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喇叭架在村支书梁发福家门前的柳树上，只要它响起来，内容基本是催交公粮、让全村已婚妇女去乡政府体检、让村民开会之类的破事。村支书梁发福往往是“喂”三声才开始通知正事：
各位村民，各位村民，社教运动开始了，社教运动开始了。请大家今晚八点，到村公所开会。
安白云问我，什么是社教运动？
我说，不知道，好像是摔跤运动？
其实关于社教运动，连梁发福也讲不清楚。乡长在广播里给各村干部念了一份文件，然后让他们组织村民开会，这好像是在考验村干部的理解能力。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梁发福努力回忆文件内容，“要让大家解放思想，工作组要下乡了。”
又要运动了？父辈们惊恐不已。会不会又像以前一样，不抓生产，天天搞批斗？这样发问的人，认真地看着梁发福，看得他心里发毛。他知道，如果真的搞批斗，他是跑不掉的。梁发福请大家抽烟，烟雾袅绕中，村民赵大锤突然站起来，扯开他的破嗓子唱：工作队下乡来，贫下中农笑颜开，阶级队伍组织好，地富反坏垮了台。赵大锤是个铁匠，早年力大无比，风箱的声音能传半个村，现在他老了，整天怀念年轻时光。他一生最得意的事，就是砍掉地主张老财的刀是出自他的炉子，“像削在水上一样，头便滚到了一旁。”他的儿子赵小棒没有继承他的手艺，而是做了一名木匠，技艺一般，能勉强混口饭吃。赵小棒每次外出做家具回来，都会给安白云带一点礼物，有时是一个小圆镜，有时是一朵扎在头发上的花。
开会那天晚上，赵小棒一直朝安白云身边挤，越贴越近。我急中生智，转身去旁边的小卖部里买了三个鞭炮，悄悄点燃一个，扔在了赵小棒脚下。赵小棒“妈呦”一声跳起来，安白云也吓得大叫，众人笑，我撒腿跑了。我在月光中纵身爬上了路边的一棵树，骑在树桠里，学猫头鹰叫。我看到安白云开完会后，独自一个人回家。她在嘴里哼哼唱唱。我猛然从树上跳了下来，将她吓得倒退了三步。我哈哈大笑，她伸手打我，我笑着跑开了。
“是我扔的鞭炮，”我说，“赵小棒都要贴到你身上了。”
安白云突然朝我追了上来，“你不要跑，”她说，“我有好东西要给你。”我仍然拼命跑，我才不上她的当呢。但多年以后，当我想起这一段，隐隐有些后悔：或许，她当时真的有“东西”给我。
晚上，我的父母在讨论运动的事。我爸说，如果真的运动了，怕是娃娃们又没法上学了。
我说，我要上，我要考到城里去。
妈摸着我的头，确认我没有发烧后，说，你是不知道运动是什么样的，运动就像一阵风。
2
长大以后，我通过各种搜索引擎查“社教运动”，得到的都是寥寥数语。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我的故乡，真的有掀起过这么一场运动。持续时间不长，像一阵风。
那天我去上学，我们老师已经成了社教运动的宣讲员。他给每个学生发一本复印出来的歌曲，上面是《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我翻看了一眼歌本，扔到了一旁，这些老掉牙的歌，我没兴趣唱。
“社教运动来了，我们还能上学吗？”我问老师。
“能，当然能！你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啊。”
考到城里去，才算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想。
下午的时候，从乡政府去风岭的路上走着五个人，四男一女。他们背着行军包，情绪激昂，对眼前的山山水水发出一惊一乍的赞叹。他们坐在安白云放鸭子的河边，探讨河里的水能不能喝。那个唯一的中年女子，随手在路边摘了一朵花戴在头上，张开一双兰花指，在河边扭着屁股唱了起来：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当她唱到“哎巴扎嘿”的时候，我简直惊呆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美妙的歌声，她像是从收音机里出来的人。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带头鼓掌，说赵主任的歌声完全不输给才旦卓玛。一个满头卷发的老头从腰间掏出快板，即兴来了一段：不觉来到小河边，河边的蝴蝶舞翩翩，社教运动要开展，解放思想走在前。最后几个人一起拍手——走在前。
安白云恰好在这个时候赶着鸭子嘎嘎嘎地走过来。她看看我，又看看我身边的人，低着头走了。“好漂亮，”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目光追随着安白云和她的鸭群，直到他们在河滩上消失。
“黄风，你又春心荡漾了。”那个卷头发的老头开了个玩笑，“要不要就在这里安家了？”
“如果是娶她，我还真的愿意。”黄风扶了一下鼻子上的眼镜，不甘地继续朝安白云消失的方向张望。当他确定已经看不见安白云后，才遗憾地背上行军包朝前走了。他们一路欢声笑语，不曾留意跟在他们身后的小孩。我一直跟到他们走进了梁发福家。
“真的要运动了，”我一口气跑回家里，告诉我父亲，“工作组的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