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先生奋斗且光辉的一生，以其对文化、对人生、对社会、对中国的独立特行的思索与笔耕，激励着鞭策着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我对先生的景仰与推崇，要从我读大二开始，有好几个晚自习，我从校书馆借来《鲁迅全集》，贪婪地翻阅，渐渐地我从先生的字里行间发现先生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是一个只会舞着“匕首”与“投一枪一”与敌人战斗的人。先生很多或简或繁，或怒或喜，或忧或叹，或思或想的文字，无不洋溢着实实在在的男人情怀。
先看看先生的亲情吧。1900年1月26日，先生由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南京矿路学堂回家过年，2月19日返校后写了三首与弟弟周作人惜别的诗，其中之一为“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1901年四月初，先生又写诗向周作人诉说离别之苦：“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尽管后期与周作人人生观世界观背道而驰，但在当时年轻的先生因为谋生而奔波在外，想念手足之情确是无遮无掩。
1932年3月20日夜，在致母亲鲁瑞的信中先生说海婴疹子已无妨碍，海婴“所说之话亦更多，大抵为绍兴话，且喜吃咸，如霉豆腐，盐菜之类。现已大抵吃饭及粥，牛乳只吃两回矣。”1933年12月19日再致母亲信中说：“海婴仍不读书，专在家里捣乱，拆破玩具，但比上半年懂事得多，且较为听话了。”一个儿子对母亲所关心孙子情况的详细叙说，令母亲宽慰而安心，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细心与一舔一犊之形象跃然纸上。
先生早期的爱情夭折了，四十岁以后却迎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1925年3月，先生与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开始了书信往来，双方很快都进入了热恋状态，这时先生已是人过中年了。先生写到：“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幺样的人了，我可以爱！”在好多两地书中，先生屡屡称许广平为“乖姑、小刺猬、小莲蓬”，可见之亲一昵。在更多的书信中，两人均是在信中对社会对人生问题做严肃的探讨。许广平说：“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先生唯一一篇爱情小说《伤逝》，主人公涓生与子君，以浪漫的恋爱开始，以残酷的现实、悲剧的婚姻结束。用涓生事后反省时的话说，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可是他们为了单纯的爱、盲目的爱，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都疏忽了，一个在抑郁中死去，一个则剩下了无穷无尽的悔恨和悲痛，独自在寂寞中品味着历历往事。
可以看出先生对爱情与生活的态度始终是热烈的是理智的是冷静的是成熟的。
同样把友情也看得很重的先生，在许多交友情节上也为我们提一供了趣味与佳话。
1930年1月8日先生在致郁达夫、王映霞夫妇的信中说令郎的诞生已经有四十多天了，“然而祝意是还想表表的，奉上粗品两种，算是补祝弥月的菲敬。”可见先生对朋友的家事是很关心的，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礼节，礼尚往来，先生一点也不马虎。
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7月，先生曾三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上海的寓所躲避白色恐怖。1933年3月，先生来到瞿秋白的新居看望并送给瞿秋白一盆堇花，以作乔迁之贺礼，并书赠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此时先生早已将瞿秋白作为可照肝胆可倾肺腑的朋友和同志了。瞿秋白非常珍惜和先生的友情，以至在身陷囹圄、生死攸关之际，还时常回忆这段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编者之一的刘半农，也曾是先生的一位朋友。初始与先生交往时刘半农与先生是共同战斗的朋友，后来他思想日趋保守，与先生渐行渐远了。刘半农死后，先生在1934年8月1日《忆刘半农君》中追忆与刘半农的合与分，该文写得既有感情又有分寸，私交公谊两个方面均照顾到了，先生提出了自己论人论事的标准，首先是看怎样“于中国更为有益”，而非一般人对不能志同道合者的怀疑与贬低，猜测与谩骂，显示了一个品德高尚、人格纯净者所具备的胸怀与气度。
先生是个伟人，但先生首先是个男人，他在“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人生边上，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刀光剑影背后，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真情先生形象。对待亲情他温一存而又细致，对待爱情他热烈而又冷静，对待友情他厚重而又理性，于国于家于人于己，先生这辈子堪称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