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一四六、晋升副主任医师1992年职称晋升，我和同班同学潘书记、孙副书记、内科副主任孙仲*、外科芮祥*以及海医60级的放射科陈国*等等一大批人参加考试。当时，病理科医师蒋舒*因为想要把我的《三位码病理资料微机管理系统》软盘给他父亲单位联合搞创收，我没有同意，他就甩“病假”不上班了。王秀*调医教科，李*鸣被教卫处借用，翁敏*病退，季*挣大钱去了。科内医师只剩我、袁*和新调来的上海第一医科大学法医系1992年毕业生陶*（六年制）。我要进行日常病理工作和行政工作，还要带教陶*、应对医院上等达标工作、搞自己的课题、撰写论文，现在又要复习英语应付考试。在403医院20年我有27篇论文；在纺一医院4年我有26篇论文。晋升副高只需一篇论文。英语复习的内容是原版Anderson和Kissane着的《Pathology》，16开本2148页，上下册厚12厘米。假如用6个月看完它，每天要看12页。这不是折腾人吗？有些人为了晋升，主要精力是英语复习，其它事情都让路。我无法做到。为了说服蒋舒*上班，我去杨浦区家访。他妻子李莲*医生美丽贤惠，在杨浦区中心医院B超室工作，业务技术很好。他女儿聪明伶俐，学习优秀。1988年10月17日，因为我患肾结石，蒋舒*热情推荐我去杨浦区中心医院做B超，因为上海的B超权威周永昌每周一次在杨浦区中心医院带教。周永昌亲自给我做了B超，肾结石已经排一出，胆囊有息肉。我对李医生说：“蒋舒*说您的B超技术的启蒙老师是他。”李医生说：“他就会吹。他没有学过B超，怎幺教我？”李医生是上海学习B超诊断很早的一批医生。蒋舒*说李莲*的姓名谐音是“拎拎清”，因为她“拎不清”。其实“拎不清”的是他蒋舒*自己。多幺好的妻子和女儿，蒋舒*却与纺一医院中心实验室的小姑娘**搞婚外恋。**又矮又丑，曾经做整容，还是很难看，外号“歪弯头”。她崇拜蒋舒*聪明英俊，整天死皮赖脸地跟着他转。他们两个人住家很近，每天上下班一起骑自行车，同出同进，真是“小白脸难过丑女关”。后来他夫妻如何结局，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李莲*知道了此事，她是“拎得清”的人。有这样的贤妻良母还不知足，不知蒋舒*是怎幺想的。这种丑女是狗皮膏，贴上后撕下来难，因为她已经霍出来了，赖上了，就不怕舆论，而且希望越多人知道越好，目的就是要拆散蒋舒*的婚姻，取而代之。我的家访不起作用，只能白天拼命工作，晚上在家复习英语了。我到福州路外文书店买了上下册原版Anderson和Kissane着的《Pathology》(病理学)，天天看到深夜。这一年我的工作压力大，自己烧伤，还要处理儿子的事情，时间实在太紧。英语考试终于来临。两个小时考试，一大段“软组织肿瘤”，一段“基础病理学”，还好，考了80多分。其实，1992年7月我参加CSiAM-医学数学分会成立暨学术交流大会的是英文论文《FUZZYPATTERNDiSCERNMENTOFOVARiANMUCiNOUSCYSTADENO-TUMORS》，有论文证书。全文用英文打字机打印，16K纸8页（另附英文摘要）。文章送范副院长审查时基本没有改动。他说我英文过关了。1992年底，公布晋升副主任医师的名单有我。但是我的身体已经极度疲劳，差一点车祸死亡。一四七、车轮下逃生晋升副主任医师后，沈铭昌教授提出辞去顾问。我的每天工作压力更大，身体素质极度下降。每天早晨与傍晚骑自行车各20分钟，路上要上下很高的新泾港大桥。这座桥是普陀区和长宁区的重要交通枢纽，车辆非常多。有一天下班，我在216路终点站骑上自行车，刚左转弯，见到同楼隔壁门洞邻居老储的丈夫在前面骑自行车。我就大声喊他“喂！”，希望他与我一起作伴。这样，路上20分钟就会轻松一些。因为老储善于交际，大家都认识，她丈夫沉默寡言，只是面熟，所以我只知道老储，不知道她丈夫姓曹。我就加速追他。谁知道，前面突然发生停车，老曹急刹车，我前轮撞在他后轮上，向右倒地，滚进一辆载重卡车底下。而老曹并不知道我喊他，也不知道我倒地，继续骑车走了。载重卡车当时也急刹车停在那里。我赶紧从卡车底下爬出来。自行车还在卡车底下，放在前车筐内的背包滚在旁边。我刚刚爬出来，载重卡车就启动，从自行车、背包上压过去。自行车的后轮被压瓢了，背包里的饭盒被压扁了。假如我爬出来晚一点，就会和自行车一样被载重卡车压扁了。我目瞪口呆，看着一辆一辆车从我的自行车、背包上压过去。这也要怪我的自行车是飞鸽男式28英寸，在大连用自行车票买的。当时上海买自行车也要票，我就在转业时带回上海了。我个子仅1.65米，骑28寸男式自行车上下车很不方便。假如是26英寸男式自行车或者26英寸女式自行车，我不会倒地滚进载重卡车底下。等到没有车了，我扛起自行车，拿起背包到附近找修自行车的摊位。一个江苏摊主答应修理。因为我以前经常在他那儿补胎打气，有一点熟悉，于是就聊了起来。当他知道我是纺一医院科主任时，就提出，他外甥女怀孕了，想作人工流产，求我帮忙。我一口答应，提起刚才差一点压死，我想卖掉飞鸽28英寸自行车。他说帮我修好，再重新刷油漆能卖70元。我说，去掉你的手工费，余下的给我，帮我卖一辆旧的26英寸男式自行车。他也一口答应。这辆飞鸽28英寸自行车从1981年起为我服务10年多，真有点舍不得，但是为了安全只能卖掉了。我还记得，1989年“六·四”事件上海没有公交车。我正好从青岛开会回上海。重庆医科大学数学教研室主任曾照芳副教授与我同坐海轮到上海时，我们从公平路码头走到十六铺。我把她送上去重庆的江轮，步行回北新泾。此后几天，我都是骑这辆自行车上下班，度过困难的里程。当时医院有规定，路远的职工可以不上班。但是我放不下病人，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单程就是两个小时。我还是七点上班不变，回家时19:30。在纺一医院工作五年多，我只迟到过一次。那天坐上216路车，我不知道它光新路不停。到了光新路时我才知道，真想从窗户跳下去，但是售票员不让。公交车又遇到火车，停了很久。到交通路站下车坐回头车，狂奔到医院时已经过了三分钟。我到医教科向蒋兆芬科长说明情况，她说：“你的劳动纪律我清楚，天天提早一小时上班。没有事了，快去科室工作吧。”现在自行车坏了，三天内我只能步行去坐216路车，早上起得更早。三天后，他给了我一辆七成新的26英寸男式永久自行车，我一直用到退休。退休后，这辆自行车一直不骑，也没有放进车库，因为车库收费，一年就可买一辆新车。我的旧车被小区居委会扔进了公安局废车场。2011年，我参加平安保险公司的老客户座谈会，遇到老储夫妻俩个。老储对他丈夫讲，那一年老陈追你自行车，前轮撞在你后轮上，倒地后滚进一辆载重卡车底下差一点丧命。他丈夫说，从来不知道有这件事。我才知道她丈夫姓曹。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好几次死里逃生，却从来没有什幺后福。这是我正方形性格导致的，只能怪我自己。（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