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喇叭没日没夜的响着。一个一个的节目轮番着排练，务必要做到熟记于心，步步到位。邱立担任总导演，手上拿着之前创作的台本。突然，黄风从村公所里狂奔而出。
“我的摩托车丢了。”他绝望地叫道。
邱立停了下来，问，什么时候的事？黄风想了想，说，“昨天下午还在骑，晚上停在篮球架下的。”因为太忙了，黄风忘记了他的摩托车，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已经不见了。
这是大事。梁发福瑟瑟发抖。他做了一个判断：摩托车绝对没有离开风岭，因为这里没有人会骑。所有的排练工作停了下来，工作组的人带着民兵，挨家挨户展开了搜索。
没有人表现出丝毫反对。反对？便成了做贼心虚。甚至，还要主动带着工作组的人搜自己的家，排除掉每一个可能藏一辆摩托车的角落。连安白云家也没有放过。
然后，搜遍了风岭的每户人家，甚至附近的树林里都去找了，还是没有找到摩托车。黄风像只病猫，夹着尾巴，萎靡不振地坐在场边看着别人排练，仿佛他丢的不是一辆摩托，而是魂。那天是五月一号，劳动节。风岭的人们第一次在劳动节的时候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村公所前的篮球场上挤满了人，留出中间的空地供大家排练。人们惊讶地看到，那些平时里吊儿郎当的年轻人，经过不断地训练，居然也能有模有样。邱立说，这是最后的巩固时期，三天以后，我们就要在汇报演出中见分晓。
多年以后，我一直怀念着那个时候的风岭。人们像着了魔，吃了药，嘴里张口就哼出一段歌。篮球场上燃着熊熊篝火，人们围着火，尽情唱，尽情跳。洋芋在炭火里捂着，白酒装在碗里，酒碗在人们的手上传递着。
赵小棒喝多了，要给大家唱歌，他唱了一首《黄土高坡》。他把胸脯当成鼓，使劲拍着，大声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赵小棒唱完，蹲在地上，半天不出声了。一阵风刮起来，人们忙着捂住酒碗。
“老子要到外面去！”赵小棒突然站起来，“不闯出一片天地，绝不回来。”
人们呆呆地看着赵小棒，忘记了碗里的酒和火中的洋芋。后来我想，有些东西一直都在，只是被生活压在心里，比如爱情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人心原本是一扇窗，后来在歌舞中变成了一扇门。走出去吧，赵小棒！山外不止是山，还有平原和沙漠，还有海洋和冰川。
6
人们行走在山路上，远远看去像一群群蚂蚁。我们也是其中的蚂蚁。风岭的人们肩扛红旗，从山上走到河边，再从河边爬坡到乡政府。我们看到各条通往乡政府的路上，都在走着人。上坡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赶路；平路上，大家就跟着哨子的节奏齐步走；下坡，我们一起唱《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也能听到其他路上的人也在唱歌，《社会主义好》；还有人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中，灰尘万丈，像一支军队正在经过。
我激动得有些喘不上气来，被呛了几口灰尘，咳嗽起来。安白云走在我前面，她不时回过头来，看队伍是否完整。我想，那个时候，她可能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成了她的鸭子。黄风走在队伍的最后，病蔫蔫的。丢摩托车这件事，对于风岭人来说，其实并不算一件坏事。
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大喇叭里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数千人出现在乡政府和学校所在地，完全占领了那个小山包。商店里挤满了人，买一碗白酒，几个人传递着喝，仿佛只是为了寻找一个落脚之地。路上走着人，身着鲜艳的舞台装。笑声荡漾开来，他们相互点评着对方的装扮。
我们学校门口的操场上，搭起了舞台，教室里的桌子用来做嘉宾席，凳子整齐地摆放在了水泥地上。各个代表队依次入场，一队小学生正在列队欢迎。这么多人，就这样像蚂蚁归巢般地涌进了学校的操场里。外面还有人在拼命往里挤，嘴里大喊，“我们有节目，我们有节目。”
五月的太阳，上午也很热。新鲜劲儿一过，坐着待演的人们开始流露出烦躁的情绪。乡里杀了一头牛给工作组成员办招待，而农民们，闻着肉香，咽着唾液。
“妈的，要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赵小棒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黑压压的人群，掏了一支烟出来点上，对旁边的李偏偏说，“你帮我看着位子，我去撒泡尿。”
赵小棒演的是孙悟空。他站起身来，人们便笑作一团。他做了金鸡独立望月式的招牌动作，说，“请让一下，让一下，我要上厕所。”
人越来越多，有人提议，将教室门打开，让那些无法在操场上立足的人去到教室里观看演出。尽管这样，还是有人爬到了围墙上去坐着。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舞台，演出就要开始了。
邱立他们拥着一个肥头大耳的领导走向嘉宾席，有人带头热烈鼓掌。小学生们提高了声音：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领导微笑着，向大家挥手，坐到了主席台上。
冗长的讲话。那些关于社教运动的必要性的内容，我们已经听了无数遍。邱立和那领导坐一排，黄风、刘大蒙、方田等人，坐在了后面一排。黄风一脸严肃，不知所因。安白云仍然低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