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地位要高于现在所有的新区，恨不得比深圳还要高。为什么要提这么高？就是要给未来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提供一个样板，提供一个信心，树立一个标杆。”
“北京”的疏解
三联生活周刊：雄安的首要任务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将和通州形成北京的两翼，雄安和通州未来会是什么关系？
袁崇法：它们是两码事。通州是北京市的行政副中心，后来中央汇报明确下来，通州的定位是一个综合性的城市副中心，所以也可以理解成一个新城，北京市的一个新的综合中心。搞单一的行政副中心是解决不了北京的问题的，因为交通和各类设施如果不跟着过去，产业没有相应配置的话，人口就是通勤式的。现在你去看，京通快速、姚家园路、朝阳北路这几条由西向东的平行路，每天高峰期都堵车。如果只建行政中心，增加一倍的交通资源都不够用，必须打造适宜居住的中心，能够把人口分散出去。
但雄安新区不是这样定位的，它是疏导首都的部分功能的积聚点。我从概念上分析一下“北京”和“首都”的概念。首先，北京是一个地方政府，它必须要为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提供服务，这是它的一层意思。第二，北京又是华北这个最大的区域的中心城市，它的很多功能都是对周边，包括河北、天津、内蒙古、山西等有辐射影响的，它是一个区域的中心政府。第三，首都在北京，北京还是给首都中央政府提供服务的一个主要的地方。光讲北京，就有这几层意思。
然后我们再来看首都。首都首先是一个行政机构，是一个指挥机构。围绕它肯定有军事、国防的指挥机构，另外，国家亲自抓的科研机构，甚至一些连通的院校，这些东西就形成首都本身的一些职能，所以后来习总书记讲“政治中心”这是毋庸置疑的。“文化中心”有两层意思：北京对全国文化有宣传导向的作用，中央政府所在地也应该是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也没问题；“国际交往中心”，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都是国际交流的中心。
这些都是核心的首都功能，还有非核心的首都功能。不是泛泛地讲疏解首都功能，不能把政治中心给疏解了，这就等于迁都了。有些东西是不可能迁走的，当然有些功能，比如经济方面的一些机构，甚至金融行业、央企总部、有些院校，没有必要一定留在北京。还有公共服务机构、卫生机构，现在所有优质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北京，如果按首都人员进行配置，它的服务半径已经远远超出这些人的需求，变成了对大北京地区的一种辐射。北京儿童医院除了服务北京之外，整个河北、内蒙古、河南的都会过来，这样就存在问题。
习总书记部署了很多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逐渐在国际上形成一个新的中国对外战略。这样，任何国际事务我们都是参与的，我们还想要主导一部分，北京要想成为一个像样的国际城市的话，必须有很多国际机构在北京落地。我们现在没有像样的国际机构，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其他一些机构在日内瓦。现在搞了一个亚投行，这是个区域性的国际机构，现在开始在奥林匹克公园的位置开建了。将来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会考虑在北京设置总部，而不是一般的分支机构。但是北京已经没有空间了，如果不疏导的话，怎么能形成中国的国际机构所在地？眼前的空间狭小、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这些问题一大堆。不做出改变，从长远考虑，百年梦想就是空谈。所以北京功能的疏导包括了两层，一层是由北京市负责的一些内容需要疏导，很重要的是建了通州副中心；另一层是由中央出面直接来做首都自己的瘦身，很重要的就是建雄安新区。
比深圳更高的地位
三联生活周刊：雄安目前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未来发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不是能够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
袁崇法：现在网上不是有很多段子嘛，就是说，纯粹把这件事情看作无奈。凡是说到迁都、搬迁，人们都是从很消极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好像北京难以为继了，交通堵得没办法，中央于是出了政策搞雄安新区，但新区大家又不积极。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从国家的角度，是利用这些功能集聚的机会去培养一个新的热点。
现在国家进入了一个什么状态呢？过去靠低成本、超常规高速发展经济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虽然有人说，我们已经把底部筑牢了，现在可以缓慢地往上升了，但是市场上的判断未必有这么乐观，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大家观望的比较多。现在这个时候，虽然不排除市场本身有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但是整个经济的大气候是这样，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能否利用首都功能疏导，积聚一些有能力的企业，去培养一个国家直接指导的新经济增长点，使大家看到希望？这是中央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所以你琢磨，除了特区之外现在已经有18个新区，决定建雄安新区，就光提了深圳特区、浦东新区，连天津滨海新区都没有提。这是什么意思呢？雄安新区，最低也不能低于深圳和上海浦东新区，地位要高于现在所有的新区，恨不得比深圳还要高。为什么要提这么高？就是要给未来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提供一个样板，提供一个信心，树立一个标杆。
三联生活周刊：雄安为什么能够获得比深圳还要高的地位？它的价值何在？
袁崇法：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讲。
第一，从河北来说，河北省有那么多地级城市，但是没有一个城市在华北地区城市中首位度是比较高的。首位度不仅仅是知名度，它能够引领和带动别的城市往前发展。河北现在的石家庄、廊坊、保定、唐山、承德这些城市的体量都比不上一些发达城市，比如大连、苏州，省会城市里面，石家庄几乎哪一个都比不上，西安、长沙、武汉都比它好。
第二，如果分散积聚会增加地方很多负担，集中在一起，把首都一些经济上，包括一些公共服务的功能，相应地转移过去，形成一个核。那么它的综合效应一定比分散疏导要好得多。对区域来说，它是一个增长极，对首都功能疏导来说，它是一个集聚地。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三，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转型来说，它是一个示范城市。肯定是人过去之后，形成一定集聚度，最后才能形成一个城市。它规划第一阶段是200平方公里，第二阶段是300平方公里，两个加起来就是500平方公里，未来还有2000平方公里的控制区。按现在规划的要求，200平方公里是要有200万到300万人，500平方公里是五六百万人。这样的城市出来，超过河北省现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规模。这样一个新的城市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城市就有能力去吸引周边的人，吸引力大大地增强。你们现在习惯在北京待，到了一个和北京类似的地方，你觉得它的公共服务、创业空间、文化空间和北京都差不多的时候，你就会被吸引。如果它这个梯度差得太大，人都是往高处走的，往低处掉谁愿意走？
第四，我们现在经济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实际都是低成本的模式，所以发展到今天，造成整体创新不足。我们用低成本发展模式引进了国外所有能够引进的先进技术，我们自身的创新是没有的，或者说很少不成气候，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要靠引进新技术吗？如果还是这个模式，永远也做不到百年梦想，达不到国际最先进的水平。跟着最先进的水平走，永远有一个时间差，建这个新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它要成为一个创新的中心，国家级的技术创新中心，让很多重大的技术突破重围，要在那个地方集中体现出来。
第五，我们现在有366项中央深化体制改革文件，300多项深化体制改革的政策要求，现在都在推进，但推进的效果并不理想。如果有这样一个集聚点，可以加快在深化体制改革上做出样板，所以它是一个标杆。以往很多深化体制改革的政策，中央只是号召式的，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根据自身情况，根据难易程度，根据和自身利益的交集难度来进行改革，这样的改革状态显然中央是不满意的，如果建中央新区的话，中央会亲自抓这件事情，整个改革的进程就要快一些。
总体上，用积极的思维去考虑雄安新区的定位，这是第一位的。不要消极地想谁要搬迁，市场主体又考虑淘金，好几轮没淘上，这次该轮到我淘一把了。这都不是中央希望出现的事情。
打造下一个硅谷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认为，雄安新区的最根本的定位是建立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袁崇法：对。我的判断，雄安新区是国家实现重大创新突破的重要高地，可以说是唯一的高地，再没有别的地方了。我们现在只看到整个经济的低迷，就在我们等着重新兴起一股房产热潮的时候，国外的竞争速度超快，在往前发展。我们等待的时间，有可能在拉大和别人的距离，国家能不急啊？李总理上来就讲大众创业、双创这些，但是创新是要有体制支持的，市场鼓励创新的这条机制目前还没有形成。比方说美国的硅谷，那么多发明者、创新者聚集在那里，并不是说那个地方是孵化器、租用的空间便宜，不是那个概念，那里有很好的一套市场支持创业的机制。
我们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机制。北京市曾经有过中关村创新基金、风投资金，结果都让一些有关系的企业把钱弄走了。因为风投投资失败了就拿不回钱来了，于是变成大家不要白不要，谁的关系硬谁就把钱弄走。现在要有一些硬招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一直研究产业规划，我有非常切身的体会，中国再这样做下去，一天到晚只盯着国外出一个新东西，就求爷爷告奶奶去买下这个专利，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走不下去了，逼着我们必须要走靠着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说靠市场自发的力量远远不够，所以国家对雄安新区很重视的一点，就是希望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创新高地，能够引领整个经济发展，不管是国企还是社会企业。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理解“千年大计”的高度？
袁崇法：“千年大计”是什么意思？是希望永远能够让大家看到希望，在这里看到一种中国发展的引领模式，这才够得上千年大计。它是战略，不是三五年国家短期的项目，更重要的是长期发挥作用，永远是引领式的。再一个它是国家大事，不是河北大事，也不是北京大事，国家大事只有靠国家来抓。文件里提了深圳，提了浦东，其他新区一概没提，结尾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如何去做，哪个新区有这么发文件的？从来没有。
从区域经济研究角度来看，我看到靴子终于落地了，这个战略是完全对头的。我们国家的核心问题，历来就是缺战略，光顾低头干自己的事，长期战略，落地的具体战略很少。雄安新区现在立了一个目标，是大家这么多年来比较能够接受，能够做出来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雄安新区建好，完全靠市场不可能。市场里最热闹的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有非常强的淘金欲望。再说从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角度来建这个新区，中小企业也够不上，他们的目标非常眼前和实际。
国家带有很大的期望值在雄安，要把未来中国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几个产业集聚起要素来进行突破。比方说，信息产业、航天技术、智能化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等，这些都是未来几十年之内，最彰显国际竞争力的领域。这种情况下，国家要考虑实现千年大计的路径，很可能是以调动国企，特别是央企为主，集中若干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央企，在雄安先把核心模块做出来，树立榜样。央企的好处在于，首先规模比较大，这几年效益也还可以，它的成本可以自己消化，央企是不完全竞争的，定价是社会必须接受的，保证能有一定利润，就可以腾出一部分资金搞研发。第二，央企的人事是中组部管的，中央能使上劲，管控渠道是有的。
新区怎么搞，要形成一个新路子，一定更多搞的是“官、产、学、研”一体化的研发。这个词是从日本引进的，政府要介入协调，搭建直接对接融合，联合协作的平台。国有企业往往是强势的，它们认为自己什么都行了，科研机构新的技术它未必看得上。以后科研机构和院校，以及有能力的民营企业，都可以和央企一起来搞，这可能会是雄安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路径。
未来科研机构的研究部门、国家实验室科研项目，可以继续在那落地。配置高端研究条件和要素，和央企实际操作转化，这里面要建立一个合理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我们国家不是没有新技术新发明，很多都在专利局那封着呢。我们搞规划时请国家科技局来考察技术创新，科技局说，不要去讲创新，现有的技术能够转化出来，中国就能进一大步。
其他一些机制也要慢慢放开，集中一些宽松政策，吸引海外高端人才、海外华商，可以形成一种流动办公机制，把一系列吸引高端人才的环境搭建出来。我们的航天技术是怎么干出来的，靠的是引进人才。我们是在引用航天的模式来做雄安，如果办成了，对我们国家整体提升核心竞争力非常有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创新型城市雄安，未来会进行怎样的城市建设？
袁崇法：创新有两种路子，一种是实验式的，一种是碰撞式的。未来雄安既有封闭式的实验室，也有开放式的碰撞创新，通过聊天，你给我启发，我给你启发，商业上很多创新技术都是碰撞式的，碰撞需要足够人气的环境，面地面的交流环境。
我们很多搞城市设计的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住在五道口，深有体会，五道口的咖啡馆永远是满的，高校、科技公司在那边集中，创客的交流空间是不够的。我们一般房地产做的都是私密空间，有的写字楼里，公司与公司之间过了几年都不知道相互是干什么。而创新是需要大量交流空间的。雄安既考虑建国家实验室，又要考虑提供很多创客空间，这样一个条件北京是不具备的，以前的规划上想不到这一层。
过去我们传统制造业，以工厂作为基本单元。以创新产业为中心，城市核心区就不是以工厂园区作为主要空间板块了，日本工业用地在城市里不超过10%，中国目前平均是20%。传统业态改变了，城市核心区建筑体的结构就不一样了。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城市发展不能脱离区域发展，不能以掠夺乡村资源的代价发展城市。城市建设如何与区域发展同步，基础设施怎么搞，如何与河北周边合作，带动生态治理，以开放式的城市形态给周边提供更多机会。我看到当地一个政府领导，在媒体上说雄安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拆迁，这不就是煽动老百姓不满吗？建了一个新区就把老百姓赶走了，这不对。他们还停留在传统思维模式里，对中央的定位没有理解到位。
至于北京城市建设，未来将会有所转型。一些建筑服务年限到了之后，可以改成生态空间和公共服务空间。北京公共空间是继续扩容的，过去老百姓对私密空间要求更高，现在老大妈跳广场舞找不到地方，想找个地方谈事，空间不足，办一件事要跑好几公里路。中心城区应该是能做一些人口减法的，北京儿童医院服务可以减小体量，缩小服务半径。
上海世博会时，我有一个深刻的感触。当时美国馆有一个上世纪30年代的小电影，一个小女孩在杂乱的院子里种了一盆花，结果被施工的机器弄坏了，小女儿继续种，又被风吹掉了，等她第三次下楼种花时，那些在楼上早已经开始关注她的大人们纷纷下楼给她帮忙。这是美国人对城市未来的向往，建设城市的理念是宜居、环境、未来，为下一代考虑。而我们中国馆的片子是在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上用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平地起高楼，建造出一座恢弘的城市，我们表达的是一种雄心壮志。我们满足于建，而人家看重的是城市和人的关系，我看了觉得很可悲。未来雄安新区光投入建设肯定是不行，要有软件，靠配套产业来凝聚人心。
（实习记者吴杨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吴丽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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