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卓的家境并不像周眼镜老师说的那样，至少从上中学以后，我再没有看见过张曼卓穿过打补丁的衣服。即使捡她姐姐的旧衣服，也都是经过她改剪翻新过的。比起我们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来说，她身上的衣服就像新的一样。
在我们居住的南山街一带，多数房子都是陈旧的有些年头的木刻楞夹层泥房，房顶上苫着山草。那房顶上的草是一年一换的，秋天换房草时就看出谁家的男丁兴旺不兴旺来。一般都是每家的男人或半大的男孩爬到房顶上去，女人和女孩子是不许上房的——女人上房顶不吉利。按我们那山里的习俗，人死了如落草，棺木里总要放上一撮秋黄草。盖房子上梁时，那上梁的落叶松檩木都要系上一条红布条来避邪的，苫房草都是由男人来干的。所以一到换房草的时候，张家那三间草房只有张小五的爹一个人蹲在上面，那房草也常常要好几天才能换完。而街坊上别的人家都是父子上阵，再不就是兄弟上阵，下边传房草的人也多，一天工夫就换完了。有人站在街头上看笑话，心下说，生出那么多丫头片子有什么用呢？还不如一个男娃顶用哩。
这一年的秋天，张曼卓家的房顶上多了一个挺标致的年轻人，白净净的面孔，袖子上还戴着蓝套袖。他和张曼卓的爹一起蹲在房坡上换房草，不过干活的把式却不在行，倒是手腕上露出的一块锃亮的手表，一闪一闪晃得下面的邻居挺眼热。后来才知道这是张曼卓大姐处的对象，姓林，在林业局物资供应科上班。林材料员每次来找张曼卓大姐都骑着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然后等张曼卓的大姐吃完了晚饭，驮着她去镇上的电影院看电影，一串脆响的铃声从堆满柴火垛的胡同口响过去
张曼卓的大姐比张曼卓大十一岁，张曼卓上小学时张曼卓的大姐张满红已经在青年点干两年活了，张满红在学校宣传队时也演过李铁梅，后来那根乌黑的辫子一直留着，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辫梢就扫到她丰满的屁股蛋上。张满红是我们南山街一带最漂亮的女孩子，上学时就有许多学校里和社会上的男孩子追求过她，有的还为她在电影院门前动过刀子。后来谁也不知道怎么被这个面皮白净的林材料员搞到了手。看来凡事都有个例外，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谁叫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爱情是需要物质来做基础的。否则就连那两角钱一张的电影票都买不起的，因为青年点干一天活挣的工分还不抵一张电影票钱。
林材料员和张满红结婚的第二年，张家的草房顶就换上了油毡纸房顶，那几捆油毡纸也是林材料员用自行车后座一捆一捆驮来的。换上油毡纸房顶就不用年年去上山打房草苫房子了，而且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也不必担心房草会被吹跑，房顶会漏雨。这就又引来了街坊邻居的羡慕和嫉妒，连母亲也这样咂咂嘴说：“瞧瞧人家老张家，多会养，养这么一个就够了。”
我和父亲却不这么想，我喜欢秋天苫房草，喜欢夏天上山去割山草，然后在山坡上把草捆成一捆捆支成一排人字形晾晒，喜欢闻那股钻进鼻孔里的青草味儿。父亲呢，苫房子时就站到房顶上去，指挥着我和哥把一捆捆青黄的新草接上来，再一排排苫去，覆盖了去年又黑又糟的旧房草。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劳动呢，父亲也得到了他最大的满足。
新房草苫完后，再用草耙子顺坡把房草梳理平了，就连小鸟都喜欢在新房草的房檐下坐窝，叽叽喳喳快乐的叫个不停。而这个时候张曼卓家在干什么呢，我总会挺没出息的有那么一会走神，站在房顶上，南山街上家家户户房顶和屋前屋后的柴火垛、小院尽收眼底。张家的房顶是光溜溜的油毡纸房顶，一根草棍都没有，恐怕连麻雀都不会愿意去她家房檐下坐窝的。
在我们苫房草的时候，她正领着一群女孩子在当街上玩跳格子，她总能很准确地把沙包用脚尖踢到肩膀和头顶上，然后单腿独立一格一格地跳着，把沙包送到想送的格子里，她不像别的女孩子用手把头上或肩上的沙包取下来，而是下腰弯到脚尖能够到的部位，再用脚尖伸到肩部把沙包取下来，这一幕让站在旁边看着的孩子和房上的我都很吃惊，她的腿和腰咋那么软哩？在上小学时她就会大劈胯了，不管是叫她演白毛女还是叫她演吴青华，她都能做好几个大劈胯的动作。而别的女生想跟她争这个角色也争不来，那两条腿硬得像木桩，急出了眼泪，那腿在舞台上也岔不下去。张曼卓的胯骨和别的女孩子胯骨不一样，那时我就看出来了。
我们家是后搬到东风林业局南山街上来的，是从小兴安岭山区另一个叫苔青的小镇搬到这里来的。父亲原来是那个小镇商店里的一名会计，小镇商店是国营商店，父亲十九岁从山东出来就一直在那个小商店里工作。母亲也是那家商店里的一名店员。至于为什么要搬到这个镇子来，父亲和母亲的说法不一，父亲说是因为母亲的病才搬来的。母亲在那个小镇上先是得了肺结核病，后来精神又受到过刺激。母亲就把工作辞掉了。母亲现在清醒地意识到当时这种做法十分愚蠢，如果不把工作辞掉，她还可以获得一份医疗保障，比如公费医疗呀，医药报销呀什么的。她这一失掉工作，所有的费用都要父亲来负担了，父亲的饥荒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欠下的。而对于自己患过精神病，母亲是绝口不提的。她现在不愿提在那个小镇的一切事情。而说到来这里，母亲则说父亲在那个小镇待不下去了，商店里有人给父亲贴过大字报这里面的事情母亲也没有多说。反正自从我们家搬到东风林业局以后，母亲的病再也没有发作过，这一点让我们相信了父亲的说法。
我们家这两间简陋的草房是父亲单位用80块钱从先前的房主手里买下的。当时一辆自行车是90块钱，一块上海手表是100多块钱。这两间很旧的草房子前有一个很大的菜园子，这让父亲很满意，因为种一菜园子菜足够全家人一夏天吃的了。冬天的菜再到山上去开一块土豆地种上就行了。来看房子时，父亲就在心里打起了算盘。房前的当院那户人家还留了一个猪圈，父亲去那个散发着猪粪味的猪圈门前瞧了瞧，对母亲和我们说：“等春天抓来一只小猪崽就行了。”这一切似乎都叫父亲很满意，而当时的情形确是这样的，就连母亲在回忆这些事情时也说，你们的父亲在刚来苔青时是很瘦的，三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像四十多岁的人，来到这儿以后他胖了。父亲除了大高个外，是配不上母亲的，父亲的肤色很黑，母亲年轻时很漂亮，还有一点，父亲是高小毕业后没考上中学赌气从老家山东出来的，而母亲则念完了中学。这一点常常让母亲对父亲耿耿于怀，父亲是在山东老家娶的母亲，两家的家庭成份倒是门当户对，我祖父、外祖父家里都很殷实，至于殷实到什么程度我们却不得而知，解放后两家都被定为富农。
父亲丝毫不为他现在拮据的日子感到羞愧，也不为他后来调到东风镇废品收购站里来工作而感到不体面。如果不是后来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两件事，父亲似乎还会在他后半生的日子中心满意足地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