多为中规中矩的四五层楼房，只有为数不多的现代化高楼。
我们预订的公寓楼就在市中心一条小横街的路边，为五层大理石老建筑，门楣上写着“1899（建造）、1943年（炸毁）、1954（重建）”。乔乔用手机与管理人员联络，对方告诉了三个密码。按第一个密码，公寓大门开了；按第二个密码，单元门开了；按第三个密码，屋门开了，里面三星宾馆的设施与用品一应俱全。
我患腿疾，拄拐杖已经五六年，但因还能开车逛京城、跑高速，便不觉得自己是残疾人。在柏林旅游时我却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需要特殊照顾的残疾人了。
一天早上，我穿过通向单元门的通道时，一位中年工作人员正在楼道里煮咖啡，见我拄着拐杖走过来，连忙紧走几步，帮我打开紧锁的单元门。我跟在他身后说“三客优”，没想到他也出了单元门，在走廊里紧走了20来米，又帮我打开了大门。
德国人有个显著优点，就是不回避历史旧账。在柏林市区有柏林墙纪念馆，按照原貌保留了一段柏林墙，包括瞭望台、探照灯、射击孔、水泥高墙。这里还有犹太人纪念碑，占地面积很大，设计极为别致，其造型竟是高低不平的水泥台，好像一排排棺材。许多德国人和外国游客在其间流连，或坐在水泥台上沉思。
我印象最深的是市中心的洪堡大学。她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思想家、哲学家的诞生地”，有人甚至说，没有洪堡大学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文明。
四层的大理石建筑雄伟坚固，颇像17、18世纪的宫殿。后来得知，它原本就是18世纪普鲁士王子的宫殿。1810年，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及其兄弟在此创办综合性大学，可以说开启了现代大学教育之先河。在它以前，欧洲各国的所谓大学其实是基督教修道院，整天闭门读经。
洪堡老先生的教育理念是现代大学应为“知识的总合”，他首创了教学、研究合一的教育模式，提出办学的两条基本原则：一为“寂寞”原则，二为“自由”原则。我忽然想起曾任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他曾留学德国，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肯定是受此启发的。
在洪堡大学正门两侧，高高供奉着两尊坐姿人物石雕像，正是大学创办人洪堡兄弟。校内还有许多大理石或青铜的名人塑像，其中就有“本校高材生”俾斯麦、爱因斯坦、海涅等。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就读洪堡大学，校方未必赞同他们的革命理论，但学校主楼大厅墙上的名人题词中就包括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造世界。”
近代欧洲科学发达，文明昌盛，看来有一共同特点，即上至王室贵族、下至工匠农夫都非常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又敢于创新。
在洪堡大学东侧的菩提树下我对孩子们说，我爷爷民国元年从日本归国，参与创办北平医学专门学校（北大医学院前身）。上世纪20年代，他到洪堡大学进修，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创办北大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一度兼任北医教务长、校长。近年北医编写校史，把我祖父列为创办人之一。
我老爸1935年以北医优秀生资格选送洪堡大学读博士，一年后在此兼任助教。因抗日战争爆发，他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绕道苏联回国参加抗战，成为抗日军中有名的外科医生。“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权威”，后平反，以解放军高级军医的身份离休。今天我们三代人能同游欧洲，在祖父和父亲多次路过的菩提树下散步，真是托改革开放之福啊！
柏林是我们的自驾游的最后一站，我们需要在柏林国际机场还车。卫星导航把我们引导到一个大停车场，可是没看见有人在此还车，询问停车场值班人员，才知道“导航”犯错误了，接受还车的停车场还在几公里开外。女婿只好倒车掉头。一位白发老人开一辆奔驰面包车，慢慢地在我们车前带路，拐了几个大弯，跑了几公里，把我们引导到了目的地。
在这里，我们归还了从西班牙马德里租的七座车，为欧洲大陆三千余公里自驾游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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