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镇没任何特色，街道狭小，店铺杂乱，商场少且小。镇区空气质量差，车辆多而杂。转眼之间，又逛到回家的路上。
回到家中，妈妈对爸爸说，“妞妞的额头好烫，不会是发烧了吧？”
爸爸也伸手摸我的额头，只一下，猛地脸色一变，忧心忡忡地说，“发烧，感觉有三十九度，这里有体温表，快量！”
爸爸取来体温表，由妈妈帮忙夹在我腋窝里。妈妈紧紧地抱着我，爸爸提心吊胆地蹲在床沿，焦急地等待着。我乖乖地由妈妈抱着，除了头有些发胀之外，没别的不适。
几分钟后，妈妈取出体温表递给爸爸。爸爸举在眼前一扫，瞪大眼睛对妈妈说，“三十九度二，快！马上去医院。”
妈妈边抱着我穿鞋，边问爸爸，“医院有多远？”
爸爸说，“有一家近的，但不知道行不行？不过，两家都顺路，先去近的那家看看，不能再耽误了！”
爸爸抱着我，妈妈跟在身后，匆匆下楼，向医院方向快步走去。
爸爸走路真快，妈妈要想赶上我们，只得小跑，甚至于大跑。妈妈真得跑了起来。爸爸额头上见汗了，却紧紧地抱着我，轻巧地绕过逛街的人群，脚步一直没敢放慢，我能听到有呼呼的风声划过。
没多时，便跨进一家装潢不错的医院，想必这就是爸爸口中那家较近的医院吧。爸爸没顾上擦掉脸的汗水，急步走到挂号处，对里面穿白大褂的大姐姐说，“小孩子发高烧，请问到哪个科室就诊？”
大姐姐看我一眼，顺手一指，面无表情地对爸爸说，“就那间。”
一位和大伯年龄相仿穿白大褂的男人正坐在桌子后面悠闲地看报纸。爸爸走上前，先用手擦掉额头上的汗水，满脸客气地朝那人说，“医生您好！我女儿高烧，快四十度了！”
那人慢腾腾地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先看一眼爸爸，又看一眼我，这才开口说，“几岁了？什么时候开始的？咳不咳？”
爸爸正要开口，妈妈已开了口，“一岁半，二十来分钟前，不怎么咳。”
那人听妈妈讲完，拿起听诊器放在我胸前。过一会儿就收起了听诊器，又让我张开嘴，拿只小手电照了一下。之后问道，“到底咳不咳？”
妈妈说，“我们才下火车，从北方来的。来之前有一点咳，天冷，家里的小孩都有点咳。”
那人看一眼妈妈，又转过脸对爸爸说，“小孩子肺部有问题，有点严重，要住院观察。”
爸爸直直地盯着那人，汗珠子一个劲地往下落。他或许不相信医生的诊断，认为只是高烧而已，跟肺有什么关系？看样子碰到了黑医生。迟疑片刻之后，爸爸说，“不会吧？她才一岁半！那、那该怎么办？”
那人似乎看出了爸爸的心思。平时妈妈总是说我的眼神有点贼，其实爸爸的眼神才有些贼呢。爸爸眼珠子一转，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那人说，“这里晚上没人值班，另外几个医生有事请假了，我一人忙不过来，你们去镇医院吧。”
爸爸听到这里，对那人说了声谢谢，抱起我转瞬之间出了医院，朝镇医院方向跑去。
人为什么会生病？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好回答。一个人能整天无忧无虑、健健康康地活着该多好啊！这似乎也办不到。人有七情六欲、生老病死，这是自然法则，世间万物皆有终，违背不得。爷爷生过病，奶奶也隔三叉五地吃药，还有爸爸妈妈，我当然也跑不掉。曾听爸爸对妈妈说，人适当地生一次病是好事，可以增强肌体的抵抗能力。而我也三天两头地生病，这么说，我的抵抗能力应该够强了吧，那为什么还会生病？在家那段时间，也是时不时地发一次烧，而且每次总是深夜。妈妈只要一睡醒，先摸我的额头。感觉不对劲，就用体温表量，并喂我吃退烧药。然后整夜地抱着我，不敢入睡。因此，我一直闹不明白人为什么会发烧？每次用小玻璃棒在测量什么？是温度吗？爸爸说，我烧到了三十九度二。而我为什么感觉不到热？
夕阳早已西下，暮色加重了，街道上行人渐多，似乎赶上了下班高峰。爸爸大汗淋漓，头发随着奔跑动作一抖一抖的。镇医院不知道还有多远？我只是发烧而已，爸爸妈妈为什么如此紧张，难道发烧还能要命？我可不想那样。不过，我此刻的感觉还好。爸爸为我流这么多的汗，我想，我应该替爸爸擦汗才是。我伸出手，把爸爸额头上的几颗汗珠擦掉了。爸爸会心地朝我笑了笑，并把我抱得更紧了。
拐了个弯，又向前跑了几十米，镇医院闪现于眼前。爸爸放慢脚步，扭头寻找妈妈。妈妈刚拐过弯，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挂过号，妈妈问这个医院怎么样。爸爸说应该可以，毕竟是政府办的，要正规些吧。
儿科。其实这样的医院下班之后，只剩下二三个医生就诊，也称为急诊吧。走进大厅我看到，左边通过走廊的几间房子里灯火亮如白昼，里面有许多人头攒动，还时不时地传来小孩子的哭声，声嘶力竭的，想必一定很痛。我多少有点害怕。大厅的右边，有一个大药剂室，前面挂着个大屏幕，一行行红色的文字不停地滚动着。可是我一个字都看不懂，恨妈妈不教我识字。药剂室的右边有一条很深的走廊，它的尽头有几间亮着灯的房子。爸爸抱着我朝前走去。到了门口，我才醒悟，这里就是急诊室。
面前有两间急诊室，室内各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左边那间是个年轻人，右边则是位老人，和爷爷的年龄相仿。爸爸跟妈妈商量了一番，最后走进老医生那间急诊室。
老医生的身边坐着一位抱孩子的母亲。那小孩子应该比我小，理了个光头，趴在他妈妈肩上，用小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他的面颊上还挂着泪珠。我朝他笑了笑，算是打过招呼。妈妈把病历表轻轻放在老医生面前的桌子上。老医生点了下头，让妈妈先等一下。妈妈从爸爸手里接过我，又从桌面上的一个盒子里取出一只体温表，并坐在一张空椅子上，然后便给我量体温。
窗外一颗亮星出来了，转瞬之间，又看见了一轮满月，天空呈挨黑前的蛋青色，单调寥廓。天的确要黑了。
小光头的妈妈皱着眉头看过诊断书，以哀求的口吻对老医生说，“不给小孩子打点滴好吗？”
“不打也行，暂时可以退烧。明天会不会再烧回来，我就不敢保证了。”老医生取下耳朵上的眼镜，用一个小布片把镜片擦了一下，又戴回耳朵上。
“那就打吧，我只是看不下孩子受罪的样子。”小光头的妈妈谢过老医生，抱着小光头出了急诊室，朝走廊的另一端走去。
妈妈抱着我坐在了老医生面前的椅子上，并取出体温表递给他。“三十八度五。”老医生看了我一眼，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然后抬头问妈妈，“多大了？家住哪？”
妈妈说，“一岁半。”爸爸说，“住在柳溪村。”
“先去给孩子验血吧。”老医生说着，随后刷刷刷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东西，递给妈妈，说，“出门往右拐，验血处在住院部底楼。”
妈妈站起身，跟着爸爸一起带着我去验血。验血处不太好找，左拐右转才找到。在路上，妈妈对爸爸说，“妞妞应该没事，体温降了，不知道为什么还要验血？”
“验血的目的可能是检查血液中白细胞的数量是否正常，然后依据其数量确定发烧的程度，好对症下药。”爸爸冲我笑了笑，并凑上前在我面颊上亲一口。
抽血的时候我哭了。那位大姐姐真不客气，走过来二话没说，就把我的手指扎破了，还把我的血挤到一只小玻璃管里。痛呀，我感到委屈极了。然而爸爸妈妈却无动于衷，爸爸还问那个大姐姐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拿到结果，妈妈问上面写些什么。爸爸说，“我也看不懂，让医生分析一下吧。”
老医生看过验血单，又用听诊器放在我胸前听了一会儿，然后对妈妈说，“打点滴吧？”
“您觉得应该打，就打吧。”妈妈看爸爸一眼，对老医生说。
老医生开过诊断书，让妈妈去药房拿药。并对妈妈说，“打点滴在走廊另一端。”
“打点滴？”打点滴是什么意思？小光头的妈妈说看不得孩子受罪的样子，难道打点滴是一种受罪？要受多大的罪？我一时半刻无法确定。对了，走廊尽头那间亮如白昼的房间里，传出小孩子声嘶力竭的哭声，是不是正打点滴呢？太可怕了！妈妈抱着我正向那里走去，我感到世界末日来临了。
这里是个大厅，放了许多靠背椅，有许多人，男女老幼都坐在那里。那些人身边各立了根带挂钩的铁棍，上面挂着瓶子或者袋子，还有一根透明管子连到每个人的手臂上。有几个小孩子则连到头上，并缠了许多白纱带，甚是恐怖。有几个穿白大褂的大姐姐不停地忙碌着，在大厅里来回穿梭。爸爸在一个窗口处挂号后，没过多久，一位大姐姐走过来。她轻轻地叫了声我的名字，并摸了摸我的头，亲切地说，“小姑娘真乖，等会儿姐姐给你打点滴，可不能哭鼻了，听话好吗？”
我想我会听话的，爸爸妈妈都在，我不听话能行吗？妈妈问那位大姐姐，“打头还是打脚？”
大姐姐看着我，又摸了一下我的面颊，说，“打脚吧，看好不好找血管。”
大姐姐让妈妈把我放在靠窗子的一张床上，又让爸爸按住我，不要让我乱动，随后开始脱我的鞋子和袜子。我想我的世界末日到了，那声嘶力竭的哭声似乎又在耳边响起。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躺着，妈妈不可信，爸爸也不可信，陌生的大姐姐更不可信。想好之后，我一边使劲动弹着身子，想挣脱爸爸的一双大手，一边嘴里不停地喊，“走，走，咱走！”
大姐姐让爸爸按好我，不要乱动，说着就开始动手。我感到脚面上有点凉，随后便是针扎的剌痛感传过来。大姐姐说，“不行，血管太小。”妈妈让再试。过一会儿，大姐姐连连说，“不行，不行。”妈妈说，“不行，就打头吧。”
痛，一阵阵从脚面处传来，我拼命地哭着。爸爸看着我，心疼得面部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妈妈擦去我面颊上的泪水，说，“妞妞不哭，马上就好了。”
大姐姐又拿来一些消毒药棉。走过来看着我，半是生气地说，“没想到小姑娘力气真大，姐姐有些怕你了！”
这次，我依然哭得很凶，好在大姐姐顺利地找到了血管。没过多久，我也像别的小孩子那样，头上连了根管子，并包了许多白纱带。打点滴过程中，因为我的哭闹，爸爸对妈妈发了脾气，也对我发了脾气。我多少有些怕爸爸，好在妈妈在。只要有妈妈在，爸爸并不能怎么样我。
打点滴用去了两个多小时，从镇医院走出来的时候，我已记不得来时的路了。爸爸抱着我，妈妈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静悄悄地跟在爸爸身后。这时的大街上似乎热闹一些，几乎所有的店铺都亮着灯，敞开着门，等待顾客们的光临。我东瞧西瞅，发现许多店铺门口挂了一串串五颜六色的气球，有紫色的，像葡萄，还有红色和青色的，像苹果。而我没再闹着要气球，因为下午逛街时，爸爸给我买了一些，红的，黄的，绿的，兰的，甚是好看。现在口袋里还有一只呢。爸爸抱着我拐来拐去，没用多久，就回到了爸爸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