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实行责任制之前，村党支部书记想将他的小女儿许配我的大弟弟，那是大弟弟正在部队。书记找到我商量此事，我回答他，这婚姻大事，我的父母不能做主，我这个做哥哥的更不能做主，只要我的弟弟同意，我没有意见，书记很生气，以为我不给他面子。
到了分田到户时，书记正好在我们生产队负责分田，我的父母想得我家对面大畈的田，因为离家不到150米远，每丘田最小有五分，最大的有两亩多，田大好干活，少花时间。书记没有理睬我的父母，说是远近要搭配，结果分到我的叔父家的田全是对面的大田，只分给我家一丘一亩四的田，将最远的河冲连在一起的27丘田，面积2.75亩分到了我家，当时父母不想要，书记说：“现在没有多余的田，不想要就没有其他的田了。”
我回到家，父母将分田的事告诉我，我说是书记报复我家，当时大弟弟还没有同意娶书记的小女儿。“去种河冲田，有一里多路，每到收割时就得多跑路，是够累人的，这田不是固定不变的，以后会有机会调田的。”母亲见我这样说，很是气愤。
分田后两年，我分家了，父母为了报复我，将河冲其中21丘连在一起的田，面积1.65亩分给了我，我的妻子说我太软弱，田的丘数太多，锄田岸草，搭田岸费时，用牛干活很不方便，要我调田。我说：“算了吧，这是母亲有意整我，以后有机会再调田。”
我家的农活基本上是妻子干，因为我在学校，只有到了放假时才有时间。因超生第二胎，我被村干部赶回家了，先是开了一经销店，妻子不愿坐店，愿意干农活。
经销店开了两年，我接手了倒闭的村办加工厂，将经销店卖给别人，我们全家4人搬进了加工厂，这样既方便了自己，又方便了全村村民上门加工，真正做到了随时到随加工，不用他们找人。
接手加工厂的第二年，村两委决定将河冲的田全部抽出来种茶叶，我家的田就得调，村主任找我调田时与我商量，要将加工厂外面的一丘2亩的大田调给我家，离家不到100米远，妻子乐意接受。我笑着说：“河冲的田现在甩出去了。”
到了一九九四年，我的父亲逝世了，我的母亲一人守在老屋里，小弟在前一年搬出老屋新盖了房子，我和妻子决定搬回老屋，照料母亲。为了种田的方便，弟弟要将老屋门口的田要与我调换，加工厂门外的田田岸太高，野竹子太多，活难做，这丘田是在公路外边，通往小组的机耕路就在这丘田边经过，牛羊动不动钻进田里吃禾苗，难于管理，妻子同意调田。
与弟弟调换的水田怕旱，晴上三天田发裂，八年来，每年都要抽水灌田，不然就别想收稻子。妻子年年说不该与弟弟调田，很是后悔。
到了2002年，与我家相连的农田全部种茶叶，那些农户没有意见，愿将粮田变成茶田，收入是种粮的好几倍。
如今的茶田交给了弟弟种，妻子去了安徽，给小儿子照看孩子，我来到了浙江，在民工子弟学校工作，顺便给大儿子照看孩子。现在每月的收入两千多一点，比种茶强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