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着有散文集《翦拂集》、《大荒集》，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朱门》，学术论着《语言学论书》等。
这在女人的本分中，实属无可非议。女人是“贤妻良母”。她既忠贞，又柔顺，而常为贤良的母亲，亦且她是出于天性的贞洁的，一切不幸的扰攘，责任都属于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个女人夹在里头。
爱神，既支配着整个世界，一定也支配着中国。有几位欧美游历家曾冒昧发表意见谓：在中国，吾人觉得性之抑制，反较西洋为轻，盖因中国能更坦直地宽容人生之性的关系。科学家厄力斯（Ha一velock
Ellis）说过：现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围着男子，一方面却跟随以最大的性的压迫。在某种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压迫在中国都较为减少。但这仅是真情的片面。坦率的性的优容只适用于男子而不适用于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压迫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冯小青的一生。她生活于恰当莎翁创作其杰作的时候（一五九五～一六一二），因为嫁充侧室，被其凶悍的大妇禁闭于西湖别墅，不许与丈夫谋一面。因而她养成了那种自身恋爱的畸形现象。她往往乐于驻足池旁以观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当其香消玉殒之前，她描绘了三幅自身的画像，常焚香献祭以寄其不胜自怜之慨。偶尔从她的老妈子手中遗留下来残存的几篇小诗，看出她具有相当作诗的天才。
反之，男子实不甚受性的压迫，尤其那些较为富裕的阶级。大多数着名的学者像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一院，或将妓一女娶归，纳为小妾，固堂而皇之，勿容讳言。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一流艳一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致慰藉，都假妓一院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便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
中国娼妓之风一流的、文学的、音乐的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需乎过事渲染。因为由男人想来，上等家庭的妇女而玩弄丝竹，如非正当，盖恐有伤她们的德行，亦不宜文学程度太高，太高的文学情绪同样会破坏道德；至于绘图吟诗，虽亦很少鼓励，然他们却绝不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乘机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须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遂益使文人趋集秦淮河畔。每当夏夜风清，黑的天幕把这污浊的秦淮河转化成威尼斯运河，他们静坐于大篷船中，听着那些来来去去的灯船上的姑娘唱着热情的小调儿。
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遂多寻访这种艺妓，她们大都挟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在这些天资颖慧、才艺双全的艺妓中——尤以明代为盛——当推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最为一般所爱悦，她后来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在唐代，则以苏小小领袖群芳，她的香冢至今立于西子湖畔，为名胜之一，每年一骚一人游客，凭吊其旁者，络绎不绝。至其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亦复匪鲜。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李自成陷北京，掳之以去，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谋夺还陈圆圆，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竟断送了明祚而树立了满清统治权。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吾人又可观李香君之史迹，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多少须眉男子。她所具的政治节操，比之今日的许多男子革命家为坚贞。盖当时她的爱人迫于搜捕之急，亡命逸出南京，她遂闭门谢客，不复与外界往来，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强征之侑酒，并迫令她歌唱，香君即席做成讽刺歌，语多侵及在席的权贵，把他们骂为阉竖的养子，盖此辈都为她爱人的政敌。正气凛然，虽弱女子可不畏强权，然岂非愧煞须眉？此等女子所写的诗，颇有流传至今者。中国才女之史迹，可窥见其一部于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名名妓的身世中。
青一楼妓一女适应着许多男性的求爱的、罗曼斯的需要，盖许多男子在婚前的青年时代错过了这样风一流的机会。我用“求爱”这个字眼是曾经熟思的，因为青一楼妓一女不同于一般普通放荡的卖一婬一妇也。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这样在中国等同于尊重妇女之道。有一部专事描写近代青一楼艳一事的小说叫做《九尾龟》，告诉我们许多男性追求那看来很容易到手的姑娘，往往经年累月，花费了三千四千银子，始得一亲芳泽。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为妇女遮藏时代始有之现象。然男人们在别处既无法追寻异性伴侣，一尝风一流的罗曼斯况味，则此等情形亦属事理之常。男子对于结一交一异性既无经验，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黄脸婆子的絮聒，始乃颇想尝尝西洋人在婚前所经历的所谓“罗曼斯”的滋味。这样的人见了一个颇觉中意的妇女，不由打动心坎，发生类乎恋爱的一股感觉。青一楼女子经验既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贴贴。这便是中国很正当而通行的一种求爱方法了。
有时，一种真实的罗曼斯也会发生，有似欧美人士之与情一妇恋爱者。如董小宛与冒辟疆之结合经过，自从其初次会见之艰难以至其时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读来固无殊其他一般之罗曼斯也。罗曼斯之结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则长斋礼佛，终其生于寺院中；顾横波、柳如是则享受其贵妇生活于显宦家庭中，为后世所艳羡。
妓一女是以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一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一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一女而守节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一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一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一女比之家庭妇女则比较上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一习一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惟一的自一由女性。妓一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决于她的妆闼之中。
妓一女的归宿，总无非是嫁作小妾，或则做人外室情一妇，像上面所提过的几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历史的久远，殆不亚于中国自身之年龄。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问题，亦与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并兴。倘尚遇婚姻不如意，东方人转入青一楼北里，或娶妾以谋出路；西洋人的解决方法则为找一情一妇，或则偶尔干干越礼行为。两方社会行为的形态不同，然其基本关键则不谋而合。其差异之由来，则出于社会态度，尤其妇女界本身对待此等行为之态度。中国人之娶妾，如经公众之容认而为堂皇之行为，在西洋则有耻言姘妇之一习一俗。
坚持以男性为中心的嗣续观念，亦为鼓励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国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产男孩子，真会自动要求丈夫纳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这一个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欧美之离婚事件。结婚和离婚为最困难的社会问题，至今犹无人能解决之，人类的智慧上还没有发明过完全解决的办法，除非如天主教的办法可算是一种解决之道，它盖整个儿否认此种问题之存在。吾人所可断言者，即婚姻为妇女惟一之保障，无论何时，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为女性，不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滥施恋爱。在性的关系中，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为性的平等这一个名词，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为种族之延续而已。所谓现代婚姻，男女双方以五十比五十为基本原则者，生产了小孩以后，实际总成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倘今有一个妇人当双方爱情冷淡时真肯诙谐地解除男人之束缚，则四十岁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个离了婚的四十岁老妇人且为生过三个孩子的母亲者不能享受。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种概念，可资以辩论娶妾制度。中国人把婚姻看作一个家庭的事务，倘婚姻不顺利，他们准许娶妾，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为一社会的单位。欧美人则反乎是，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斯底情感的事务，是以准许离婚，可是这一来，拆散了社会单位。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荣的首领，围绕于儿孙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在欧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敲一笔巨额生活费，走出了家庭，多半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仍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者的比较幸福呢，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哑谜。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有西方姊妹们之独立精神时，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物，失掉了社会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
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照我看来，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一居。在过去，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爱他，因服顺自动地愿充偏房之选，并甘心谦下地服侍大妇。而现在则各不相让，彼此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这在现代女子看来，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这是摩登的、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让她们干下去好了，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年轻貌美的女人，自然在她们的二同性斗争中会获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我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
当然，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喀来尔（Thomas
Carlyle）和爱诺尔文字的学者，他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他说：“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这一个比喻的最好的答辩莫如《金一瓶梅》中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潘金莲当然不是无意义地说这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