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手逻辑
冯波并不避讳商人这个名词。六间房创始人刘岩在北京大学读大四的时候就成了冯波的助手。上班第一天，冯波就对他讲：“刘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商人了。”这个北大数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听到这话心里却无比难受，“我是从北大毕业的，我是知识分子啊。”
冯波不以为意。“别人的生意卖的是萝卜白菜，你卖的是什么?卖的是股票，我们做的不是小生意，是大生意。你要记住一个基本的原则，做大生意，公平是最重要的。这个生意如果不公平，你会在其他地方把这个学费交回来的。”
具体到做投资，策源的态度也是如此。“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优秀的创业者，他们可选择余地大，他选择好多VC。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你身上有一种东西他愿意要。你老跟人家谈价钱，人家肯定不跟你谈;当然价钱要谈的，但光谈价钱不行的。这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
冯波和策源的信条是“做创业投资人的生活，最基本的现实就是错过。永恒的就是在不停地错过。抓住是偶然的，错过是必然的。”不必为错过而烦恼。
找人的方面，似乎策源的偏好是喜欢有个性的创业者，但底线是要“又红又专”。“红就是思想要正。在中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创业者，得是社会领袖，得带领很多人去打仗，打不好还要辞退员工，还不知要解决多少次税务搜查。”
策源曾非常看好一个细分的互联网领域，当时也投了一家起步不错的公司，原因是技术很牛，但团队的弱点是“只专不红”，以致被竞争对手后来居上。“虽然我们赚了不少钱，但是丧失了一大片战场，现在我望着那片战场心里就拔凉，没办法。”冯波的口头禅是，“错过是必然的，抓到才是偶然的。”
做早期投资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创业者承担更多，“这种帮忙无非就是穿针引线，找律师、会计帮忙。我们在也愿意在创业者身上花这些时间。到后来，他们跟大的资本市场接触越来越近，我们的价值就越来越少。”冯波把策源对创业者的这种帮助比作“活佛制”——“创业者很聪明，他们要的东西自己会拿，不想要的塞到嘴里都会吐出来。”现在赵维国和元野都有自己的项目管理列表，比如前者跑UCweb较多，后者则经常负责与凡客开会。
2005年至2011年是中国VC行业沸腾起来，很多VC都向后发展，基金规模扩大、团队扩充，上百人规模的基金不再是天方夜谭，投资是否可以当做现代化的工厂方式分解着来做，成为业界的新话题。但这样的游戏，不是策源追求的。在冯波眼里，创业投资不是一个金融产品，不能像罗马帝国一样去扩张。他定性为，这是一个小生意，不是什么大生意。
“房地产的价值在于地段、地段、地段，我们早期创业投资人的价值在于信念、信念、信念。”冯波认为，早期投资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实现与结晶。 “未来十年愿意不愿意花时间在这里?愿意不愿意花十年时间跟团队出生入死?对自己花自己最宝贵的十年时间在这里，你会后悔吗?不后悔，那你去做。”
冯波说有很多机会做其他事情，但不会做也没有心思做这个事情。“因为你看过一个公司可以从很小长到这么大，再干其他事情就没什么意思了。
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策源投资的一系列公司已经被整个互联网寄予厚望。从配角到主角，冯波给他们20年的时间。他习惯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主题：“我们投资的公司属于从县城刚来到北京，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来的，还有三分之二的路程没有走完。以前觉得这事(投资)很简单，做了那么多年决定以后，越来越觉得所有决定都是51比49。公司做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很难说什么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的决定，真的没有，高手过招就在一瞬间。最终任何事件都会被几件伟大的事情证明是正确的，一件或者两件。可能我们参与不到，别的创业投资人参与到，他们能赚钱也一样的。”
按照冯波的理解，现在是创业环境越来越好，投资环境越来越差;创业门槛越来越低，但成功门槛越来越高。“对很多人来说，创业就是人生经历，真正能赢的就那几个公司，这就像跑马拉松一样，最后只有三个人是能拿奖牌的，其他的人都是去锻炼的，”冯波说，“以前创业是为了致富，现在是实在没事儿干了出来做一件事情，我反对砸锅卖铁创业，所以要吸收天使投资人的钱。砸锅卖铁，好玩儿吗?”
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冯波路过长安街的一个地下通道，一位留着长发的年轻人正在唱国际歌，按照惯例，这位歌者的面前摆放着一个的袋子。冯波走过去，往那只盛满零钱的袋子里放入两千块钱。歌者当场就傻眼，那是个万元户得上报纸的年代。有人问他为什么。冯波答：“我要让这一代的年轻人知道，生命中是有奇迹的。”
冯波前传
冯波非常不愿提及自己的过往，认为时间太久，不值得说。但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从他曾经的同事以及他所投资的创业者那里，将他的一些片段串起。这些碎片，却是中国早期互联网和早期VC很珍贵的记忆。
1994年，冯波被硅谷著名投资银行Robertson Stephens派回中国。当时国内创投行业还是一张白纸。“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中国企业究竟值多少钱，但是我相信中国会有10亿美金的高科技企业诞生。”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当时的所谓高科技企业，绝对让人大跌眼镜。在冯波的记忆中，企业不懂使用PPT;亚信每位VP的发言都稀奇古怪，说什么的都有;冯波耐心地给企业讲什么叫DD。“别谈中国公司值多少钱，更别提商业模式，那完全是扯淡。”
跟创业者的沟通成本很高。冯波说，“当时我们差不多每天花半天的时间在新浪，半天在亚信，晚上打地铺，沟通内容没有界限。”直到这两家企业上市，尤其是新浪结构的发明，才启发了第一波中国互联网企业，形成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投资循环，同时给后来的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标杆。
“当时创业者的自信和冲劲还非常原始，像王志东和张朝阳，都很正，面对风险投资都诚惶诚恐。”冯波觉得，他们对风险投资人都怀有敬畏之心，充满感激。“在这以前，都是从银行借款或者给人打工，而VC是给你钱还不找你要利息，然后帮你打工，就赚你那么点儿股份，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启蒙者
但另外一面是远在海外的老外，也不了解中国。Robertson Stephens作为融资顾问时期，四通利方(新浪前身)还是个资不抵债的企业。当时冯波的一位同事说，“从财务上看，根本就不是个公司”。
这个案子前后折腾了好几年。终于有一天，冯波的美国同事看到了那个传说中的财务报表，先是震惊、随后拍桌子骂娘。这些投资经理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每回必坐头等舱，住中国大饭店的套房，在中国大饭店的行政楼办公。单是这笔打了水漂的开销，足以让这帮人回去被炒鱿鱼。
王志东也跳起来：“凭什么说我不好，我就是中国最好的软件公司，你用美国的价值观说什么财务报表，我不这么认为。你不愿意做，就算了。”
最后，冯波和他的美国同事们从中关村三小附近的四通利方办公室出来，那是1996年的初冬。他们站在现在海龙大厦门口的那个十字路口，没人出声。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像一个电影慢镜头：秋风贴着地面袭来，散落在地的树叶“哗”得一声被卷起来。众人竖起衣服领子，有人跟冯波说，“Bo，走吧，散了吧。我们回美国了。”
片刻沉默，冯波开口了，“你们都错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Deal(项目)，这公司都已经都成这样了，这小子还觉得自己这么好，这一定是个好公司。”
冯波先说服了当时在艾芬豪风险基金的哥哥冯涛。“中国做软件开发最牛的人都在这里了，你投了他们，基本上中国IT的半壁江山就在我们手里了。”波对涛说。1997年，在Robertson Stephens的牵头下，艾芬豪与华登给四通利方投资600万美元，代表艾芬豪担任四通利方第一个外部董事的就是冯涛。
在Robertson Stephens期间，另外一个重要的案子是亚信。1997年12月，Warburg Pincus、Chinavest、Fidelity三家投资公司向亚信注入了1800万美元风险投资。但冯波在投资后，加入Chinavest，成为它驻中国的首席代表，正式投身VC界。转型的原因也很简单，冯波说：“我是有史以来投行招的最赔钱的一个Banker，”付出的时间成本与回报不成正比，他们从这笔融资服务中只拿走几十万美金的服务费。“所有的工作，只能通过做投资赚回来，否则就不值得。”
1999年冯波在上海创办了成为。但他和团队并不太能适应上海。“上海的创业者强调销售和管理能力，并不是以产品理念为导向。”2003年回到北京，此后冯波便淡出圈子一段时间，去过几次西藏，静下心来思考。他没说自己的结论是什么，只是于2005年，在北京秦老胡同35号，他与赵维国等创办了策源，开创了自己的早期VC。
导师
六间房创始人刘岩说，九十年代中后期，给冯波做助手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过得最黑暗的时候。”
1996年，刘岩正在北大数学系读大四，同时还是学生会的体育部长。在那个年代的大学，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快毕业的时候，朋友把他介绍给了冯波。那时冯波正在开拓Robertson Stephens在华的投资银行业务，他刚刚把不满意的助手辞退。
冯波给刘岩开出的月薪是400美金，当时刘岩身边同学每月都是400块人民币。刘岩很兴奋，每天西装革履，出门都是五星级酒店，偶尔还荣升头等舱。得意十足地回家说，“妈，我是从上海坐头等舱回来的。”
享受如此梦幻般的待遇固然是一件好事，但跟每天回来都被老板大骂“没用”比起来，就不足挂齿了：“你连酒店都订不好，真没用”;“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拿这个钱不觉得心虚吗?”
“我自己也觉得真没用”，刘岩坐在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里，重新回忆那段历史，他觉得，“冯波当时是很想培养我，他想先打碎我，再重建。但我当时不明白。”
如果说冯波曾是刘岩的老板和导师，冯波的人生导师则可以算是Robertson Stephens的创始人Sandy。据说冯波第一次去老先生那里面试，双方一共才问了三个问题。Sandy问：你的优势是什么?冯波思索片刻：我要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他们去中国就好比盲人摸象，有人说鼻子长，有人说大腿粗，我能看到整只大象，我能给你你想要的部分。Sandy点点头，问：”你有什么问题?”冯波问：”这里早上几点上班?”五分钟的面试，决定了冯波一生的职业方向。
就像古老瑞士钟表行的师徒关系，Sandy很花心思地培养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年轻人。当然，也非常严格。冯波在飞机上把领带放松点，老先生都会过来调正，“你是个职业的Banker。”假如问冯波曾经从Sandy身上学到了什么，他会告诉你，“还没学会，除了尊重创业者这一点，其他都还没学到。”
遇到Sandy之前，冯波聪明，但很捣蛋。去美国学的是导演专业，每逢哲学课必然迟到。有一次老师怒了，问他怎么总是迟到。他非常狡猾地向老师抱怨，“萨特的小说《恶心》里面的那个小伙子，每天早晨面对响铃的闹钟都思考，为什么我要回答这个闹钟?如果不起来，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都是因为老师你介绍了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让我有这种反抗和矛盾，所以我每天都起不来。”
老师大喜，“你把哲学用到了极致，这门课给你个A!”
尊重创业者
冯波第一次见杨勃的时候，两人谈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因为某些具体问题争执起来，冯波说了几句重话。杨勃心想，你是谁啊。冯波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但怎么打电话，杨勃也不接。冯波事后自己调侃道“以前做VC，听不懂就批评人家。”这是冯波的风格。他初次去见LP，被评价，“完全不是普通GP的风格，说话很直率。”
但是杨勃认为，冯波只是表面强势，实际上内心非常尊重他所认可的创业者。据说，冯波飞机上长时间盯着儿子的照片会掩面流泪。
另外一个佐证是，据一位成功的创业者回忆，2006年年初农历腊月二十九，冯波为了继续跟他谈融资条款，当场退掉了前往美国的飞机票，这名创业者激动之余签下投资条款清单，尔后却反悔将公司卖个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上海公司。而冯波回忆这些往事只一句：“做生意要看缘分”。
真心尊重创业者，或许是冯波从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任老板Sandy身上学到的。这位Robertson Stephens的创始人，不管是早上5点还是半夜12点，只要有创业者来访，老先生永远笑脸接待。
就在接受《创业邦》专访的前两天，冯波听潘石屹讲了一个故事。1995年，潘开车带着刘亚东(亚信创始人之一)去美国拜访华登，结果刘亚东的车居然在半道上开不上去，一溜到底。然后就看见一名中国男子满头大汗地跑步爬坡上来。
“每个创业者都在经历这种人生。我们看见创业者的沉浮，看见他们赚第一桶金，看见这些大亨们从身无分文到现在的位置。所以要尊重创业者。”冯波说。
采访/方浩翟文婷-文/翟文婷摄影/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