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云
亲密关系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却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强烈需求。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写《亲密关系的变革》一书时，正担任托尼·布莱尔内阁的高级顾问。其间，吉登斯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曾深刻影响了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发展的方向——布莱尔、施罗德、若斯潘等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避开纯粹的左派和右派，欧洲一时间变成了“粉红色的欧洲”。另一方面，作为对现代社会学做出贡献的学者，吉登斯不仅以他的结构理论（TheoryofStructuration）和对当代社会的本体论（HolisticView）而闻名，还将政治学、哲学的领域与社会学相容。
诚然，亲密关系更多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在社会学和哲学领域，并没有多少学者对此做过多研究。但吉登斯所著《亲密关系的变革》一书，可以说成功地提出了一套自洽理论，让亲密关系研究在社会学领域立足，某种程度上，也为他温和政治改良方案找到一个立脚点。
吉登斯认为，亲密关系的变革源于现代避孕技术的发明。在现代避孕技术发明之前，女人的性总是与怀孕联系起来，性行为本身并没有夹杂着快感，而是混合着恐惧和生育死亡的威胁。而现代避孕技术的发明，祛除了性和死亡的联系纽带，将性与生育分离，与恐惧分离。吉登斯在书中将同生育相分离的性称作“可塑性性征”（PlasticSexuality），这种可塑性，使得女性获得了性自由，并以浪漫之爱为基础。
在以往社会，法国哲学家福柯所建构的权力/话语体系中，男性对女性存在着性控制和性征服，性作为一种社会构建，与权力密不可分，甚至权力也可以成为生产快感的手段。而随着现代避孕技术的发明，女性自治，性变得更灵活，也变成私人的潜在财产。由此现代女性才会更加保持身材、关注身体，因为身体成为控制权力和个人社会竞争的焦点。如果生育可以不需要性行为，那更是对性的终极“解放”，性因此就可能完完全全成为个体或个体之间的某种特质。
在吉登斯的理论中，福柯的权力/话语体系被逐渐解除，他认为在更大规模的经济平等和心理重建之后，男女双方才可能达成一种纯粹关系（PureRelationship），使得两性在性和感情方面处于平等的位置。男女伴侣之间情感的予取越是平等，特殊的爱的维系更接近纯粹关系。在此，爱发展到了亲密关系的程度，发展到了每一方都准备向对方推心置腹公开关怀和需要的程度，甚至伴侣彼此之间都十分看重因而易受伤害。
所以，他将这种纯粹关系视为亲密关系的基础。在他看来，纯粹关系产生的自我认同和人格独立，使双方的自治能力可以有效控制自我在关系中的个人空间界限，同时对对方保持尊重，并意识到对方的发展潜力并不对自己构成威胁。在纯粹关系中，暴力、威胁、虐待被平等、关爱和尊重所取代。关系中个人界限的明确，有效地维持了亲密关系。亲密并不是被另一方所吸纳，而是知道他或她的特点并使之与自己的特点相适合。这种向另一方开放却同时又要求个人界限的现象，称之为相互交流现象。
吉登斯由此认为纯粹关系并不只限于两性领域，也同样适用于父子关系、亲缘关系和友谊关系，进而推动亲密关系的变革，比如纯粹关系或者所说的建立在纯粹关系之上的亲密关系，可以代替双亲的权威性，父母不再作为控制者让孩子服从于自己的情感和需要，而同样进入相互平等、协商的关系。
再进一步，他认为这种亲密关系变革可以从个人推向集体，引发“自下而上”的改革。如果说这种平等的纯粹关系是一种个人关系领域的民主化，那个人关系的革命也将会导致社会制度的革命，进而改变公共关系领域的民主化，进而再使现代的政治体制产生变革。关系的双方在一种民主可交流的情境中实现双向的自我规划，这就是将政治的民主原则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的一系列积极尝试，也就是吉登斯所谓“生活政治”的含义。
那么，吉登斯对亲密关系变革的阐释具有多少观照当下社会问题的意义？
作为《亲密关系的变革》译者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汪民安专门研究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曾著写和主编过多部福柯著作，有《福柯的界线》《尼采与身体》《福柯读本》等书。在接受本刊专訪时，汪民安谈了对吉登斯理论的评价、对亲密关系的理解，以及当今社会更加关注亲密关系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福柯的研究者，又是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译者之一，你如何评价吉登斯所理解的亲密关系？
汪民安：吉登斯是从性的角度来讨论男女之间的关系的。他认为避孕套的出现，使得两性关系因此更加对等，“纯粹关系”即一种没有权力等级的、民主的并具有高度协商性的性关系，他再把男女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理论从私人领域推广到公共领域。如果公共政治领域或者国际关系领域都以男女之间新出现的民主式的亲密关系为参照和根基的话，便将可能影响国际关系。显然，吉登斯的这种推论有点一厢情愿。避孕套普及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我们根本看不到它对民主政治有何影响。而且，他认为避孕套是妇女能够获得性快感的决定性因素。对此，他完全未提及20世纪的妇女平权运动所带来的性观念上的变化。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19世纪的裹着小脚的中国妇女，或者一个欧洲12世纪的基督徒，如果在那个时候使用了避孕套，是不是就能获得完全的同男人一样的自主的性快感？避孕套当然重要，但是，观念的更新——比如说，将性从耻辱和罪恶中解放出来——或许更加重要。此外，在这本书中，吉登斯对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反思也没有瞄准目标。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汪民安
三联生活周刊：福柯谈过亲密关系吗？你认为什么是亲密关系？
汪民安：福柯并没有直接谈亲密关系——“亲密关系”这个词在哲学中使用的人并不多。坦率地说，我也不能肯定我是否真的了解这个词的特定意义。但他有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这篇访谈文章叫《友谊作为生活方式》。这是福柯1981年接受法国同性恋杂志《性吟步履》（LeGaiPied）的一篇采访。记者希望作为同性恋者的福柯来谈谈同性恋的未来。事实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的同性恋已经在艰难的抗争中逐渐地获得一些成果。一些同性恋激进先驱开始构想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问题。不过，福柯比他们看得更远。他的看法是，同性恋没有必要去模仿异性恋，没有必要模仿他们的婚姻制度。他觉得同性恋者应该创造一种新的关系，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亲密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制度化的婚姻关系。
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应该让这种友谊成为生活方式。如果让友谊成为生活方式的话，如果用友谊来衡量各种关系的实质的话，那么，婚姻关系、父子关系、恋人关系乃至朋友关系，就没有根本的区别。一旦让友谊作为核心重新来到这种关系中间的话，这些关系原有的法则、制度和教条都应该被打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福柯对婚姻制度的强烈质疑。或许，同性恋关系的真正未来，不是模仿异性恋的婚姻制度，而是相反地来帮助异性恋来打破婚姻制度。也许将来有一天，应该是异性恋关系来模仿同性恋所创造的友谊关系。当然，福柯的这种观点非常激进，也非常前沿，远远超出了同性恋运动的范围。
三联生活周刊：那什么是友谊呢？
汪民安：对福柯来说，友谊就是彼此给予对方快乐的总和。如果我们将亲密关系看作友谊关系的话，我们可以将亲密关系定义为相互无限地给予对方以快乐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友谊也是被各个哲学家不断定义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蒙田、培根等都有非常著名的文章讨论过友谊。我们可以非常粗略地说，这些古代哲学家论友谊的一个共同观点，就是朋友之间的距离应该尽可能消除，他们应该做到完全的共享，朋友的关系就是亲密无间、毫无隔阂的关系。我想，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亲密关系的特征吧。
但是，从布朗肖开始，对友谊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布朗肖说，友谊并不意味着共享，而恰恰意味着分离。真正的朋友应该是保持距离的：不联系，不来往，不见面。布朗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所谓的亲密关系是不是一定应该生活在一起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有没有一种亲密关系的双方，平时并不密切互动，但总是彼此在心里惦念？不过，福柯强调友谊是一種生活方式，他还是更多强调在一起生活的重要性，这种友谊生活应该给双方带来快乐——但是，他并没有刻意提及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友谊观点中所包含的强烈的政治和道德倾向——这些古典哲学家们说只有好人才配得上友谊，坏人之间是谈不上友谊的。能够促进城邦团结的关系才是友谊的关系。而且，单纯的快乐关系也不是友谊，只有一种基于正义的精神上的默契和理解才是友谊。而福柯的快乐概念跟他们不一样，它更加包容：一方面排除了道德和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则囊括了额外的诸多复杂的精神需要。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福柯的理论，与以友谊为基石的亲密关系相比，是否可以说其他现存的所有关系形式都是制度化的？
汪民安：不一定都是制度性的，有些关系是遵从习俗的。婚姻关系当然是最制度化的，它需要法律来给它提供一个严密的框架。但是，有些关系，比如说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则基本上是以习俗作为大致的规范来框定的。不过，这些习俗正在经历剧烈的波动和震荡。它们并不稳定。我们可以发现父子关系最近几十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儿子绝对服从父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似乎发生了颠倒：很多父亲撕下了自己的权威面孔而在拼命地讨好儿子。但总体上来说，友谊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最脆弱的，尽管人们也会赋予友谊以某些规范，比如朋友之间的信任和忠诚等等，但是，相比其他的亲密关系而言，友谊关系是最灵活多样的，它也最具有创造性和可塑性。每一个具体的友谊关系并不一样，而且，人们都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友谊关系，在每一种友谊关系中都可以扮演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与其他关系相比，这种以友谊为原则的亲密关系有什么特点吗？
汪民安：友谊是灵活的也是有距离的亲密关系，它并不要求你去绝对而完全地了解对方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友谊总是有限度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有限性，正是这种距离感，会激发你去追寻友谊的无限性和最终真理。你会一直在探究这种无限友谊的路上并因此而保持着微妙的激情。这正是友谊的魅力所在——它没有终点，没有真理，因此，也总是在探究真理和终点的途中，友谊关系正是在这种无尽的探究中而得以发展和发明。
而夫妻关系、情侣关系和一般的友谊关系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没有距离感。情侣双方可以探索和了解对方的全部。你和对方有了性关系，你了解对方的身体，了解对方的一切之后，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彻底的满足感，而一旦完全的满足，就意味着关系的可能结束。这就是婚姻关系和爱情关系容易破裂的原因。反过来，有距离的友谊关系有时候要长久得多。但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要复杂一些，他们时刻生活在一起，没有距离，彼此完全了解。他们因此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但并不容易彻底的破裂，这是因为这种关系中存在着血缘的本能纽带。这样，即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一方也没法抛弃另一方，双方只能采取短暂和解的方式，不过，和解之后又会产生冲突，然后又和解，又冲突，这是一种特有的家庭关系的冲突-和解循环模式。事实上这种冲突内在于各种亲密关系之中，甚至说亲密关系恰恰是以冲突为标志的。
三联生活周刊：亲密关系是一种现代人创造出来的关系吗？
汪民安：从历史的角度讲，关系都是创造出来的，甚至有着它的功能性逻辑。亲密关系是创造出来的，但并不是现代人创造出来的。婚姻关系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中的一个创造，但是，它也在不断地变化。费孝通曾经用功能主义来解释婚姻和家庭的诞生。婚姻和家庭制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只有这种形式才最适合人类繁衍。一个孩子的顺利生长，需要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共同来抚养。女人在家里照顾和保护孩子，男人在外面寻觅食物，只有这样的稳定结合，孩子才能够顺利地长大。这便是最早的家庭和婚姻诞生的根源。
但如今，一个单身母亲，可以不需要跟另一个男人组建家庭，便可将孩子抚养长大。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婚姻关系呢？在北欧，非婚的孩子比例很高，因为北欧有很好的福利制度。一旦社会可以抚养孩子，婚姻关系就可能会自动弱化。北欧是家庭关系、婚恋关系等亲密关系的风向标，它们或许代表着这种种关系的新趋势。另外，既然婚姻和家庭是一个发明，而所有发明的东西应该都有消亡的一天。以一夫一妻制为形式的婚姻关系当然暂时不会消亡，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暴露出来的脆弱性：结婚年龄在推迟，单身生活越来越流行。对于北欧来说，婚姻的脆弱性是因为福利好，但是，对于有些地方来说，婚姻的脆弱性则是因为相反的原因，是因为经济越来越不好。不过，人们不愿结婚，有太多太复杂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越来越多人接受了这个观点：婚姻并非是人生的一个必须惯例。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现在人们如此关注亲密关系？
汪民安：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和可变性。流动性一方面使得人们建立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增加了——我们有机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但另一方面，也让亲密关系很容易崩溃。而可变性使得人们对某种稳定的亲密关系有着强烈的需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先前社会的人们不注意亲密关系，只不过原先的社会相对稳定，无论是建立亲密关系的途径还是解散亲密关系的方式，都要单调和稀少得多。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亲密关系并没有太多的想象。
三联生活周刊：在当今社会，人们的亲密关系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
汪民安：很難说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我们只能说，亲密关系的形式发生了变化。非婚男女住在一起，同性恋住在一起，反过来，合法夫妻也有自愿分居的。首先从表面来看，亲密关系与经济水平有很大关系，比如说，在中国，孩子越来越多地离开了父母而独自住在外面。而欧洲，孩子付不起房租又只好从外面搬回来跟父母同住。所有这些都是亲密关系的新的相处形式，它们较之原先稳定而单一的家庭婚姻制度来说，要丰富得多。其次亲密关系中的疏离与亲近也并不能从表面上的空间远近来衡量。有时两人住得很远关系却很亲密，有时两人住得很近却没什么关系。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单身指的是单独生活的话，也并不意味着单身的这个人拒绝或没有亲密关系。同样，一对夫妇家庭分工，上下班、带孩子做饭，各个完成他们的功能角色，正常运转，很难说这样机械化的夫妻生活就一定有亲密关系。因此相处和居住方式跟亲密关系的强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联生活周刊：以友谊为核心的亲密关系会成为人类的终极关系吗？
汪民安：人们需要亲密关系，这点毫无疑问。西塞罗和培根都说过类似的意思：友谊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只不过，如今的亲密关系并非只发生在人和人之间。对有些人而言，人和宠物的亲密关系要胜于人和人的关系。随着技术的进步，将来会出现新的有智能的机器人，它们或许会满足人的一切要求，包括亲密关系的要求。这样的事情并非不可想象：人最亲密的伴侣不是和他一样的人，而是一个被技术所发明出来的机器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他、抚慰他，以至于他对别的人，别的关系提不起任何的兴趣了。也就是说，人的伴侣并非一定是人。同时，随着冻卵和代孕技术再发展，父母子女的关系也许会进一步变化，随之而来的将是关系上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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