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综复杂的裙带资本主义、暗潮汹涌的族群对立以及身处文明断裂带的尴尬地理位置，构成了马来西亚繁荣表象之下的“深水区”。只有在始料未及的奇案发生后，被小心隐藏好的蛛丝马迹才会骤然现出端倪。
3年过去了，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和公关能力方面，终于有了勉为其难的改善。
2017年2月13日发生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的朝鲜籍男子遇刺事件，正在演变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2月16日，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率先向媒体确认：死者正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避居国外多年的前人民军大将金正男，警方已逮捕两名涉案的越南籍和印尼籍女嫌疑人。但朝鲜驻马大使姜哲在4天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公开否认称：死者系朝鲜公民“金哲”，朝方拒绝接受马来警方的调查和尸检结果，并要求马方归还遗体。接下来的几天里，马方一度宣称死者的身份“尚待确定”，但坚决驳回了朝方要求带走遗体的诉求，并不惜召回本国驻朝大使，以抗议姜哲的“侮辱言行”。截止到2月24日，警方已基本确认金正男死于化学武器VX神经毒剂的谋杀，并向7名朝鲜籍嫌疑人发出了通缉令，其中一名系外交人员。
扎希德确认金正男身份的依据，来自事发当天马国警方向朝鲜使馆的求证；据他表示，朝方最初一度承认死者确系金正男，但随即改口，至于登记为“金哲”的护照则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过鉴于死者亲属迄今为止尚未提交用于身份比对的DNA信息，马方在随后的案情通报中重新将死者的身份称为“一名朝鲜籍男子”。
紧凑的信息公布进度、公开透明的办案流程，以及在外交渠道不惧压力的姿态，使马来西亚政府罕见地博得了云集于吉隆坡的韩、日、美、中各国媒体的一致称道，并与3年前的马航MH370事件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马国航空公司和政府在公布MH370最后时刻的飞行轨迹与联络信息、确认两名盗用护照乘机者的身份以及调查飞行员的恐袭嫌疑等问题上表现得极为混乱和消极；每一部门的负责人都在发布未经核准的消息，随后再矢口否认。由于马方的隐瞒和误导，中、美、越、泰等11个国家派出的40余艘舰船和25架飞机一度在方向相反的海域进行了超过一周的搜索，最终一无所获。而在今年3月初空难三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马方对该航班失事的确切原因和位置依然无法给出答案：这在全球商业航空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纪录。
如此迥异的反差，或许是因为明火执仗的刺杀行动触碰到了素来对马朝关系态度宽松的吉隆坡当局的底线，也是考虑到屡次成为安理会制裁决议对象的朝鲜目标过于昭彰，马方已无理由为其缓颊。但扎希德早早做出的确认同时也暗示：马来西亚政府对金正男持外交护照入境该国、并在吉隆坡长居一事早有知晓，甚至恐怕早已估计到了在马国领土上发生涉朝意外事件的可能性，但依旧未能阻止血案发生。马国旅游部长纳兹里在接受《星报》采访时公开承认：“持朝鲜护照入境的几乎都是官员。”其目的显然不在游山玩水。
外人眼中耸人听闻的奇案，在马来西亚国民眼中却已成为常态：从延续近20年的“安瓦尔鸡奸案”，到涉及总理本人的“蒙古女郎谋杀案”和“1MDB黑金案”，乃至MH370事件以及朝鲜籍男子毒杀案，与“马来虎”有关的诸多离奇事件似乎永远都难觅真相，在轩然大波之后往往不了了之。若非吉隆坡机场的这场血案，人们永远不会注意到马朝两国间古怪的人员往来、互免签证制度以及可疑的资金流动；而正在布局2018年大选的纳吉布总理似乎根本无意交代他和1MDB丑闻中那笔高达6.81亿美元的黑金的关联。纳吉布的前政治秘书、现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事地区政治研究的胡逸山表示：“在马来西亚，危机如果能立即获得解决的话，丑闻事件就会被淡化。”在不同族群的矛盾间游刃有余的当权者根本不担心被推翻。
过去5年间，马来西亚在透明国际（TI）行贿指数排行、《时代》周刊全球贪污排行和《经济学人》裙带资本主义排行三项榜单上长期名列三甲，以至于资深国会议员林吉祥感慨：“一想到我国政府的贪污印象指数即将上升至22年以来的最高点，就宁愿榜单晚几个星期再公布。”油气出口支撑下形成的经济高增长率，似乎越来越难以掩盖政治“灰带”的负面影响。在即将迎来独立60周年之际，素来由集团政治和强人领袖庇佑的马来西亚似乎正在走向国运的转折——是在动荡中迎来政治洗牌，还是在勉为其难的维持中耗尽活力？
“友谊”的价格
韩国《中央日报》记者第一次从线人口中得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现身，是在7年前的2010年。之后3年间，这位敏感人物频繁往来于吉隆坡和其暂居地澳门、新加坡之间，并在朝鲜大使馆出入自由。2013年底张成泽事件之后，金正男一度中止了在东南亚的活动，但在2015年再度现身于马来西亚。此番死于非命之前，他正准备乘飞机前往澳门与家人团聚。无独有偶，已被警方拘捕的朝鲜籍嫌犯李正哲（被指控负责载运暗杀者抵达机场），也是在2015年前后进入马来西亚，以IT公司外籍雇员的身份从事看似稀松平常的工作。
上至领导人亲属，下至普通商人，朝马两国间频繁而绵密的人员往来并非仅始于金正恩执政之后，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高潮期即已埋下伏笔。彼时正值平壤的六年经济计划（1971～1976）取得成功，财力颇有盈余，其领导人遂以中东政治局势的变化和非洲最后一波独立浪潮作为契机，着手向阿拉伯世界、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输出影响力。考虑到朝鲜手握的资源远不及美苏两大国，平壤当局的对外援助和交往活动具有极强的实用主义色彩：首先，在对象的选择上，以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东西方两大阵营中相对边缘的伙伴以及位置遥远褊狭的国家作为主攻方向，利用这些国家既急于改善经济和安全处境，又无法从美苏两国获得足够充分的援助的困境，与其建立特殊关系。70年代后期与莫斯科交恶的埃及，21世纪初继续被西方国家孤立的古巴、缅甸、叙利亚，皆属于这类例证。
其次，在输出重点上，以朝鲜拥有性价比优势的常规武器、特殊技术人员和低端劳动力为主，直接资金援助为辅，以便扬长避短。到90年代初，大半个阿拉伯世界、东北非洲、伊朗、古巴等十余个国家的旧式苏制武器皆由平壤提供维护和零备件补充，朝鲜还向利比亚、柬埔寨、古巴等国派遣军事教官和基建劳工。最后，朝鲜与其友好国家的交往本质上属于利益交换而非单向度的物质和人员援助；是故在急需金钱和其他关键物资时，平壤并不惮于转让极为敏感的弹道导弹技术和核材料作为交换。国际原子能（IAEA）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在其回忆录《欺诈年代》中指称，20世纪90年代，朝鲜曾向利比亚出口六氟化铀（未进行过浓缩加工的铀原料）以换取外汇，并以中远程导弹技术交换伊朗从核黑市购得的离心机设计图。平壤最初的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技术则是以短程导弹零备件从叙利亚交换而来。
“冷战”结束之后，失去了苏联资金和石油援助的朝鲜为继续践行其“先军政治”路线，进一步调整了与友好国家的交往和贸易模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向度：在输出方面，除继续巩固与被西方国家长期孤立的伙伴国，例如伊朗、叙利亚、缅甸、古巴等国的武器贸易外，还开辟了向中东、东南亚和欧洲派遣基建劳工、餐饮服务业人员以及艺术工作者（指导大型雕塑制作和艺术体操表演）的新业务，以增加创汇渠道。同时在输入方面，开辟了分布于中国澳门、新加坡、伊朗、蒙古等国家和地区的大量金融代理机构，寻求绕过国际监管将资金汇回国内，或用于紧缺物资的采购。在近年来安理会一再强化对朝制裁之后，后一渠道变得尤为重要。
而朝鲜与马来西亚的特殊关系，兼有“输出”与“输入”的双重性质。自1973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即利用同为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便利，发展双边往来。吉隆坡对平壤的拳头出口产品弹道导弹和苏制武器固无兴趣，但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提升工业水平和引入廉价产业工人方面却希望获得朝鲜的帮助；而马来西亚大量出口的成品油、机械设备以及开放的贸易环境，恰恰对应朝鲜的现实需求。因此在朝鲜经济形势迟迟未能转好的21世纪初，两国关系的层次和水平反而出现了显著上升：朝鲜从马来西亚进口成品油、天然橡胶和棕榈油，同时向吉隆坡派遣矿业劳工和服务业人员。2008年，由朝鲜政府运营的涉外餐厅“平壤馆”在吉隆坡揭幕；第二年，两国宣布实行互免签证制度，并开辟高丽航空往返吉隆坡和平壤之间的直飞航线。尽管受制裁决议影响，朝马两国的贸易额从未上升到太高水平（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仅为500万美元），远赴平壤的马来西亚游客总数也仅在1000人左右，但对国际空间逼仄的平壤而言已是不小的鼓舞。2013年，吉隆坡私立精英大学（HELPUniversity）甚至专门授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以名誉博士学位，成为不大不小的新闻。
包裹在这种“亲密”的双边关系中的，当然不仅是温情脉脉的金刚山旅行和学位颁赠。巴拉迪在《欺诈年代》中指称：2003年IAEA在调查巴基斯坦“原子弹之父”卡迪尔·汗建立的核黑市网络时，发现朝鲜代理人曾在欧洲订购制造离心机（用于铀浓缩）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配件，在马来西亚租用工厂进行试制和组装，随后由朝鲜远洋航运管理公司（OMM）旗下的货轮直接运输回国。朝鲜政府通过代理商在荷兰和德国秘密购买的精密电子元器件（用于雷达和弹道导弹项目），也往往以马来西亚作为中途转运站。更敏感的还有制裁决议明令禁止的地下资金往来——据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报道，直属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的财政机关“39号室”长期以来都在东南亚和欧洲运营庞大的地下金融网，将出口军火、农产品和开办涉外饭店的进账用于购买核材料、弹道导弹零配件和奢侈品。韩国国家情报院公布的数字显示，属于该网络的海外匿名账户数量在400个到数千个不等，资金总额据信接近50亿美元。地下资金流动最活跃的地区集中在澳门、维也纳等金融口岸，吉隆坡则是整个东南亚资金网的指挥中心。原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的侄子张勇哲（金正男的表兄，姜哲的前任）在担任驻马来西亚大使期间，便曾经负责过东南亚秘密账户的调度。
韩国《周刊京乡》在2月11日独家披露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2005年7月，时任韩国大国家党最高代表委员的朴槿惠曾经给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写信，希望朝方批准慈善机构欧韩基金会（EKF）在平壤开展活动。这封信经金正男之手呈递到时任劳动党中央群众团体部第一副部长的张成泽手中，随后由后者转交金正日。除去担任海外基金会与朝鲜领导层之间的信使外，金正男还曾经协助张成泽负责过若干秘密账户的管理。倘若这一信息属实，则这位特殊流亡者在2010年现身吉隆坡的动机便可以顺势推出：一来在马来西亚这个资金调度中心，他可以继续介入过去一度经手的海外资金，包括支付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生活开支；二来作为实权人物张成泽的代理人，张勇哲也可以为他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并在平壤领导层和金正男之间传递信息。
但这种短暂的平静，随着2013年12月张成泽被清洗以及张勇哲被召回平壤戛然而止。失去了保护人的金正男处境正变得岌岌可危：来自吉隆坡当局的“友谊”针对的仅仅是朝鲜合法政府，而与某一派系或某一个人无涉；即使能借助与韩国媒体和情报机关的秘密联络勾勒出某种出走首尔的可能性，风险也委实不小。更重要的是，类似李正哲、金旭一（涉案的高丽航空公司职员）这样的朝鲜情报人员，正通过之前两国政府搭建起的“友谊”之桥合法入境马来西亚，在那位曾经的大将身边布下天罗地网。2月13日，终结终于到来。
秘密，更多秘密
在暗杀事件激起的种种波澜中，马来西亚联邦总理纳吉布·阿卜杜勒·拉扎克（NajibbinAbdulRazak）并未做太多置喙，仅仅简单地表态“将客观调查并处理这一事件，没有理由蓄意令朝鲜难堪”。在刚刚结束沙捞越州国会议席补选的情况下，总理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一年后的联邦大选以及控制节节攀升的通胀率上。但批评者不免会联想到，整整11年前，曾有一位神秘的蒙古女郎在吉隆坡附近被烈性炸弹炸毙，主谋正是纳吉布当时的重要智囊巴金达，且同样牵涉黑金丑闻。纳吉布对谋杀案的冷淡态度，或许也与这桩陈年旧事有关？
风情万种的蒙古模特兼业余翻译阿丹杜雅·沙丽布（ShaariibuugiinAltantuyaa）被炸碎的遗体于2006年11月6日在雪兰莪州莎阿南市郊外被警察发现，其实距离她被家人通报失踪已经过去18天。警方发现死者的头骨、胸部和腿部有被军用C4炸药烧焦的痕迹，且生前遭受过两次枪击，遂将嫌疑目标锁定为职业军警作案。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死者的表妹当即指称，最大嫌疑人乃是知名智库“马来西亚战略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时任副总理纳吉布的国防事务顾问阿都拉萨·巴金达（AbdulRazakBaginda），且她曾见过一张阿丹杜雅与巴金达、纳吉布三人的合影。紧接着，纳吉布的两名保镖、特警别动队成员阿兹拉·哈德里总督察和西鲁·阿兹哈警佐也相继落网，并招认了在巴金达指使下绑架并杀害阿丹杜雅、事后收取3万美元封口费的经过。
据《亚洲前哨报》和法国《解放报》报道，出生于1978年的阿丹杜雅在结束两段短暂的婚姻之后，以时装买手的身份游走于中国和东南亚，在2004年偶然结识已是有妇之夫的巴金达，两人迅速陷入热恋。随后两年间，这对野鸳鸯在吉隆坡、香港和欧洲出双入对，极尽缠绵。当时的巴金达不仅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纳吉布的防务顾问，而且在2002年曾作为后者的翻译介入过一桩军购谈判：以10亿欧元的高价从法国购买3艘“鲉鱼”级柴电潜艇（后减少为2艘）。潜艇的承建方泰勒斯防务集团日后向法国检察官承认，整笔交易存在高达1.14亿欧元的违法佣金，悉数支付给了巴金达在欧洲注册的空壳公司，金额和兑付方式系在2005年的一次谈判中确定。而在这次于巴黎举行的秘密谈判中，曾在法国修习短期模特课程、粗通法语的阿丹杜雅不仅全程与巴金达同行，而且迅速洞察了其中的机窍。这位颇有小聪明的蒙古美人随即向她的情人提出了索要50万美元封口费的要求，但被当场拒绝。几个月后，阿丹杜雅从巴金达家附近被绑走，随后惨遭杀害。
“蒙古女郎案”发生之初，公众还仅仅将其当作一桩情人反目的悲剧。但随着法国警方启动对潜艇佣金案的调查，以及《解放报》刊出对整个事件长达3年的调查记，事情正变得越来越清楚：这不是普通的情杀，而是为掩盖政治丑闻和保护巴金达背后的大人物做出的“止损”。马来西亚颇有名气的独立调查记者拉惹·柏特拉甚至提出了一种更加大胆的推断（基于他雇用的私人侦探的寻访）：巴金达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只是纳吉布的代理人角色，后者才是黑金最大的受益者以及谋杀的主使者，并且阿丹杜雅与纳吉布也有过春风一度。两位当事人自然矢口否认：纳吉布宣称他既未见过阿丹杜雅其人，在潜艇军购中也未曾受贿或泄露机密；巴金达则表示他仅仅收到了充当翻译和顾问应得的3000万欧元佣金，但从未指使特警杀害阿丹杜雅。
2008年10月，莎阿南高等法院判决巴金达教唆杀害阿丹杜雅的罪名不成立，巴金达随即飞往英国躲避风头，完美地远离了公众视线。但更加离奇的是两位已经录下口供的执行人的结局：2009年4月，法院一审判决哈兹拉和西鲁·阿兹哈谋杀罪名成立，应当处以死刑，两人当庭表示上诉。而在2013年8月的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被告“没有足够的动机杀害死者”，且检方未能取得纳吉布及其侍卫长慕沙·沙菲里（负责指挥保镖）的关键证词，因此谋杀罪名不成立。阿丹杜雅父母的代理律师决定上诉到联邦法院，但在开庭之前的空窗期，嫌疑人之一西鲁·阿兹哈警佐（已获保释）突然逃往澳大利亚，表示自己仅仅是替罪羔羊，不愿独自背负杀害阿丹杜雅的责任。由于澳大利亚已经取消死刑，在引渡这名可能被判极刑的警官方面，两国政府迄今未达成一致，因此重审“蒙古女郎案”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无独有偶，曾为拉惹·柏特拉充当线人、最早指证阿丹杜雅与纳吉布存在直接关联的一位私家侦探也已逃亡印度，真相遂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不是纳吉布第一次卷入与非法资金有关的诉讼，当然更不会是最后一次。2015年初，美国《华尔街日报》曝出了一桩更为劲爆的贪污丑闻：亏空严重的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1DMB（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曾经出资10亿美元与沙特石油公司一起从事收购业务，但在2011年合作中止后，有6.81亿美元的巨款没有回到1DMB的账户上，而是经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转移到了纳吉布在AM银行的私人户头。操作这单交易的是纳吉布的继子阿齐兹的密友、华裔投资银行家刘特佐（JhoLow），他同时也是1DMB的顾问；而最初由1DMB支出的10亿美元投资款其实是经纳吉布许可、由国家银行直接发放的贷款。而阿齐兹与刘特佐的其他“合伙生意”还包括在纽约和洛杉矶的两幢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豪宅（由刘特佐旗下的公司买入，随后转售给阿齐兹的关联企业），以及电影《华尔街之狼》的投资。与此同时，1DMB的亏损上升到了110亿美元。
年薪10万美元的纳吉布断然否认了所有指控。在撤换了一位副首相和一位总检察长之后，他在2015年夏天给出了一个只能说服自己的解释：那6.81亿美元的飞来巨款是沙特王室一位亲王的“私人捐献”，他已决定将这笔款项悉数转为公共用途。但这样一来，当初由1DMB拨出的10亿美元投资款等于人间蒸发，就此下落不明。同样无法解释的还有一系列过于巧合的“投资失误”：在雪兰莪和森美兰州发电厂收购交易中亏损的7.5亿美元；在槟城土地交易案中多付的1.5亿美元；在与阿布扎比主权基金合作从事债券交易时“消失”的10亿美元，以及支付给高盛集团的可疑债券承销佣金。而一人身兼总理、财政部长和1DMB顾问委员会主席三职的纳吉布给出的解决方案，不过是继续由政府为债务提供担保，并通过新的审计方式低估负债额。
纳吉布最终在1DMB丑闻的风暴眼中挺了过来——如同胡逸山所言，尽管前总理马哈蒂尔以退出执政党作为抗议，并且吉隆坡当局不得不为相当于全年GDP总量1.2%的巨额债券提供担保，但总理稳住了基本盘。在从事收益可疑的荒唐收购的同时，1DMB还向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N）下属的主要党派输送资金，并投资数亿美元兴建经济适用房、学校和支付乡镇官员前往沙特朝觐的开销，以稳定支持率。鉴于国民阵线依然以微弱优势保持着在国会的席次领先，纳吉布至少可以继续执政至2018年下次大选，而不必顾忌美国联邦调查局仍在追查与刘特佐有关的幕后交易。所幸并没有人因为1DMB而死，这大概是整桩案件唯一一处优点。
“不羁的西部”
胡逸山把马来政坛的裙带式贪腐形容为“不羁的西部”：“独行侠假如没有一些跟班、几匹‘好马’伴随，最后一般还是会落个惨淡的下场，逐渐失去踪影。在马国，如果要出来从政的话，平时就要懂得所谓的‘养马仔’。没有马仔，就没有政治本钱来谈判，这就是马国的政治现实。”而对内懂得撒银纸“养马仔”、对外善于结交朝鲜这样出价痛快的“友邦”的纳吉布，虽然在历次奇案之后饱受舆论攻击，却依旧能屹立不倒。
强人领袖主导马来西亚政治的源头，可以上溯至1957年独立之初形成的“竞争型威权”模式。当时全国三大主要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简称“巫统”）、马华公会（MCA）以及国大党（MIC）相约组成政党联盟，分别代表马来裔、华裔、印度裔三大种族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投入选举。三大党结成的国民阵线并不排斥其他竞争者的入局，但由于执政联盟在拉拢选民、划分选区、动用司法手段打击潜在威胁等方面拥有更充足的资源，反对者的声音往往被逐渐盖过。即使是在巫统因“蒙古女郎案”而声望蒙羞的2008年大选中，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党结成的“人民联盟”也仅只是拿下国会222席中的82席，距离组阁差距尚远。2013年大选中，反对派重组的“希望联盟”（伊斯兰党退出，国家诚信党加入）虽然艰难地赢下50.87%的普选票，但受选区划分倾向性的影响，在议席上依旧以89对133落后于国民阵线。威权政治下既得利益者地位的难以撼动，由此可见一斑。而在两周前赢得沙捞越州补选之后，纳吉布对明年的大选也日渐信心十足。
总理的底气来自另一段公案：必要时不惜以非常手段打击对手的私人名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强人总理马哈蒂尔与其长期的副手和内定接班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易卜拉欣爆发矛盾，前者主张厉行外汇管控，后者则力倡申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一年后，安瓦尔被控告犯有贪污、渎职、泄密、鸡奸等10项罪名，被解除一切职务。指控安瓦尔与其司机发生“非自然性行为”一事尤其显得恶毒：在穆斯林信徒超过总人口60%的马来西亚，这意味着获罪者不仅将彻底斯文扫地，而且在政治上永无东山再起的希望。尽管联邦法院在2004年推翻了对安瓦尔的指控、宣布他完全清白，但安瓦尔也因此从巫统新一代领导人的竞争中完全出局，被迫另起炉灶领导反对党挑战国民阵线的统治地位。荒唐的是，2008年大选落幕之后不久，安瓦尔再度被当时的助理控告鸡奸罪，并在一审判决罪名不成立的情况下被上诉法院强行定罪，判处5年徒刑。在2016年12月的最后一次司法复核中，联邦法院依然裁定罪名成立，安瓦尔须在狱中服完剩余16个月的刑期。这意味着希望联盟在2018年大选中将失去最高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
但层出不穷的丑闻、奇案和志怪故事，终究会有令选民感到厌倦的一天。国民阵线在过去60年里稳坐钓鱼台的秘诀，除去刻意扶植马来人的政治优势地位，并在马来裔、华裔、印度裔三大族群之间营造隔阂与平衡外，最重要的仍是平均超过6%的GDP高速增长率。90年代以来沿海油气产业的高速发展，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中东和美国投资的注入，以及向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借力，共同促成了此种繁荣光景。而经济前景的看衰恰恰是纳吉布面临的最大挑战：全球油价回升缓慢造成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因1DMB丑闻导致的本币汇率暴跌则使通胀率维持在4.2%以上的高位；负债累累的政府既不敢放宽信贷，又无从提升贪腐之风盛行的经济机器的效率，前景势必被继续看衰。“非自然性行为案”的主角虽已入狱，“蒙古女郎案”和1DMB丑闻却有再度发酵的可能，加之机场谋杀案暴露了政府长期以来默许非法资金和外国特工人员在吉隆坡来去自由的潜规则，势必进一步助长民众对纳吉布内阁的失望情绪。拥有太多灰色秘密的“马来虎”，已经处在了一场剧烈政治变动的前夜。
（感谢秦轩、漆菲为本文提供帮助）
文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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