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涛被人打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市里出席一个小规模的文化建设方面的会议。除了我这个襄南师院的老师是以所谓的专家名义到场外，其他与会者大都是方方面面的头头脑脑。传播这条消息的是我的邻座，一位拿着一份《襄南晨报》的先生。那时正当会间休息。这位我虽在各种场合间或见到过却又叫不出名字来的先生，掏出烟盒来客气地递给我一支香烟，自己也叼上一支。我们相对点燃吸了一口，那先生就说出了这个消息。
是吗？马洪涛被人打了？我有些惊讶，声音比那位先生高出了几分。
那位先生还没来得及回应我，周边所有的人都把头伸过来偏向我们俩，好像有谁在身后拧住了他们的耳朵，使他们的脖项不得不发生扭转。怎么啦，马洪涛在哪里被人打了？为什么？什么人干的？看来，所有人都认识马洪涛先生，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关心着马洪涛先生。面对众人的疑问，发布消息的先生把香烟噙在嘴里，腾出手来把晨报翻到第四版。在右下角，他指着一段不足百字的小消息说，在这里。一位心情急迫的先生把头伸到我和发布消息的先生中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念道，本报讯，昨晚八时左右，在我市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北段发生一起恶性事件。据目击者称，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群殴了一名马姓男子。幸得有人报警，警方及时赶到，驱散了人群，解救了马姓男子。不须多加分析，大家就觉出了这则短消息的诸多怪异之处。首先是没有缘由。想想襄南这么大，每天发生几起治安案件还不是很平常的事？但即使平常也要有原因，为钱？为斗气？为女人？这个恶性案件为什么？不知道。通常理解，上了报纸，总要有看点。这则消息的看点在哪里？通篇的重点是马姓男子，分明是个大家都知道的人。但到底是谁？为什么被打？打成什么样了？又没说。再有，警方只是解救了马姓男子，打人的人呢？只是驱散。为什么驱散又没有抓人？没解释。而且，马姓男子后来去了哪里？没交代。整个就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这算什么新闻报道？
满会场的人因此议论纷纷。有好事者对发布消息的先生发问，你怎么就知道被打的人是马洪涛呢？发布消息的先生说，我当然知道，不是他又是谁呢？这话又让人们频频点头。是啊，不是他又是谁呢？人们开始相互说起马洪涛那些早就在襄南的茶楼酒肆广为流传的各种段子。以至于会议时间到了，会议主持人敲着桌子说，开会了开会了，不要再说话了。大家才勉强重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但人虽坐下了，心却不再聚焦在文化建设上，依然随着马洪涛先生的身影到处飘荡。
若说所有的人都认识马洪涛、熟悉马洪涛，未免夸大其词。襄南虽不算名城，但也有百十来万人口，连市长、市委书记是谁，尚且还不能说人人知道呢。但马洪涛在襄南又确确实实是一尊人物。马洪涛又帮助哪个弱势群体维权了。马洪涛又接受哪家新闻机构采访了。市里发生的某个重大事件马洪涛发表看法了。或者听说有个外国人找过马洪涛了。甚至昨天在菜市场看见马洪涛也在那里买菜了。总之，马洪涛先生总是会给襄南人带来谈资。他的身影总是会吸引襄南人的眼球，牵动襄南人的神经。
我和马洪涛先生的关系当然比众人更进一步。我和他同是襄南市西南隅东荆镇的同乡。我们两人老家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二百米。他虽大我几岁年纪，但我们先后考学出来，最后又都在市区落下了脚。承蒙他瞧得起，叫我一声老弟。有了喜怒哀乐的事，我们能相互倾诉。即使在他成名以后，他也还愿意每隔一段时间抽空到我的寓所坐一坐，讲一些他的得意与骄傲。时不时让我欢喜让我愁，让我羡慕，让我嫉妒，弄得我说不清与他结识是应该骄傲还是应该羞愧。马洪涛被打了，无论如何我都要去看他一眼。
打听到他的下落，我没费什么劲。我只是打电话问了开发区公安分局里的一个熟人。他说那天警察处理完现场后就把马洪涛送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然后通知了他的家属。我想了解一下案情，问马洪涛为什么被打。那熟人支支吾吾说，听说是开发区附近的住户打的，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我一再追问。熟人索性说，过几天自然就知道了。这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虽说在马洪涛身上发生任何事都不足为怪，但他为什么被普通老百姓打呢？这毕竟有悖于他为民请命的处事风格呀。
我揣测也许能到病房里看到什么。果然，当我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找到马洪涛的病房时，病房外走廊上熙熙攘攘，有端着长枪短炮的各路记者，有来探望他的粉丝和朋友，还有不明真相的看客。病房的门紧闭着。马洪涛的妻子陈亚男和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劝说着人们不要聚集在这里，影响了医院的公共秩序，马洪涛先生需要静养，不能见客，不能接受采访，也不愿意接受采访。
我心里犯着嘀咕，这完全不是马洪涛的处事风格。要在往常，只要有一口气在，马洪涛也要见记者，也要和粉丝互动，也要向围观客喊话。这一次到底是怎么啦？我挤不到病房门前，不能和马洪涛的妻子、我的小嫂子陈亚男打招呼。我只好远远地从窗口看了马洪涛一眼。他果然受伤严重，浑身上下缠满绷带，脑袋肿胀得大如笆斗，双目紧闭，表情痛苦。一支吊瓶悬挂在他身体的正上方。我心想他这次也许伤势太过严重，这种场合也不是探视或者叙旧的好时机，只得随着议论纷纷的人流离开了医院。
马洪涛在我心目中一直形象高大。他总是用崭新的思维和不懈的努力在不断改变自己的人生。他的每一次改变都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每一次的改变也都让人大吃一惊。我认识他几十年来，我身边不同的亲友们不断敦促我向马洪涛学习，好提高我的生命价值，同时也顺带给他们带来些许好处。无奈我除了会读书教书外，其他一无所长，要学马洪涛，实在是无从下手。怪不得我妻子说，你呢，就是骑上马也赶不上马洪涛走路。
马洪涛第一次成为我的楷模早在三十多年前。那年我刚刚高中毕业，没有考上任何学校。我心中怏怏不乐，唯一的人生打算是混过这最后一个暑假，就到父亲所在的东荆镇粮管所去待业。待业其实就是做临时工。按当时的政策，做上一到两年的临时工，就可以转正招工到粮管所正式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能在粮食部门上班对一个小镇少年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是初秋，天还很热。一天午后，父亲在堂屋里的一张藤椅上假寐。我则坐在门槛边的一个小杌子上，一边翻阅小说《第二次握手》，一边幻想自己的爱情。街上走过来一个上穿白衬衣下着绿军裤的留分头的青年。他走路昂首阔步，步幅很大，脚上皮鞋锃亮。我不觉站起身来望着他的背影多看了一眼。我们那时十分留恋军用品，这样一身装束的人当然引起了我的注意。父亲突然睁开眼睛说道，看什么看？这是马家花园的小谋子。小谋子就是马洪涛。这个小名在他出去工作以后再没有人提起过。
马家花园当然就是他们家。但叫花园却有着历史的渊源。马家解放前是地主，这一幢带有后花园的五重进深的老宅是他们家的祖产。土改时，这幢房子里搬进去八家翻身的农民。马家虽还住在里面，但只在最后一重里占据了半边。这幢日渐破败的宅子虽还叫马家花园，其实成了一个大杂院。马家的田地被没收，所有家庭成员被就近下放到南湾大队劳动。所以，一直以来，小谋子不仅仅因为大了我好几岁年纪没同我往来过，而且他初中毕业就回乡劳动的地主子女身份也妨碍了他同所有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之间的交往。我倒是在不同的场合看见过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代替他的地主父亲在台上接受批判。他站在那里，低着头，双手下垂，显得格外老实。我也看见过他参加劳动。要么是跟在大人的后面挑粪，要么是扶着犁头歪歪斜斜地耕田。也许是因为身量还小力量不足，也许是因为出身不好，他老是受到大人们的责怪和斥骂。遇到这种时候，他就低着头默不作声，待对方脾气发完后，再一声不响地拿起农具继续做事。我虽然年纪小，优越感还是有的。我是规规矩矩在镇上吃商品粮的孩子，家庭成分也好，以后压根儿就不会去干小谋子这样肮脏受累的农活，也不会有什么人无事生非地斥骂我。
小谋子穿着这样一身令人羡慕的衣裳在街上走动，本就是令人奇怪的事。更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此后一连多天，小谋子都穿着这样一身在街上走来走去。有人和他打招呼，他也不大搭理，只是牵一牵嘴角表示知道了，眼睛却依旧注视着前方的天际。他好像一条不知名的小河里突然游来的一只天鹅，惹得没见过世面的小鱼小虾都侧目仰视他。后来，我和他熟悉以后，他这样向我解释，这是对他出生以来不公命运的一种示威。我点头表示理解。
我又一次和父亲在堂屋里闲坐看见小谋子从面前走过的时候，我问父亲，小谋子是得了什么财喜吧，老是显摆。父亲冲口而出，难道你不知道？马洪涛考上了襄南师范。那时襄南师范还不是大学，只是一所省级重点中专。但毕业于这所学校的学生能够当干部，当老师。在当时每一百人只能有三四个人考上大中专院校的背景下，能考上襄南师范当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马洪涛是我认识的人中间第一个考上学的，而且还不是在校考生。看见我慢慢黯淡下来的眼神，父亲不愿意再和我说什么，只是闷哼了一声，准备抬腿出门去上班。我突然横身上去拦住了父亲的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