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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背书功夫大小，与他的学问成就成正比，这个结论大体上是不会错的。
早年，章太炎在台湾做记者。一次与同学李书聊天，他自信地说：“在我所读的书中，95％的内容都可以背诵出来。”李书不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把自己读过的经书全搬了出来，想考倒他。不料，章太炎如数家珍，连哪一句出自哪本书的哪一页都丝毫不差，让李书佩服得五体投地。有这样的背功，章太炎后来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国学大师，想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1926年的一天下午，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请作家茅盾等人吃饭。酒至半酣，章锡琛说：“听说雁冰兄会背《红楼梦》，来一段怎么样？”茅盾表示同意。于是，作家郑振铎拿过书来点回目，茅盾随点随背，一口气背了半个多小时，竟无一字差错，同席者无不为他惊人的记忆力所折服。看来，茅盾名列“鲁郭茅巴老曹”，并非浪得虚名，且不说作品，单就人家这背功就少人可及，不服不行。
1933年9月，钱钟书在私立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兼做国文教员。当时，钱钟书和同事顾献梁同住一个房间。一天，他看见顾正在埋头钻研一本外国文学批评史，于是随便说了句“我以前也读过这本书，不知道现在是否记得其中的内容，你不妨抽出其中一段来考考我”。顾不信钱钟书有如此好的记忆力，于是专门挑出最难念的几段。而钱钟书却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十分流利地全部背了出来。钱钟书后来被誉为“文化昆仑”“民国第一才子”，就与他的过人背功不无关系。
大数学家苏步青背数学公式肯定是如数家珍，没想到背古文也是他的强项。他读小学的时候，天天背诵《左传》《唐诗三百首》。到毕业时，这两部书他已能背诵如流。刚进中学，老师不相信他能写出《读〈曹刿论战〉》一文，顺口举出一篇《子产不毁乡校》让他背。他一口气背完，说：“整部《左传》，我都可以背下来。”文理相通，互相促进，苏步青的成就又是一例。
也有一种观点说，背那么多东西没用，净浪费脑细胞，需要的时候去查一下，不就全有了。这话固然有理，但别忘了，如果没有查阅条件时，肚子更没有装上几十万字的东西，那可就抓瞎了。王勃的《滕王阁序》是即兴发挥，用了那么多典故、名言，他上哪去查啊？文天祥在牢里写成的《正气歌》，广征博引，洋洋洒洒，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和记忆，恐怕也是难成其事的。
背书还有一种特殊用处。资中筠在《冯友兰先生的“反刍”》一文中讲到一件事：冯友兰晚年失明以后，完全以口授的方式“吐”出其所学，继续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自己把这戏称为“反刍”。
陈寅恪先生也是如此，他55岁时失明，在以后的24年里，一直凭着以前熟背的东西在大学里传业授课，著书立说，成就斐然，令人敬仰。
还有唐代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后，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努力弘扬佛法，纠正日本佛经中的错漏，传播中国文化，并讲授医药知识。
试想，如果万一我们也双目失明，不能再阅读和查询，肚里还能有多少东西可以供我们驱使呢？经验告诉我们，会背的东西才真正是自己的东西。杜工部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破，一是弄懂，二是熟记。所以，民间也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说法，话糙理不糙。
博闻强记的背功从哪里来？靠过目成诵的天赋，这种人少之又少，如同凤毛麟角；再就是靠苦读苦背，“三更灯火五更鸡”，舍此没别的捷径可走。当然，背书不是死记硬背，还要融会贯通，灵活运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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