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无论在中国人的生活上或艺术上，都是个好的形容词。它的含义是闲散，清雅和飘逸。究竟什幺时候它就被用作代表一种美的观念，我们没有完备的词典，一时很难查出；大概说来，它被人们热烈的提倡、崇拜，是开始在魏晋时代。在当时，它是以反抗礼教与权臣高一压而出现，和清谈有着同样的意义。虽然清谈受老庄的影响最大，潇洒是由于五石散的服用，但清谈之祖也就是最先服用五石散的何晏，这就明白的告诉我们二者的关系了。
据鲁迅先生的研究，五石散几乎等于清末的鸦片，成了一种很普遍的嗜好。服了五石散以后，须吃冷食，喝热酒，并以冷水浇身和出外散步。服五石散的人，因皮肤易于擦破，便不穿鞋而穿屐；因身上发一热，便宽衣缓带。至于服了五石散的人是否就清瘦起来，鲁迅先生虽没有说明，但想来是不会不清瘦的。人一清瘦了，再宽衣缓带起来，又不参加筋一肉劳作，于是就自然潇洒了。所以提到“潇洒”二字，我们便不由的联想到隐士，诗人，和魏晋人物来。鲁迅先生说魏晋时服五石散的都不是穷人；其实不惟不是穷人，连商人也同样不配。因为过去的文化是封建地主的文化，大腹商人被认做恶浊俗物，讲潇洒的只是封建地主阶级，尤其是由这阶级出身的士大夫之流。
潇洒不仅以反抗的姿态在历史上出现，并且直接与封建的身分观念相关联，也和封建地主的物质生活密切的结合着。在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生活是闲散的，且以参加筋一肉劳作为有失一身分，比如养长指甲，和男人的包脚，穿长衫，都是要表示他自已是有闲的，有身分的人。生活规定习尚，习尚影响美的观念，于是在那时，一切闲散的嗜好，如品茗，养鸟，赋诗，以及琴、棋、书、画之类，都成为高雅的了。在绘画上，山水画特别发达，又被人重视，便表现了人们对于潇洒生活的向往。山水画是地主阶级对于闲散欲求的扩展，希望摆脱扰攘的尘寰，到山林里边与清风明月共处。他们又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竹子就成为潇洒的代表；可怜的渔夫樵子也都是美的诗画题材了。
在音乐方面，我们看见在历史上清唱与箫板之特别流行。中国音乐以缠一绵和清雅为正宗，一方面是由于地主与士大夫生活之优美关系，一方面不能不是受爱潇洒观念的影响。唐朝人歌七言绝句，旗亭画壁的故事，千古令人神往。至于提到宋朝人歌诗时，我们便马上会想到月明之夜，诗人们携妓泛舟，和“小红低唱我吹一箫”的情景来。宋以后，散曲取代了词的地位。但它也以缠一绵清雅为主，多是文静细曲，唱时没有锣鼓和科白，所以又叫做清曲。最讲究潇洒的袁中郎在《虎丘记》上说：“比至夜深，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坊，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这是多幺的清雅！
潇洒表现在文学上，是冲淡和性灵两种风格相结合。本来二者原是互相关联，很难单独分开。在历史上，这二者都有着反抗的意义。陶渊明和袁中郎，都是当时文艺上的叛徒。在陶渊明时代，宫廷文人把文学领到一条死路上去，徒有华丽的躯壳而没有灵魂。在袁中郎时代，摹古之风特盛，文人作文，也忘掉了还有个自我存在。因此陶渊明和袁中郎都尽力的追求自然。自然有二：一是风物上的自然，一是人性上的自然。偏于风物上的自然，便多表现山水田园的爱好。偏于人性上的自然，便反对摹古与无谓的规律。二者结合起来，便是现实桎梏的解脱，便是潇洒之极致。
但潇洒虽是一个好的名词，却不能忘掉它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它的拥护者是封建地主阶级与由此阶级出身的士大夫之流。现在适应它的社会条件已经崩溃，如果再来提倡，就不会得到多数人的同情了。