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篇好故事对不起，我的祖辈是纳粹喜欢看世间百态故事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
希特勒指定接班人戈林的侄孙女采取激进措施来应对祖上的罪行，她和兄弟都接受了绝育手术，以免生出“另一个恶魔”。
赖纳·胡斯还是个孩子时，母亲向他展示了一件传家宝。
母亲打开一个保险柜厚重的门，从里面拿出一些照片。他至今还记得，保险柜柜门上镶嵌着巨大的纳粹标志。从一张照片上，赖纳看到了小时候的父亲，在自家气势恢宏的宅院中，父亲和兄弟姐妹们在花园里玩耍。假如没有人告诉你，这座宅院在二战时期距离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仅有一箭之地，你也许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
赖纳的祖父名叫鲁道夫·胡斯（不是那位纳粹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赖纳的父亲在距离集中营150米的别墅中长大，他和兄弟姐妹们玩的玩具，便是集中营里的犯人制作的。摘了草莓后，赖纳的祖母会提醒孩子们，一定要洗干净，以免把粘在草莓上的集中营焚尸炉里飞出的骨灰吃下肚。
时至今日，赖纳仍然对照片中位于集中营深处的花园大门耿耿于怀——他称它为“地狱之门”。“这种负罪感真是难以解释，尽管并没有任何理由让我来承担这一切罪责，但我依然在承担它，深感愧疚。”赖纳说，“我对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给成千上万家庭造成的苦难感到惭愧。”
在赖纳看来，替祖父赎罪是他活下来的“惟一原因”。“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活下来呢？就是替祖父做他本该做的事情（赎罪）。我应该背负祖上的罪过，并尽力去承受这一切。”
他访遍德国的档案馆，搜集祖父当年的罪证，并上传到网上。在发掘家族犯下的滔天罪恶时，他曾两次突发心脏病，甚至自杀过两次。“我的祖父是一名刽子手，这一事实让我既难过又羞愧。不过我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闭上双眼，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这些举动让赖纳成为其他家族成员眼中的“叛徒”，他的父亲，兄弟和堂兄弟与他断绝了来往。在跟陌生人讲述祖父犯下的罪恶时，他常会遭遇不信任，“就好像我继承了祖父的罪恶似的”。
赖纳还是个孩子时，学校从不允许他和同学们一起去奥斯维辛，因为他姓“胡斯”。如今，赖纳已经45岁。再次看到父亲童年时的家，他崩溃了，不停地重复着一个词：“疯狂。”他说：“他们用别人的血汗钱修建了这一切，然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是太疯狂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游客中心，一位情绪失控的以色列女孩对赖纳说，他的祖父几乎杀害了她所有的家人。
赖纳说出他内心的负罪感后，名叫斯维卡的前奥斯维辛囚犯问他是否可以和自己握手。他们拥抱在了一起。斯维卡告诉赖纳，他对年轻人讲述这段历史时总会告诉他们，纳粹战犯的亲人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那些罪行并不是他们犯下的。
对赖纳而言，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得到那些屠杀幸存者的认同让人欣慰，”赖纳说，“你不再害怕与羞愧。”
像赖纳一样因为祖辈的罪行而感到困扰的，还有弗尔·卡特琳·希姆莱。
她的叔祖父海因里希·希姆莱是纳粹德国的重要人物，早年当过兵，办过养鸡场，后来逐渐取代戈林，成为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首脑，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得力帮凶，曾在东欧组建多个集中营。卡特琳的祖父和另一个叔祖父也是纳粹党徒。
“家族中出了这样的人是一个极大的心理负担，他和你的血缘关系如此之近，使你总感觉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卡特琳说。她为希姆莱兄弟写了《一个德国家族的历史》这本书，希望此书为“希姆莱”这个姓氏增加一点“正面形象”。卡特琳说她在写书时“尽可能不带有感情色彩，客观公正地批判祖上的罪行”，而她自己“没必要因与这个家族有血缘关系而羞愧”。
卡特琳觉得，纳粹战犯的后代似乎陷入了两个极端——大多数决定断绝与父母的关系，其他人则决定用自己的爱来洗刷家族中一切负面的东西。
在开始研究家族的过去之前，卡特琳和父亲的关系很好，但父亲对过去的事一直难以启齿。“当我认识到接受自己的祖母是纳粹成员这一事实有多难之后，才体会到了父亲的难处。”卡特琳说，“我爱她（祖母），后来却发现了她与老纳粹分子的往来信件，获知他们仍保持联系，她还给一个被判死刑的战犯邮寄过包裹。这让我感到恶心，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莫妮卡·赫尔维格是另外一个纳粹战犯后裔。对她来说，了解家族的过去是件困难的事。她的父亲阿蒙·葛斯因杀害成千上万犹太人而被审判时，她还是个婴儿。
葛斯是纳粹建在波兰的普拉绍夫集中营指挥官，他嗜血成性，据说曾亲手杀死500多名犹太人，每次杀人或命令手下杀人后，他的脸上都会露出“心满意足”的神色。
莫妮卡是母亲带大的，对于父亲，她只能通过家庭合影来了解。她对父亲的印象原本是美好的，“我总觉得普拉绍夫的犹太人和父亲就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
十多岁时，莫妮卡开始质疑这一想法，并向母亲刨根问底。母亲最终承认，她的父亲“可能杀过几个犹太人”。当她追问父亲到底杀了几个犹太人时，母亲“变得如同一个疯女人”，用一根电线抽打她。
莫妮卡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全部答案，后来她通过电影《辛德勒名单》了解了父亲犯下的恐怖罪行。离开影院后，莫妮卡眼前总是浮现出电影中一个让她感到万分难受的画面：清晨，父亲坐在阳台上，透过狙击枪的瞄准。镜监视下面干活的囚犯，谁若稍有迟钝，他便一枪将他打死。
希特勒指定接班人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戈林，觉得自己有必要采取激进的措施来应对祖上的罪行，她和兄弟都接受了绝育手术，以免生出“另一个恶魔”。贝蒂娜的父亲亨茨是戈林的亲侄子。亨茨在父亲过世后，被身为纳粹空军元帅的伯父戈林收养。
亨茨从来没有和贝蒂娜谈论过纳粹大屠杀，也从没谈起过叔叔戈林。贝蒂娜的祖母是个铁杆纳粹分子，对戈林十分崇拜。
“我们一起观看关于大屠杀，的纪录片时，祖母会高喊：‘那是在撒谎，根本没有这种事发生。’”贝蒂娜说。
现年54岁的贝蒂娜对祖上的罪恶厌恶至极。13岁时，为了切断与家族的联系，她曾数度离家出走。20多岁时，她曾3次精神失常，并远赴印度。30多年前。贝蒂娜移民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隐居。她说：“遥远的距离可以让我更容易应对家族的过去。”
对贝蒂娜来说，照镜子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她与叔祖父长得很像，每次照镜子都能让她“想起祖先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